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1997—2018年全国27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以反事实分析的方式探讨了2000年后部分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没有起到提高全省（区）人均GDP的作用；对于经济规模占全省（区）份额本就很高的省会城市而言，通过行政手段做大其规模反倒对全省（区）人均GDP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因此，各省（区）在制定空间治理政策时应结合省会城市现有经济体量，注重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造成“一市独大”抑制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弊端。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传统村落是乡村重要的文化遗产，乡村振兴背景下各空间主体的治理实践直接影响着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本文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及因子分析法，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重构传统村落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发现：① 张谷英村空间主体可分为行政主体、地方社区主体和外来主体3类人类行动者，以及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4类非人类行动者，空间治理问题的表征以空间权益失衡、空间组分混乱和空间功能演变为主。② 优化张谷英村空间治理模式，需要核心行动者赋予其他行动者权益，行政主体、地方社区主体及外来主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行动机制得以实现。③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传统村落各治理主体应加强合作，村民与企业合作改造物质环境，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加深融合，空间的生产与消费需要符合村落现实的社会关系。传统村落空间治理应加深多维空间融合，修复重组传统村落空间功能。研究有助于解释传统村落空间治理过程中各行动者参与治理，空间权益合理配置及传统村落空间治理模式优化，为其他类似的传统村落提供参考。
治理与地理的关系密不可分。治理的源头是地理，治理以地理环境、知识、实践为基础。古代地理学贡献了以天下观、区划论、堪舆法、制图术为核心的治理之术。地理大发现推动东西方治理思想持续碰撞，治理的内涵从人地分离转向人地结合。现代地理学与不同学科交叉，聚焦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尺度及其互动，探索了具有地理学特色的治理之道。地理学的人地耦合思想对当前跨学科的治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地理学将通过其价值、思想、方法、技术上的创新，推进治理科学的发展。
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政府间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以纵向嵌入的方式助推大湾区建设来破解跨域协作难题。基于多维动态过程视角，系统分析了三地产业结构、府际关系、社会文化变迁与跨域协作的内在关联，认为产业结构消长压缩了经济合作空间，社会文化交融不足弱化了三地协作动力，而全面管治权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则重构了府际间政治距离，这为中央政府高位推动跨域协作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指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虽可在短期内调动各方积极性，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理性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关系，难以维持跨域协作的长期能动性。未来应树立动态过程管控理念，建立制度性跨域协作框架与功能性跨域治理机构，督促港澳采取积极产业政策，并高度重视三地社会与文化交融问题。
本文从自身投入、内部基础和外部网络3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知识投入–知识结构–知识网络”的三维解释框架，采用2000―2019年 InCites 数据库收录的世界各国（地区）科学论文数据，探究了全球科学知识生产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全球知识生产规模稳步增加，国际合作大势所趋。发达国家科学产出缓慢增长，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强；新兴国家产出规模快速增加，以国内独立研究为主。② 空间演化上，全球知识生产呈现区域集聚与全局分散的双重特征，重心变迁呈现自西向东转移的趋势，形成西欧、北美和东亚3大热点区域。③ 影响因素上，回归结果表明科学知识生产具有路径依赖和交互式的特征，知识基础、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均对国家（地区）的知识生产绩效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影响。
城市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为了探究不同时段不同城市绿带随城市发展的非线性变化，研究基于韧性城市建设视角，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等定量方法，测度分析2000—2020年北京、西安和成都3个典型环状超大城市绿带破碎化与连通性。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3个城市扩张模式以外延式扩张为主，绿带不断遭到城市建设用地的侵占，绿带及缓冲带内耕地分布范围自中心向外围显著缩小，草地和森林分布范围扩大且呈现破碎分散的特征。② 城市绿带内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对北京绿带内生态用地侵占最为显著，其次是西安和成都，侵占面积占比分别为44.09%、43.21%和37.02%；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从绿带及其缓冲带内部到外部呈现先下降后趋于平缓的趋势，耕地面积占比呈现先上升后趋于平缓的趋势，森林、草地等其他生态用地呈现轻微波动。③ 2000—2020年3个城市绿带破碎化程度整体降低，北京绿带连通性逐渐降低，西安和成都绿带连通性呈现先降低后增强的“V”型变化趋势，然而不同城市绿带不同景观破碎度与连通性的变化显著不同，3个城市绿带内耕地破碎化程度增加，连通性降低，草地、水体和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降低，连通性增强。
