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学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重点关注技术关联在发达国家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后发国家来说，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会影响技术关联的作用。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吸收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份，构建1个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阶段性调整。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刘易斯二元经济阶段、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后发国家赶超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中提取3个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主要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变化与技术关联综合影响下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本文研究结果可对后发国家区域产业演化提供一定启示。
本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基于移民福祉角度，从经济环境、公共服务、居住环境、制度环境和城市现代化5个方面重新评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并利用2期人口迁移数据，对中国279个地级市的人居环境进行互动效应分析，探索城市人居环境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① 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有一定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差距缩小，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城市出现“俱乐部趋同”现象，中西部内陆地区陷入“低值陷阱”。② 全国人口净迁移格局呈现出“中间低、周围高”的凹形空间特征，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但迁移人口增长主要动力点是中小规模城市。③ 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对提高人口迁移流动具有积极效应，经济发展差异和社会融合水平是引发人口迁移规模空间差异的核心因素，生活舒适性逐渐成为驱动人口迁移的重要来源，在省级尺度上各驱动要素体现出空间异质性。④ 人口迁移规模尚不足以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变化的稳定主导因素之一。据此提出以增进福祉为要义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应适配于新发展阶段人口特征变化以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研究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和驱动因素，对于协调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研究区11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权衡/协同关系及其多重因子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武汉市城市化率增长25.43%，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大，增加了25.86%，湖泊和耕地面积显著减少。② 武汉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现下降趋势，减少了6.70亿元，调节服务价值占主导地位，达到总量65.75%以上，其中水文调节服务价值总量最高，主要来源于湖泊。③ 2000―2020年武汉市11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关系为主导，占比80.00%，权衡关系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④ 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度高于自然因素，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对其影响强度最大。
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梳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基于领英（LinkedIn）大数据洞察平台，获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数字人才静态区位（2022年）和动态迁移（2021—2022年）数据，比较分析中国三大城市群数字人才分布与流动格局。结果表明：① 数字人才高度集中在核心城市，但在能级上与顶尖全球城市还有较大差距；② 粤港澳和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发展的协调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并形成了港–深、沪–苏两大高地；③ 数字人才在中国呈现环流格局，但全球尺度上是非“零和博弈”，表现出以香港为枢纽向海外转移的趋势；④ 三大城市群中不存在净流入型活跃城市，因而都面临严峻的数字人才流失风险。最后，从全球、区域和地方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2008—2019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探索性回归及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探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集聚的城市数量较多，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两级分化格局；H-H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L-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08—2019年，研究区总体集聚格局相对稳定，但局部地区集聚格局有所变化。② 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子最优组合为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交通运输条件、生态环境状况；旅游外汇收入影响因子最优组合为旅游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生态环境状况。③ 各因子影响程度均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因子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随样本单元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果可为各城市制定相应的旅游经济发展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以中国价值品牌500强企业为例，从总体特征、空间分布、区域空间分异3个层面，通过测度空间非均衡性、计量经济建模，定量探究了中国19个城市群企业品牌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行业结构上，食品饮料、房地产相关、纺织服装、传媒、通讯电子5类品牌结构稳定；数量上，食品饮料占比最高，房地产相关次之，医药最少；价值上，食品饮料占比最高，金融次之，医药最少。② 时空格局演变上，2004—2020年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企业品牌数量与价值远超其他城市群，山东半岛、成渝等表现较好，辽中南、哈长、海峡西岸等次之，滇中、宁夏沿黄、兰州–西宁等表现整体表现较为薄弱，品牌数量与价值的演变印证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企业分布格局，不均衡空间分化相对稳定。