基于空间紧凑发展内涵，构建综合指数模型，分析2005—2020年上海空间紧凑度的演变特征并与国内外城市进行比较，进一步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形态结构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 空间紧凑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式分布特征，中心城区普遍趋于稳定，外围城区增长较快，且与其他同类城市比较处于高紧凑发展水平；但受政策及规划影响，紧凑度分指标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② 城市密度与空间紧凑度呈倒“U”型关系，功能混合度和用地形态与空间紧凑度呈近线性关系，且城市密度与之关联性最强。③ 整体上城市密度和功能混合度均对空间紧凑发展产生促进效应，而用地形态表现出抑制效应；分区尺度上形态、功能和密度要素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④ 通过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的差异性空间结构调整，控制国土空间规划形态结构指标来提升城市紧凑发展水平。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② 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③ 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④ 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⑤ 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在核心–边缘理论的框架下，基于“极化”与“扩散”的研究视角，以蚌埠为例，对其从省域核心城市到边缘城市的变迁进程、阶段特征及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 交通、工业、创新3个维度核心地位的建立是蚌埠“核心”崛起的动力来源与表征，遵循了“核心”形成的理论路径；② 城市的边缘化主要表现为战略、交通地位下降以及工业、创新维度的“核心”竞争力下滑；③ “核心”的边缘化以及“边缘”锁定的动因源于政策的倾斜与市场经济自发的不均衡性，其中政策力量起主导作用；同时边缘化与城市收缩的不断累积形成负向反馈，削弱了“核心”的扩散效应；④ 创新提出“核心”逆向演替的本土化理论解释，即政策力量成为核心–边缘结构的主导机制，能够强化“核心”的极化作用并引导“核心”发挥扩散效应，但市场机制对于扩散效应的具体实施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单元，对民族自治区语境下收缩城镇的发展特征、形成机理与响应模式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证验证。结果表明：①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有62.5%的城镇被诊断为收缩城镇，但整个自治州并未被诊断为收缩城市，被识别的5个收缩城镇在产业发展、人口结构、经济理念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② 收缩城镇的形成是中圈功能关联区（整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的空间分异“驱动”主导、内圈收缩城镇自身发展转型“挤出”＋外圈外部性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外部环境）空间关联“拉动”辅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收缩城镇规划响应的路径设计为“加强与中圈功能关联区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夜间灯光数据为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但其具体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GIS及遥感技术，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数据进行校正获取1992―2018年蒙古国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夜间灯光数据对欠发达国家研究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蒙古国夜间灯光在首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呈现“中北部集中，铁路沿线增长较快”的空间格局；灯光总值在2010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表明电力供应实现快速、稳定增长。② 空间尺度越大，夜间灯光数据适用性越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估算精度越高；在同一省级尺度上，只有当城镇化率大于30%并且人口未大量流失时夜间灯光数据才与人口数量有正相关性，否则呈负相关或不相关。③ NPP/VIIRS监测到的定居点数量多于DMSP/OLS，稳定的电力供应是定居点是否被监测到的关键。
基于理论著作和其他文献，分析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和交叉，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在制度研究上有交叉；政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重视“过程”或“演化”研究；政治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学在人与组织关系上有共同之处；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注重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与经济演化的关系，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它们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形成交错。各学派的核心特征为：政治经济地理聚焦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地理过程，制度经济地理学研究特定地域制度塑造或制约经济行为及经济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演化，关系经济地理学注重形成经济景观的各相关因素的关联作用。这些学派弥补了经济地理学规范分析的一些不足，同时在普遍规律研究上有明显缺陷。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建设在鼓励学术观点争鸣的同时，应注意兼顾现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一般性。
以大理的生活方式移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诠释学分析，基于移民群体自身探究了“生活方式”的内涵。研究发现：① 生活方式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概念系统；② 生活方式移民流动实践中体现的关键动机是“变革”；③ 伴随着空间转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移民的生活方式变革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生活目标的转向、活动秩序的重塑和人际交往规则的变化；④ 变革既包括生活方式移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包括整个移民迁入社区的演化。大理社区因生活方式移民汇入而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事务体系和社群体系。本研究为理解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搭建一个从动机到实践、从个体到群体的阐释框架，展现了移民这一典型流动性群体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图景，为迁入地的美好生活家园建设提供新角度。
测度区域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综合特征及分区是当前乃至今后中国应急管理提高预判性与可操作性面临的重大课题。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和风险概念，集成可能性、危害性、脆弱性等风险要素，尝试构建了用于区域风险综合评估的PHV集成模型（Possibility, harmfulness, vulnerability integrated model），同时，依评价指标引导，构建“新闻+空间+统计”的多源数据接口，在公里网格尺度，测算了多灾种叠加的风险可能性、危害性、脆弱性和综合风险水平，并以内蒙古阿拉善盟为案例检验。结果显示：① 模型以灾害事件发生概率做灾害事件综合的权重，将风险损失纳入危害性指数测算，识别风险易发地并纳入可能性指数测算，克服了以往研究权重设置不合理、灾害影响程度量化途径单一的“瓶颈”；② PHV模型和多源数据的方法，可以实现大尺度区域灾害数据缺失情况下的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具有一定的应用推广价值。
