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聚落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解读传统聚落的文化特征成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命题。本文结合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理论（简称景观基因理论），明确文化景观基因组图谱（简称景观基因组图谱）作为传统聚落景观科学语言的依据：①梳理了景观基因的概念、特征、内涵和发展现状，阐述了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特征和意义；②结合科学语言的特征，从核心理念和框架的角度明确了景观基因组图谱作为传统聚落景观科学语言的内涵与特征；③从功能、方法论和哲学意义的角度明确了景观基因组图谱作为传统聚落景观科学语言的方法学意义。总之，景观基因组图谱是现代信息技术、自然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哲学等学科方法在传统聚落景观研究领域深度融合的结晶，是传统聚落景观的科学语言。
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的关系是城乡规划领域的重点研究议题，本文以街道为研究单元，以沈阳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百度热力图数据、建筑轮廓数据、路网数据、遥感影像数据与POI数据等多源大数据，应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模型），探讨密度、多样性、设计、目的地可达性与交通站点距离5个维度的建成环境指标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市活力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减弱的圈层式结构，建成环境对于城市活力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 商业服务中心性、路网密度、建筑密度、功能混合度、地铁站点密度5个指标对各街道城市活力均呈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③ 绿化率、公交站点密度对于城市活力在所有街道上均表现为负向影响，且绿化率的影响强度高于公交站点密度；④ 人口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除马官桥街道外均呈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均较小，影响程度微弱。⑤ 道路交叉口密度对于中心城区西部的12个街道城市活力呈正向影响，影响系数较小，影响程度微弱，而对于其余街道均呈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程度明显强于正向影响。
2012年以来，居住空间分异日益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梳理其研究脉络及发展趋势对后续理论研究与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文中借助文献计量和CiteSpace可视化功能，分析了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文献，结果表明：① 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自20世纪初形成了不同学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亦进入成熟阶段。② 国际上的作者分布比较分散，而且大部分跨领域、跨机构合作较多；而国内作者分布分散且跨领域、跨机构合作较少，高校是其研究的中坚力量。③ 国际上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居住隔离、“种族隔离”、空间隔离等方面，且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等是其研究的前沿和趋势；国内则主要集中于空间分异、居住分异、居住空间等方面，且影响因素和机制政策等是其研究的前沿和趋势。最后，从立足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借助互联网及大数据进行创新研究、运用多维指标精准地探测居住空间分异并预警、关注中小城市等充实研究案例、结合分异机制考虑尺度效应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调控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互联网普及与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影响，是否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发现：① 互联网使用人数、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以及居民家庭总消费在时序上均显著增长；东部地区享受型消费占比最高，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占比最高，东北地区生存型消费占比最高；互联网使用人数和家庭总消费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且表现出空间扩张和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② 互联网使用在促进家庭总消费的同时，也推动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区域、城乡家庭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城镇、西部、东北地区家庭消费升级中有更突出的积极作用。