基于内贸集装箱航线货流和GDP等数据，运用桑基图、VAR模型等方法分析2002—2019年福建沿海港口群内贸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态势、时空格局及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交互响应关系。研究发现：福建沿海港口群内贸集装箱运输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现已成为港口集装箱运输业务的重要构成；各港内贸集装箱运输业务发展态势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以厦门港为主、泉州港和福州港为辅的内贸集装箱运输空间结构；港口内贸集装箱货流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除莆田港外，其余港口的内贸集装箱航线数量与空间覆盖范围持续增加；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具有明显的正向交互响应关系，且最后都趋于平稳；港口内贸集装箱运输与地方经济发展对彼此方差分解的贡献率呈现增长态势，说明二者相互影响明显且趋于增强。
基于企业异地投资数据构建2003—2018年全球、全国及区域3个空间尺度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分尺度、分时段、分区域等角度分析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长三角存在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各尺度城市网络均在持续扩张，且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呈现出全球＞全国＞区域的尺度差异。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嵌入全国和区域城市网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超过全球城市网络的影响，这从城市网络的角度证实了长三角地区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④ 城市网络外部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位于核心区域的城市在网络中获益较多，但城市网络对位于外围区域的城市影响逐渐增强。⑤ 与集聚外部性相比，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城市发展愈发依赖于建立和维持与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能力。
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优化了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SOFM网络、地理探测器模型和M-K检验方法，实现了中原城市群187个县（区）的最优功能聚类。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的数量结构分别呈“橄榄形”“宝塔形”和“金字塔形”特征，冷热点与数量结构特征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一致性。②基于乡村功能分区模型实现了乡村分区数目的客观判定，并将研究区划分为主导功能区、滞后发展功能区、复合协调功能区3大类和粮食生产主导功能区等7小类。③ 乡村地域功能分区表现为差异化的结构和空间分异特征，该特征是传统农区本底特色和乡村转型多元要素碰撞的直观表现，符合区域发展趋势。④ 结合各类分区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调控路径。以期丰富乡村地域功能理论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传统农区的乡村发展格局，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各功能协调发展。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中国304处5A级景区兴趣面边界，将兴趣点、兴趣面数据和位置大数据相结合，逐级合成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活力指数，对5A级景区活力强度进行测算；从省（区）、市（直辖市、地级市）2个尺度揭示中国高等级景区资源与活力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两者的匹配状况；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中国5A级景区活力强度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将兴趣点、兴趣面数据和位置大数据相结合，逐级合成不同空间尺度旅游活力指数的有效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国5A级景区及活力强度在省（区）和市2个尺度存在空间分异和空间不匹配现象；②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中国5A级景区活力受多因素影响，省（区）尺度和市尺度的影响因素不同，省（区）尺度更多受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市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更大，资源禀赋结合其他因素对景区活力产生决定性影响。
乡村聚落在聚落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缺乏对乡村聚落规模时空演变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导致乡村聚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获取 1980年、1995年、2005年、2015 年4期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数据，以乡村聚落斑块为单元，使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总结影响机制的阶段性规律。 研究结论如下：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规模演变呈现出增加–平稳–减少的趋势，35 a间总规模略有减少但区域结构性差异明显。珠三角地区乡村聚落演化与全省趋势一致；粤东地区原有乡村聚落不断扩张导致总规模持续上升，但趋势逐渐减弱；粤西北乡村聚落以部分聚落原地扩张和部分聚落日渐收缩并行为主，新增乡村聚落和乡村聚落城市化幅度均不高。② 各影响因素对乡村聚落规模演变的作用力存在明显时空差异，地形条件、路网密度、县域人均 GDP和基期聚落面积对乡村聚落规模的影响普遍呈现“倒 U 型”趋势，其它自然环境本底、区位可达性、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方向稳定，但影响力随阶段变化。③ 35 a 间广东省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冲击和城乡融合3个发展阶段，各阶段乡村聚落规模演变的动力呈现出显著差别，在城乡分割阶段，乡村聚落发展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在城乡冲击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聚落更易发生城市化；在城乡融合阶段，自然环境本底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可达性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本研究采用湿黑球温度这一反映温度?湿度协同效应的指标，以区域气候模式预估试验和人口预估数据集为基础，对21世纪典型气候?社会经济情景下中国各等级温湿复合型热事件及其人口暴露度的变化进行了高分辨率预估。结果表明在SSP3-8.5（区域竞争路径）情景下全国总人口数量变化不大，但极端热事件的人口暴露度将大幅增加至基准时段的约3~5倍；在SSP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全国总人口数量明显下降，各等级高温日数在21世纪末期的增幅仅为SSP3-8.5情景下的约1/5，但极端热事件的人口暴露度仍将有所增加。人口暴露度的变化由气候变化因素主导，而人口变化相关的因素贡献较小。华南沿海地区是全国极端热事件增加最突出的区域。
