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城镇化速度放缓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多源人口迁移数据，探讨城市行政层级、城市规模与城市人口吸引力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行政层级提高和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城市人口吸引力总体上呈现增强的趋势，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吸引力高于一般地级市，更是远远高于县级市（县）；以人均既有人口吸引迁入人口数来衡量，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与更高层级、更大规模的直辖市的吸引力基本处于同一区间，意味着这些城市已经接近最大城市规模；动态来看，县级市（县）的人口吸引力在增强，而其他层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在下降；农业户口的迁移人口较城市户口迁移人口更倾向于向低层级城市迁移。当前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是在城镇化速度放缓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符合人口迁移的趋势，也适应了农村地区待城镇化主体的需求特征。鉴于县级市（县）的人口吸引力不足，农村人口向县级市（县）转移势必是政策支持型的城镇化，这与向高层级城市自发迁移的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应是并行不悖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中国治理优势所在。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具有基本相同的人口吸引力。因而，在人口向中西部回流的大背景下，不同省份的城镇化宜以省会城市为中心自成体系；在省会城市开始面临集聚不经济的背景下，发展省域内副中心城市是重要选择。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不公平，是中国当下亟待解决的一项关键问题。然而，全国层面的基础教育交通可达性研究在路网交通时耗的精细测算上尚存在缺失。本研究基于POI、DEM、交通路网、土地利用、人口网格等数据，采用成本距离栅格分析、人口加权基尼系数、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基础教育设施的交通可达性格局，并评估了基础教育设施交通可达性的多尺度公平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小学和中学的15 min交通等时圈分别覆盖了全国79.7%和78.8%的人口，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地区地形主要为平原及盆地，多分布于城市群、都市圈地区；② 县域尺度上，可达性的“高水平”与“高均衡”呈相互集聚分布，小学和中学的人口覆盖率与可达性变异系数的双变量莫兰指数分别为–0.602和–0.587，即服务水平高的地区及周边往往均衡性也较好；③ 省域尺度上，可达性的“高水平”与“高均衡”不吻合，北京等基础教育高可达性地区基尼系数达到0.7以上，通常自然地理环境越复杂多样，县域间基础教育可达性公平性通常越低。建议严格规范乡村地区学校撤并，发挥地区间转移支付对完善基础教育设施的作用，并为中小学生提供良好的上学交通出行条件。
近年来，替代性农业生产逐渐成为可持续粮食系统的重要支撑，也是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关系的重要抓手。研究以广州市从化区银林农场为案例地，探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替代性农业生产的脆弱性问题，以及替代性农业生产韧性网络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① 替代性农业生产面临的脆弱性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政治经济结构性要素所导致的，包括农业补贴政策的不对称性、土壤结构的受损性与种质资源的不稳定性、农产品市场的非主流性3方面。②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替代性农业生产韧性网络的形成机制包括主体与规范联动的韧性社会关系网络、科学与本土融合的韧性知识交流网络以及互信与认同建立的韧性消费市场网络。③ 建立替代性农业生产的韧性网络的本质是建立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过程，替代性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建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替代性农业韧性网络的形成机制，丰富了韧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实践层面讨论了替代性农业生产韧性网络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可持续农业政策和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快速蔓延导致了职住分离及交通拥堵等问题，倡导轨道交通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成为大城市缓解通勤压力的重要手段。当前研究主要以居住地作为地理背景考察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的作用，但较少探索就业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通过189个轨道站点的刷卡数据识别轨道交通通勤人员并构建通勤出行链，通过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解析职住地涉及建成环境和轨道站点的30个特征因素对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居住地通勤客流量表现为较集中的点状分布，就业地通勤客流量则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职住地两端通勤时间的空间格局均呈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② 职住地周边建成环境因素对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普遍存在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整体而言居住地建成环境的相对影响程度高于就业地，但就业地“公司企业数”是影响通勤客流最重要的要素，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则是影响通勤时间的首要因素；③ 职住地周边同一建成环境因素，对于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可能截然相反，这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和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关。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住地建成环境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的关联，有助于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职住空间的协调发展。