针对当前存在的空间冲突、尺度划分失真、功能错位等土地资源利用所面临的问题，本文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归纳与演绎分析，探索性提出了土地空间连续体概念，并从概念辨析、哲学解释、分类学解释等方面开展了内涵解析。依托主导因素分析、DEM流域分析、图层叠加空间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土地空间连续体尺度划分理论框架。结果表明：①土地空间连续体概念能够从土地系统科学视角全方面、多尺度表达土地单元组合体内涵，科学诠释了土地构成单元在空间上连续与间断的辩证关系。②以小流域、土壤、植被、土地现状利用方式为主导要素将阜平县土地空间连续体逐级划分为“小流域尺度−土地链尺度−土地段尺度−土地块尺度”4级尺度类型体系，其中一级小流域尺度包含7种类型单元，二级土地链尺度包含54种类型单元，三级土地段尺度包含140种类型单元，四级土地块尺度包含560种类型单元，为土地空间多尺度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借鉴。③土地空间连续体各级尺度类型是从土地单元空间连续的视角考虑了多种主导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综合反映环境和土地系统特点的基本研究单元。研究成果可为后续开展特征尺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与评价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以“背包十年”青年旅舍为例，构建了物质追求/社会追求、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的青年旅舍“家”空间概念化模型，通过实际调研与深度访谈，揭示青年旅舍不同功能形态与主体地方协商策略。研究发现，青年旅舍对于不同身份的青年人意义不同，分为提供旅游停泊的“传统之家”、以活动空间为核心的“社交之家”、延伸和互补原家的“生活之家”、表征青年部落文化的“理想之家”。研究进一步发现，青年旅舍作为旅游情境中的家也存在对应以上4种家的局限性，需要青年人通过相应策略来达成地方协商。
绿地和水体对缓解热岛效应和改善生态环境效果显著，但因城市空间稀缺导致建设机会成本高，提升蓝绿空间绩效研究亟需深化。本文构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降温绩效评估模型，定量测量不同规模和类型的蓝绿空间斑块降温效果，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利用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与地表温度数据，评估大于1 hm2蓝绿空间辐射范围的降温绩效。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研究期内北京市蓝绿空间面积不断增加，呈现由小型面积（Ac）（1≤Ac<2 hm2）为主向中型（2≤Ac<10 hm2）和大型（Ac≥10 hm2）转变；水域持续增加，而林地、草地和混合类型减少；三环以内老城区面积基本持平，而四环减少、五环增多。② 根据缓冲区降温模型，北京市蓝绿空间的降温区范围不断增加，从类型结构上看，大中型蓝绿空间形成的降温区增加，而小型蓝绿空间的降温区减少；林地面积虽然减少，但其降温区面积却在增加，而水体降温区面积增长不及自身面积增长。③ 不同类型蓝绿空间绩效水平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特征，小型和中型混合类型、大型水体的降温绩效比其他同等规模的绩效更好。因此，优化蓝绿规模和类型结构、调整空间形态布局、改善生态空间质量对充分发挥蓝绿空间降温效应起到重要作用，为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旅游业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推动力。以新疆83个县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新疆旅游发展影响乡村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6—2020年，新疆旅游发展与乡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且后者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强。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也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② 新疆旅游业发展整体上可以同时助推“本地”及“邻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社会经济支撑的提升，进而促进乡村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③ 新疆旅游发展影响乡村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上，以2011年为分界点，该空间效应表现出“负→正”的转变过程；空间上，该空间效应表现出“由北到南递减”的特征。从分解路径来看，该空间效应也表现出突出的区域异质性。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推进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与新疆乡村多元化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河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依赖关系，揭示乡村旅游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运用组态分析方法，选择河北省49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为案例，分析影响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尝试构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锁定机理框架。研究发现：① 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旅游设施、产业发展与乡村环境5个要素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前因变量，变量共同作用影响乡村产业振兴。② 变量组合方式及作用大小不同，产生多种组态类型。不同组态类型可归纳为2种路径，即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路径和乡村产业低水平发展路径。③ 案例区因自身发展的差异及主导因素的不同形成了4种组态类型：环境突出型、产业带动型、市场锁定型和设施锁定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4种组态的成因及限制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