城乡要素高速交互流动已成为影响现代乡村文化发展的新时空现象。立足重新认知并诠释多要素交互作用下中国乡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聚焦城郊融合型村庄的公共文化空间多元形式与载体功能，以河南省舞阳县柴庄村为例，结合遥感影像与调查访谈结果，深度剖析其公共文化空间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柴庄村的公共文化空间经历了“村民自组织→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结构演变过程和“传统时期的供不适需→转型时期的以供适需→新时期的供需契合”的模式演变过程。② 柴庄村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类型偏好与占比、村民的公共文化活动时间分配在城乡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均发生了改变。③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变是村民文化需求等内在需求力和政策、市场等外在供给力以及生活结构改变等潜在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背景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其机制既能拓展乡村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也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需求。
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手机信令时序数据挖掘与解析居民迁居行为，结合服务设施POI（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商业服务设施（餐饮、生活性服务、购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和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不同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程度不同，且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商业服务设施中，餐饮对居民迁居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性服务和购物设施；近郊区商业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大于中心城区，且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③ 公共服务设施中，医疗设施相较于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更大；且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高于近郊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将碳排放纳入到效率测算框架，对2007—2019年中国四大肉牛优势主产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各主产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 外部因素与随机干扰会对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测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能够使测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中国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水平不高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中原>东北>西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规模化程度低、生产要素利用率不高是导致目前中国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GML）偏低的主要原因，养殖技术支撑不足也造成了碳排放效率的损失。④ 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存在聚集效应，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研究期内高?高集聚区从中原主产区转移至辽宁、新疆两地，低?低集聚区逐渐向西南主产区聚集，贵州作为高?低集聚区尚未带动西南产区周边低效率地区形成区域增长极。
基于中国现代孢粉数据库（2324个样点）和现代生物群区空间分布数据构建神经网络算法模型，对比样点现代生物群区特征值和模型拟合结果，发现神经网络算法模型在生物群区重建中准确度为86.6%，高于生物群区化方法的68.8%。将神经网络算法模型应用于中国晚第四纪孢粉数据，重建末次冰期盛冰期以来中国陆地生物群区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在气候寒冷干燥的末次冰期盛冰期，生物群区整体南迁；末次冰消期以来，生物群区整体呈向北、向西扩张趋势，并在温暖湿润的全新世中期森林的空间分布达到最大规模；生物群区变化过程反映全球气候变化总体特征。晚全新世人类活动强烈时期，局部地区生物群区的变化特征暗示该时期生物群区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
综合利用多源遥感卫星资料，分析了1989—2019年塔里木河流域及其各水系水体面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调水影响下的年际变化趋势与各水系地表水变化对典型区域（罗布泊）地下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近30 a来，塔里木河流域地表水面积增长趋势明显；② 降水是引起流域内地表水面积变化的主要气候因素，生态调水则影响着流域内地表水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流域内各水系地表水的增长变化对罗布泊地区地下水储量的恢复作用显著。对于了解塔里木河流域地表?地下水系统的长期变化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等探究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演化规律。结果显示：① 清代贵州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共计1 416次，轻、中、重度3个等级分别占总频次的24.71%、46.75%和28.53%；② 清代贵州地区共经历过17世纪50年代、19世纪10年代和90年代3个干旱期；水旱多发于夏季，跨季节灾害以跨春夏秋冬四季的旱灾为主；③ 在府域尺度上，遵义府（今遵义市）水旱灾害频次最高，松桃厅（今松桃县）最低；水灾分布较广泛，旱灾分布较集中，水灾频次和旱灾频次呈正相关；④ 依据平均旱涝指数，衡量相对干湿程度；旱区呈点状分布且面积逐渐缩小，涝区面积逐渐扩大；⑤ 清代贵州水旱灾害分布受气候因素、人口格局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干冷气候是水旱灾害的催化剂，其他自然灾害是水旱灾害的诱发器；水旱灾害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坝子和水陆交通沿线；不合理的农业政策、畸形的种植结构、失效的荒政制度加剧了受灾程度。
对若尔盖盆地进行实地考察，选取盆地西端黄河出口段典型的一级阶地沉积序列为研究对象。通过沉积物粒度和端元特征分析及OSL测年断代，对若尔盖盆地出口段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阶地底部的河床相砂卵石与河漫滩沙层构成了二元结构沉积层，其中河漫滩沙层夹有5.0—4.2 ka B.P.期间堆积形成的浅洼地泥沼土透镜状层，表明该河段黄河一级阶地从5.0 ka B.P.开始形成。河漫滩上为高原强劲风力改造成的风沙层，夹有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组，表明4.2—4.0 ka B.P.期间气候恶化，黄河源曾发生多期特大洪水事件。4.0—2.8 ka B.P.期间气候湿润，阶地面浅洼地有淤泥质沼泽形成。其后沙尘暴搬运堆积的粗粉沙覆盖阶地面，形成了风成黄土，其上部经生物风化成壤改造，发育成为具有团粒构造的现代亚高山草甸黑土土壤层。
系统梳理并界定了塬坡的概念，基于5 m分辨率DEM及0.6 m分辨率快鸟影像，以塬坡为主体，构建地形统计特征、空间展布特征和侵蚀发育特征指标体系，深入分析黄土塬区的地形特征，量化塬区小流域及其内部各级子流域的侵蚀发育程度。结果显示：① 塬坡在7个流域中面积占比约10%~35%，地形统计特征表明侵蚀程度和粗糙度等自塬面到沟谷逐渐加剧；② 空间展布特征说明塬坡是沟坡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地形单元，塬面对塬坡的邻接性较沟谷对塬坡的邻接性弱；③ 侵蚀指标是塬区小流域侵蚀发育的重要指征，其揭示了流域内部的侵蚀分异规律：侵蚀程度随子流域级别增大而加剧，侵蚀程度越严重的流域，其内部子流域的侵蚀程度也越严重。各侵蚀指标的相关性随子流域级别增加而增强，在0.01置信水平下，侵蚀指标间的最低相关性由0.33提高至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