基于1979—2022年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技术分析新加坡投资企业的时空特征，采用实证方法探索产业园区促进新加坡投资企业进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新加坡投资企业建立数量经历3个高峰期，分别是1993年、2006年和2021年，且进入产业园区的新加坡投资企业比例在1979—2009年快速上升。② 空间特征上，新加坡投资企业的整体集聚程度在1992—2022年不断上升，并且进入园区内与进入园区外的企业数量比例相当，具有十分相似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产业园区能够通过改善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减少外资企业税收负担2种机制，促进新加坡投资企业进入园区。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是开展长时段LUCC数据集重建的关键数据源。从百年以上历史文献数据源应用的角度分析现有中国LUCC重建数据集，将历史文献中蕴含的土地利用数据源归纳为统计、列举、描述和图像4种主要类型，从各类数据源应用现状、制备方法等方面对现有重建数据集进行了重点回顾，归纳重建数据集应用历史文献的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并从多重历史数据源综合利用、重建思路调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数据源制备效率等方面展望了LUCC重建数据集改进历史文献应用方式、方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候鸟人口本质为季节性迁移的流动人口，其迁移特征、动因与效应是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文献，系统总结了候鸟人口识别路径、迁移规模与特征、迁移动因、社会效应与社会融入等研究进展。研究认为，候鸟人口以中老年为主，在寻求提高幸福感的前提下向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进行远距离、长周期与大规模的往复迁移；在迁移动因方面，生活环境、社会关系、经济动因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候鸟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迁移社会效应方面的相关研究仍具有一定争论，候鸟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多重效应，一方面多数学者肯定了候鸟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互动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候鸟人口的往复流动造成了当地旺季公共服务资源紧缺、淡季部分商业土地浪费。此外，候鸟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逐步受到学者重视，普遍认为候鸟人口社会融入度较低。基于此，继续深入整合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并拓宽候鸟人口的识别和数据采集方法，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分析“候鸟时代”的人口迁移特征，加大对“候鸟人才”“逆向候鸟”“太阳鸟”“跨境候鸟”等新领域的研究，为第二居住地规划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以2008—2021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城市经济韧性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空间维度上，城市经济韧性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格局。② 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呈空间带状或片状分布规律。③ 从城市经济韧性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人口密度作为驱动因素主导东南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驱动因素主导西南地区；产业结构生态化、工业集聚水平和地方财政缺口作为驱动因素主导西北地区；全球化水平和科技研发水平作为驱动因素主导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内各驱动因素比较均衡。
以青岛灵山湾为例，结合空间句法和GIS工具，从空间拓扑维度剖析Eco-UTC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灵山湾Eco-UTC空间结构呈现由内陆局限发育向海滨有序延伸的演化特征，经历了“指状生长、轴向扩张、集中整合”的演变过程，从旅游人地关系视角看，该规律形成源于资源、行政、经济和市场等因素的合力驱动，本质上则是作为地理要素的城市空间在转型发展导向下，通过资源、经济、市场和行政等媒介要素，对作为人类经济活动表征体的Eco-UTC定向作用，以及Eco-UTC通过空间重构对外部环境变化积极适应的结果。精准引导各影响要素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则是推进Eco-UTC空间集约增长和城市休闲活力倍增的有效路径。
地理距离一直被视为理解旅游需求和游客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阳朔民宿旅游者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了多维距离对民宿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检验主客互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 空间距离、经济距离和区位距离是提升民宿形象的重要因素，而区位距离对民宿依恋具有负向作用。② 民宿形象和依恋在多维距离与游客行为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民宿依恋在民宿形象与游客行为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③ 不同维度的主客互动在民宿游客行为意向机理中发挥着差异化的调节效果。信息互动和人际互动分别在民宿形象与依恋、经济距离与民宿形象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服务互动正向调节空间距离对民宿形象的影响，并负向调节民宿依恋对行为意向的作用。多维距离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分析，不仅揭示了一种新型人地关系，丰富了社会互动理论和距离的引力机制，还扩展了旅游者行为意向的研究成果，为旅游行为决策机理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家”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以往研究多从成人的视角出发，儿童与家这一关键地方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以广州市番禺区QX村为研究案例地，通过分析165位流动儿童以“家”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和照片引谈的混合研究方法，从批判地理学视角讨论流动儿童对于“家”在不同尺度的想象。研究结果表明：① 流动儿童绘画作品中“家”的要素由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文化要素构成，既是流动儿童生活经验的表达，也体现了其对“家”的想象与期望，“家”的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② 基于流动的生活实践，流动儿童对“家”的想象具有多尺度特征，“家”与住所、社区乃至更广泛的空间关联密切，其中社区是流动儿童与地方建立积极情感链接的重要空间；③ “家远在故乡”是流动儿童的共同认知，“家”总是指向户籍所在地，体现了流动儿童日常生活空间与“家”的地方归属之间的错位。研究尝试为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移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案例借鉴，并对城市管理者创设更有利于流动儿童融入的友好环境提供依据。