制冷度日数（Cooling degree days, CDDs）可指示空间制冷能耗与室外热环境，但在全球栅格尺度上同时考虑气温、相对湿度与人口的CDDs分析鲜见报道。据此，本文利用气象、人口、遥感等数据，曼−肯德尔法、相对重要性分析、机器学习等方法在全球0.25°栅格尺度上开展气温−相对湿度−人口驱动型CDDs时空变化、影响因素与模拟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球基于湿球温度计算的CDDs（CDDswb，CDDs based on wet bulb temperature）在30°N~30°S间除北非与西亚外的不少地区均高于567（℃·d），极高值[1 469~2 677（℃·d）]主要分布在亚马孙平原、东南亚中南半岛南侧及其以南地区。基于湿球温度与人口计算的CDDs（CDDs based on wet bulb temperature and population，CDDswb_pop）大多低于17×106（℃·d·人），高值[277×106~
本文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综合考虑光学影像的波段反射率、光谱指数特征和雷达影像的极化、纹理特征，分别构建仅使用光学特征、仅使用雷达特征以及光学和雷达特征组合3种特征输入组合；根据精度确定最佳输入特征后，分别结合机器学习中的分类与回归树、支持向量机、最小距离分类法、梯度提升树和随机森林5种方法建立覆膜提取模型，依据结果精度评估不同方法的性能，并基于最优化模型提取出最终的覆膜农田面积。结果表明：① 最佳输入特征为波段反射率特征+光谱指数特征+极化特征+纹理特征；② 采用随机森林方法建立的模型精度最高，研究区I的总体精度达到了95.84%，Kappa系数为0.95，地物错分率为1.2% ，明显优于其他4种方法（地物错分率较分类与回归树、支持向量机、最小距离和梯度提升树法降低0.8%、7.3%、38.0%和0.3%），研究区II的验证精度达到了87.84%，证明该模型在覆膜提取中可以取得更加准确的结果；③ 使用本文方法得到2022年研究区I覆膜农田面积为1 302.48 km2，估算地膜使用量约为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但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PM2.5污染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8年遥感反演的PM2.5数据，利用空间聚集分析、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不同人口规模城市PM2.5质量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PM2.5平均质量浓度约（40.5~59.1） μg/m3 ，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 其中，特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PM2.5质量浓度持续走高，而其他规模城市的PM2.5质量浓度则呈现下降趋势，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③ 长三角地区PM2.5质量浓度空间聚集性特征明显，PM2.5质量浓度“高–高”聚集区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东北部，且聚集范围持续缩小，“低–低”聚集区从江苏中部转移至浙江中南部。④ 长三角地区PM2.5质量浓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影响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第二产业占比，其次是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和建成区占比的影响较小。
基于随机价值理论，以湖南省长沙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采用随机支付卡价值诱导技术，实证分析了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条件价值法改进及大气环境治理政策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依据。结果表明：① 2市居民在支付意愿选择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石家庄市居民持积极态度的占比高于长沙市，这与个人对环境治理的角色定位、支付能力及机构信任紧密相关。② 石家庄市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显著高于长沙市，长沙市居民支付意愿均值的样本平均数为97.87元/月，标准差为128.69，石家庄市分别为108.24元/月和142.64。③ 影响居民支付意愿最主要的微观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其次是对政府的信任度、收入水平、风险偏好、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及预期收入变化，最主要的宏观因素是居住城市和区域，其次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研究选取1987—2022年遥感影像，基于3S技术，采用NDVI像元二分法模型统计沙化土地时空动态变化；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沙化土地空间变化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最后选取PLUS模型预测了2032年沙化土地分布格局。