③ 区域空间分异上，品牌价值呈自东向西递减态势。东部的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东北、西部−东北的地区间基尼系数最小，东部和西部的地区间差距最大，空间差距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④ 影响因素上，GMM 估计表明品牌价值存在显著循环累积效应，市场规模、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品牌发展具正向效应。本文聚焦品牌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为中国品牌发展的经济地理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以6批8171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网格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①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形态为集聚型，传统村落密集分布的省际边界现象显著，表现为冀鲁豫交界、皖浙赣交界、黔桂湘交界3大集聚区；②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明显，存在“高−高”“低−高”“低−低”空间聚集，长江以南的山地丘陵地区是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的密集区，东北和西北边陲地区是传统村落分布的稀疏区；③ 交通、经济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不显著，地形、气温、生态、人口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有着正向影响，降水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有着较小的负向影响，人口、城镇、生态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虚拟集聚视域下构建农村金融包容测度体系，利用熵值法拟合农村金融包容水平指数，借助时空地理加强回归等方法考察其时空动态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各省域农村金融包容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呈现“东部沿海高，中西部低”的梯度分异特征，且中西部的“追赶效应”显著；② 考察期内非均衡性波动下降，但处于较高水平，有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农村金融包容总体差距呈逐渐波动下降态势，区域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根源所在，其次是区域内；③ 从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就业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金融素养可有效支持农村金融得包容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和城乡统筹发展两维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空间分异，城乡收入比始终为负效应，各影响因素对南北地区差异变化敏感度强于东西地区。
利用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从结构和比较的视角考察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规模、来源和目的地选择的典型特征及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失是始于1990年的长期现象，但人口流失的规模和比例远低于中西部主要人口流出区；持续性的人口减少是人口流入率低、户籍迁出率高、城乡人口同步流出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也是东北人口流失的典型地域特征。经济因素是东北和其他省份外流人口目的地选择的共性主导因素；东北外流人口更加重视流入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近20 a的流出人口年轻化导致该地区对教育资源的偏好性大幅提升，且持续受到区位因素的较大制约，但始终没有明显的气候偏好性。区域吸引力不足的长期性和全面性意味着东北三省在尽力延缓人口流失趋势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人口流失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非农就业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保障，也是乡村产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内容。该领域已有相应研究，但在就业岗位与人口的定量关系、城乡多级分异特征、产业驱动机制等方面仍需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POI信息点及大数据分析方法，定量识别城乡多级空间，构建非农就业指数算法。以重庆典型县域为例，定量测度城乡多级空间非农就业岗位与常住人口的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① 非农就业指数能够可靠表征非农就业岗位供给与常住人口的空间匹配关系；② 非农就业指数存在城乡多级分异特征，表现为场镇＞城乡结合部＞城市核心＞乡村；③ 非农就业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响应程度存在城乡多级界限，其中城市核心响应程度最强，乡村响应程度最低；④ 工业园与景区的布局对邻近区域的非农就业存在正向驱动，助力区域形成：就业环境再改善−生活环境再改善的内生双循环驱动模式，推动城乡空间正向重构。结论为引导县域城乡非农产业发展与人口空间适配，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厘清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对湘赣边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民族精神、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红色村落保护分析框架，依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包含评价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评价模型涵盖宏观区域保护水平和微观社区保护水平，基于时空特征的区域保护水平是较为适配的模型；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划分的两类基本模型。②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区域保护水平空间分异现象明显，空间分布上呈现“一带–三核心”连片分布结构形态；井冈山市保存率与保存密度均为最高，分别为4.72%、38.52个/万km2。③影响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自然地理因素为海拔、地貌、水系、中心市县和交通；社会经济类因素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就影响程度而言，呈 “文化基底>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基础”的位序。
运用混合研究方法，以环青海湖骑行为例，揭示骑行游客情感动态性的特征，并基于地方理论和景观感知理论构建“区位−场所−情感”三维分析框架，识别情感动态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 强度方面，与消极情感相比，游客积极情感的可变性及不稳定性的数值更高、数值区间更大，表明积极情感强度的波动程度更明显，游客之间的波动程度的差异性也更大。② 多样性方面，游客消极情感多样性的变化最为明显，消极情感体验在骑行出发时最复杂，积极情感体验则在旅途结束时最复杂。③ 骑行所经之地独特的区位特质为游客提供了跨地方的差异化体验，场所特质则提供了具体的地方展演和体验方式。两者共同作用，不断引发骑行游客产生积极、消极情感，发生强度及类型上的变化，并在时空变换下将冰冷的道路空间转换为蕴含着丰富多变的人类情感的特殊地方。