高温热浪风险评估对于预防和应对高温热浪灾害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多源遥感数据提取北京市高温热浪期间的气温与人口空间分布，结合其它来源空间数据计算高温热浪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因子，通过主客观赋权法构建高温热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生成精细的高温热浪风险空间分布图，对北京市进行高温热浪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西部和北部山区风险等级比较低，主城区的高温热浪风险很高，尤其是二环与四环之间的区域。在乡镇尺度上，朝外、香河园等街道具有非常高的高温热浪风险。本研究能够为北京市高温热浪防治提供数据支撑，并为其它区域开展高温热浪风险遥感综合评估提供参考。
反距离加权插值方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是生成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的常用内插手段之一，不同的地形应使用合适的IDW距离指数进行插值。本文选取了平原、丘陵、小起伏山地、中起伏山地和大起伏山地5种地形，设计了2组试验，从地形宏观形态和地形微观形态2个方面研究了地形对IDW插值中最优距离指数（Optimal order of distances，OOD）的影响。首先使用狼群算法（Wolf pack algorithm，WPA）计算不同地形区下IDW插值的OOD，分析不同地形之间OOD的分布差异；其次选取坡度、坡向、曲率3个地形因子，计算各采样点的OOD，分析不同地形因子对采样点OOD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平原地区到大起伏山地地区，随着区域内地形起伏度的增加，OOD减小。采样点的OOD在高值区的占比随坡度增大而减小；OOD随坡向变化差异不大；随着地形曲率的增大，OOD在高值区的占比增加，在低值区的占比减小。在较为平坦的地区，例如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建议使用OOD在3≤a≤4范围内取值进行IDW插值，而在小起伏山地、中起伏山地和大起伏山地等山地区建议采用OOD在1≤a≤2范围内取值进行IDW插值。
长白山天池区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研究结合天池区地形地貌条件以及特殊的地质岩性和环状-放射状断裂构造特征，分析了天池水循环条件和水动力特征，明确了环状断裂构造的水力“消峰”作用和放射状断裂的导水作用，论证了天池补给区的地下水分水岭外扩的可能性。在天池区水循环与水动力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天池区2003—2020年气象水文监测数据，利用水均衡法对天池水量平衡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天池区的降水条件可以维持天池的水量平衡，距离环天池地表分水岭外侧高程850~2200 m范围内的大气降水可以维持天池年排泄量3600万m3的水量平衡，水量平衡区对应的地表高程平均高于天池水面（2189.7 m）约125 m。
本文围绕物种组成特征、海拔分布格局及其主要驱动因子，探究了长白山北坡9个海拔梯度(600 m、800 m、1000 m、1200 m、1400 m、1600 m、1800 m、2000 m和2200 m)的土壤甲螨和跳虫的多样性分布模式。于2021年7月，共采集到土壤甲螨10688只，隶属于36科45属55种；跳虫6155只，隶属于12科32属54种。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Non-matric multidimentional scaling, NMDS）和多元方差分析表明，土壤甲螨和跳虫的群落结构在9个海拔梯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并在长白山4个典型植被带(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岳桦林和苔原带)间表现出明显的分离。土壤甲螨和跳虫物种丰度的海拔分布格局呈单峰型，分别在海拔1200 m和1400 m处达到峰值；甲螨的物种丰富度随着海拔升高呈递减分布模式，Shannon多样性指数呈U型分布；而跳虫的丰富度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随海拔升高呈单峰型模式，在海拔1200 m处达到最大值。RDA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和VPA分析(Variation partitioning analysis)结果表明，土壤全氮、土壤速效磷以及年均温和年降水量是驱动土壤甲螨和跳虫群落组成沿海拔变化的主要因子。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中国历史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地方政权，国力相对弱小，但其存续阶段同时和北宋、南宋、金和蒙古等几个帝国政权长期并存，并通过频繁的战争使其长期稳居西北一隅，诸多学者都对其生存之道做过多种讨论。本文选取西夏实际上形成独立政权（公元982年）至宋室南迁（公元1127 年）之前2个政权共存时段作为研究时段，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对其立国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高分辨率的气候资料探讨西夏前期与北宋频繁发生战争的原因。研究认为：在研究期内，因自身条件所限，西夏重要生活所需不能自给，亦不能通过正常的贸易获得，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西夏为求生存，选择在不断的战争中充实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实现以战养战，并最终立国。而相对温暖的气候条件则为盛极一时的西夏国发动战争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障。至于夏、宋间的3次最大规模战争，则可能源于气候环境恶化所引起的物资短缺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而其他战争并不源于环境状况恶化，可能是因为西夏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