结果显示：① 35 a间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整体呈增长趋势，由13.59%增长到30.43%；自西向东呈现流动沙地到固定沙地的明显划分，北部沿黄段植被居多。② 流动沙地面积减少50%；半固定沙地面积增长10%，主要来自流动沙地治理；固定沙地增长89.80%，其中2017年涨幅最大为2.3%。③ 沙化耕地35 a间由13.98%增长至17.56%，平均每5 a增长约1%~2%；沙化耕地面积增加的30.83%来源于半固定沙地，6.49%来源于流动沙地；沙化耕地弃耕或蚕食导致草地面积增加18.97%。④ 社会经济因素是库布齐沙漠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未来库布齐沙漠将向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增加，林地、草地、耕地等资源型用地面积增加的方向发展。研究区沙化土地减少植被覆盖增加，可为后续沿黄段沙漠治理与沙漠工程实施提供借鉴和数据参考。
本研究基于2016、2019和2021年夏季在东北长白山地区7处泥炭地采集的160个表层样品和环境因子数据，结合表层样品硅藻分析，构建了硅藻属种与环境因子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64个硅藻属种和11个环境变量。优势硅藻属种组合沿水位埋深梯度(0~66 cm)呈现明显分异，偏典范对应分析结果表明，水位埋深单独解释了硅藻组合数据总方差的8.4%，远大于其他环境因子的单独解释份额。基于此，选取加权平均模型和最大似然估计模型构建硅藻−水位转换函数。不同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典型回归耐受值降权加权平均模型构建的硅藻−水位转换函数表现最佳，剔除残差大于20%水位梯度(13.2 cm)的样品后进行留一法交叉检验，该模型的推导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最大和推导误差最小。本文构建的硅藻−水位转换函数为定量反演长白山地区泥炭地过去水位变化提供了新的有效方法。
从历史文献和史料记载中提取从先秦至清代（850 a B.C.—1911年）有详尽灾害描述的重大旱灾记录，以县域为最小研究单元构建重大旱灾频次和累计等级的时间序列并进行空间分布可视化。利用熵权法确定重大旱灾综合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重心分析法和标准差椭圆研究中国历史时期重大旱灾分布格局及变化过程。结果表明：① 从先秦至清代（850 a B.C.—1911年）中国重大旱灾共发生580 a，平均每4.76年发生1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② 整体上，重大旱灾的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旱灾频次最高的地区是陕西、河南和山东的一些县域。③ 明代为重大旱灾累计等级最高时期，全国近56.81%的地区都有发生重大旱灾。重大旱灾累计等级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相关性变化经历了“增−减−增−减”的过程，全期莫兰指数为0.43，具有显著空间集聚性。④ 重大旱灾分布县数共占总发生旱灾县数的21.42%，不同时间段上，重灾区在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间变化。其重心始终位于河南省境内，在河南省内部，沿“西南−东北−西南−东南−西北”方向移动。⑤ 重大旱灾频次与气温、降水呈现显著负相关。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和人类不合理活动与华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有一定的关联。此外，气候变化与人口分布对历史时期重大旱灾分布格局变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空地”数据联岛的城市森林结构多样性监测技术，准确估算了林分尺度结构多样性参数，量化了森林高度、覆盖与开放度、外部与内部异质性特征，探讨了其对物种多样性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① 覆盖与开放度、内部和外部异质性特征对物种多样性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0.07<R2<0.47）；② 结合所有结构多样性指标的模型对物种丰富度的预测能力更优（R2=0.58，ΔAIC=0），仅包括覆盖与开放度指标的模型对香浓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的预测能力更优（R2=0.40，ΔAIC=0），仅包括外部异质性指标的模型对辛普森指数（Simpson）的预测能力更优（R2=0.49，ΔAIC=0）；③ 不同物种丰富度水平显著影响结构多样性参数与Shannon-wiener和Simpson的动态相关程度与相关关系，结构多样性特征联合调优的参数组合（GFP+VCI+Entropy）对预测物种多样性具有较好的潜力（0.48<R2<0.56）。研究基于结构多样性空地监测推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替的知识决策，为有效提升城市森林物种多样性提供科学依据。
风蚀坑是风沙地貌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风蚀坑形态−动力过程是风蚀坑研究的核心问题。近期人为干扰促使海岸人工前丘产生后，伴随着大量风蚀坑的出现亟待开展相应研究，但目前缺少关于人工前丘上发育的风蚀坑的相关研究。选择人工前丘上风蚀坑发育典型的平潭岛为研究区域，运用高精度RTK GPS对人工前丘上的槽形风蚀坑进行重复地形测量和使用二维超声波风速仪进行气流观测，研究了槽形风蚀坑形态变化与气流的反馈机制。结果表明：① 人工前丘槽形风蚀坑受人工黏土结构控制，形成了一个输沙通道→完全发育风蚀坑→消亡阶段风蚀坑→新的输沙通道4个阶段的特殊演化模式；② 槽形风蚀坑的形态控制了气流在侵蚀盆内的循环，这种正反馈促进了侵蚀盆的增长；③ 风蚀坑形态−动力过程之间存在一个过程塑造形态、形态影响过程运行方式的双向反馈，尤其是随着风向与槽形风蚀坑长轴向夹角（48°~99°）的不断增大，风蚀坑内气流偏转越明显，且存在大型螺旋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