本文以三江平原“黑土粮仓”——友谊农场为例，应用生态足迹法对当地的水土资源承载力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① 人均农业水资源生态足迹多年平均值为5.26 hm2/人，生态承载力多年平均值为1.97 hm2/人，水资源生态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平均值为2.82，水资源利用处于不安全状态；人均耕地资源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耕地资源生态盈余，生态压力指数平均值为0.69，耕地资源利用处于安全状态；② 友谊农场农业水土资源生态足迹和水土资源生态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一般协调状态；③ 虽然农场土地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稀缺，该地区的水土资源承载力协调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对于黑土地保护，实现农业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关中盆地西部新石器时期水沟遗址人类活动的灰坑、文化层、房址、陶窑和陶器等遗迹、遗物做了详细的梳理分析，理解区域古人类活动的特征，系统地开展水沟文化层剖面环境磁学和AMS14C年代学研究，恢复该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和古人类活动历史，结果表明：水沟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活动时间为全新世中期5530~4300 a B.P.的气候适宜期，其文化发展处在寒冷干燥向温暖湿润转换的过渡阶段。在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下提取影响水沟遗迹分布的海拔、坡度、坡向和距水源距离因子，构建指数模型，分析新石器时期水沟遗址古人类活动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宜性分布规律，主要集中在海拔900~960 m，坡度小于6°，坡向朝南，距水源距离小于200 m的自然环境条件优越的区域，并进一步探讨了古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的过程和机制。
本文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区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服务进行评估，并借助均方根误差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时空分异规律，构建贝叶斯网络解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变化的驱动因素，并设置多情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3类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了一定增长趋势，但局部地区权衡冲突明显。不同背景条件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异质性特征显著。其中，产水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间的权衡关系在不同高程上均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产水服务的权衡关系随坡度增加而增强；岩溶峡谷、岩溶盆地上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间的冲突更明显；生态工程修复区产水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关系更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主导因素不尽相同，造林面积、实际蒸散发和降水总量分别是造成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权衡变化的主要因素。贵州省南部的望谟县和罗甸县以及东北部的江口县和印江县面临着最大的生态风险，未来可以通过调整关键变量的关键状态来提升这类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
本文以中国东部湿润区典型小流域浙江宁波画龙溪为例，将野外原位定点观测与模型模拟分析相结合，建立了HYDRUS-1D土壤水模拟模型，选取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7日典型降雨事件分别对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并对2016―2020年不同降雨强度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场次土壤水分入渗开展了观测与模拟，以揭示中国东部湿润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降雨−入渗规律。结果表明：①从土壤水分变化过程模拟来看，HYDRUS-1D模型模拟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特征具有较高的精度，90%模拟结果的纳什效率系数达到0.80以上。②在同等降雨强度下，4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下渗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农田、杨梅林、坡耕地、竹林。下渗率受降雨量及降雨强度影响较大，不同土地利用下土壤下渗量随着降雨强度增强而显著增加。③土壤下渗量同时也受到降雨历时与前期降雨情况深刻影响。当降雨强度从小雨逐级增加到大暴雨，各土地利用类型下渗量略微增加，但增加量均小于5%。对于历时短、强度高的极端降雨事件，降雨强度超过了下渗强度，形成超渗产流，将出现降雨量大但下渗量反而小的现象。本研究成果可为中国东部湿润区农业生产、三水转化规律等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基于VIC（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水文模型，还原了白洋淀天然入淀径流量（即不受大坝干扰情境），结合实际入淀水量的组成，探究了白洋淀入淀径流量衰减过程、淀区水量维持变化以及流域陆地水储量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白洋淀年均总入淀水量在天然状况下为23.79×108 m3，实际仅为8.59×108 m3，且总入淀水量呈减少趋势，2000年后流域内外调水成为入淀水量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模拟天然状况中，上游径流量能够维持淀区耗水量，在实际状况中，1960―1979年径流量基本能满足淀区耗水量需求，1980―1997年淀区出现长时间水量赤字，1998―2016年淀区耗水主要靠上游水库、黄河等流域内外调水补给；③白洋淀流域陆地水储量显著下降，西南流域下降趋势大于东北流域。白洋淀流域水资源减少，淀区来水与耗水失衡，且过度依赖人工调配水，增加了白洋淀流域水资源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尤其在雄安新区建设背景下，实现淀区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目标面临更多挑战。
以科西河流域滑坡为例，对滑坡信息图谱的概念和内容进行研究，归纳滑坡信息图谱由条件图谱、编目图谱、风险分布图谱和风险管理图谱组成，提出滑坡信息图谱按表达内容和功能的分类方法。基于滑坡条件图谱与编目图谱，采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揭示了研究区滑坡垂直向和纬度向分布与演化的空间分异规律：滑坡在垂直向200~1 000 m的高程段内为数量高密度区，400~1 200 m和2 800~3 600 m高程段面积比例大，北纬26°42′00″N~26°48′00″N为数量高密度区，26°42′00″N~26°48′00″N和27°24′00″N~27°30′00″N滑坡面积比例较大；相比1992年滑坡，新增滑坡在垂直向200~1 000 m和2 800~3 600 m高程段数量密度高，在3 200~3 400 m高程段面积比例较大，北纬26°48′00″N~26°54′00″N和27°48′00″N~27°54′00″N为高数量密度区，27°24′00″N~27°42′00″N为高面积比例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