生态敏感网络是通过建立生态敏感离散、孤立区域在结构功能上的相互联系，模拟生态敏感区域间负面生态联系的一种生态结构模型。本文首先界定生态敏感网络相关概念，构建生态敏感网络研究框架，以陕西省为案例，采用物质量评估的方法评价其生态敏感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敏感网络，结果如下：① 陕西省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极敏感区和敏感区主要分布在长城北部风沙高原、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低山丘陵盆地和渭北高原丘陵沟壑区。② 共筛选出生态敏感源地34块、敏感节点50处、敏感廊道77条，生态敏感网络在陕西省北部分布较为密集，中部稀疏，南部基本不存在。③ 黄龙山–子午岭对阻滞生态敏感网络密集区域与稀疏区域间的联系起重要作用，秦岭山脉对阻滞生态敏感网络负面生态流向生态功能重要区域流动起关键作用。④ 生态修复格局表明可以通过增加生态修复斑块，在河流与交通修复廊道中预留相应的生态修复空间，以更好的阻滞敏感源间的生态流动。研究结果可为完善生态修复格局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对广西喀斯特地区5种植被恢复模式，即澳洲坚果模式（Macadamia integrifolia）、核桃（Juglans regia）模式、桑葚（Morus alba）模式、苏木（Caesalpinia sappan）模式和封育林模式下的土壤细菌、真菌的α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比撂荒地，植被恢复对土壤理化性质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封育林对土壤有机碳和氮磷养分含量的提升效果最大。5种植被恢复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土壤微生物α多样性，其中桑葚对细菌丰富度、谱系多样性影响最大，而核桃对真菌丰富度、香浓指数影响最为显著。土壤pH值、硝态氮和交换性钙含量与细菌α多样性（丰富度、香浓指数、谱系多样性指数）显著正相关。植被恢复显著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主要表现在相比撂荒地，核桃显著增加了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细菌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真菌的相对丰度，澳洲坚果显著增加了子囊菌门（Ascomycota）真菌相对丰度。冗余分析表明土壤交换性钙和总氮含量是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相对重要的驱动因子。总而言之，桑葚、核桃提升微生物多样性效果显著，可能有助于提高土壤生态系统稳定性；澳洲坚果显著增加子囊菌门真菌丰度，在增强土壤抗侵蚀能力方面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封育林增加土壤有机碳、氮磷养分效果明显，对改善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土壤肥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河南省信阳市鸡公山自然保护区的油松林为研究对象，利用树木年轮学方法建立了油松径向生长宽度年表，其特征值表明，油松标准年表的质量较高，包含较多的气候信息，能反映气候变化对树木生长的影响。标准年表与鸡公山南北气象站（麻城和信阳站）的气象因子相关结果发现：油松生长与鸡公山南侧麻城气象站几乎与所有月份气温都呈负相关，与当年5—7月气温（6月的平均气温，5、6月平均最高气温和6、7月平均最低温度）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几乎所有月份相对湿度都呈正相关，表明过渡带南侧高温带来的土壤水分胁迫对油松生长主要起着限制作用，南侧春末夏初4—6月相对湿度是油松生长的限制因子；鸡公山北侧信阳气象站生长季及生长季后期8—9月气温（8月平均气温、8、9月平均最低气温）对油松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上年7—8月相对湿度是油松生长的限制因子，北侧生长季后期9月降水对油松生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效应。滑动相关分析显示出，近几年油松生长对过渡带北侧信阳气象站8—9月平均气温的正响应趋势增强；在气候变暖的情景下，受到高温抑制（亚热带的麻城气温负相关），油松生长南界可能会向北移动。油松响应气候变暖的生长动态研究旨在为过渡带森林管理与更新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在建立巢湖西岸古湖盆中心SZK1507 孔湖相岩芯可靠地层年代序列的基础上，对钻孔地球化学元素进行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发现主成分F1反映了流域侵蚀能力的强弱程度，主成分F2对流域化学淋溶强弱程度反应敏感，主成分F3则指示了湖泊水位的高低，并结合Rb/Sr值环境代用指标重建了区域全新世以来高分辨率水文气候演变。结果表明，水文气候演变过程可以分为7个阶段，阶段Ⅰ（约10.8 cal. ka B.P.—9.9 cal. ka B.P.）、阶段Ⅲ~V（约9.3 cal. ka B.P.—4.2 cal. ka B.P.）气候较为湿润，巢湖水位较高；阶段Ⅱ（约9.9 cal. ka B.P.—9.3 cal. ka B.P.）与阶段VI（约4.2 cal. ka B.P.—2.3 cal. ka B.P.）整体上降水减少，湖面收缩，水位降低，气候偏干；阶段VII（约2.3 cal. ka B.P.以来）区域气候波动较大，干湿交替，总体呈现变干的趋势；9.3 cal. ka B.P.、8.2 cal. ka B.P.和4.2 cal. ka B.P.气候突变事件在此沉积记录中也有体现。将巢湖湖相沉积11 cal. ka B.P.以来的Ti元素强度、主成分F1和Rb/Sr值与全新世以来的30°N夏季太阳辐射量、Cariaco盆地Ti含量、ENSO活动指数等进行对比，发现研究区全新世气候突变事件主要受控于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热带辐合带（ITCZ）平均纬度以及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活动频率等因素。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量降低，ITCZ南移，ENSO活动频率增加，夏季风势力减弱，促使了9.3 cal. ka B.P.等干冷事件的发生。研究结果将为理解东亚季风区全新世以来季风和水文气候演变的关系提供可靠依据。
本文以云南永胜县下院滑坡堰塞湖沉积物为研究对象，依据粒度测试结果采用传统粒度指标与分形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其沉积环境进行系统化研究，探讨各传统指标在堰塞湖沉积解析中的适用性，探索多重分形理论在沉积学中的应用价值。研究结果表明：① 堰塞湖沉积物粒度统计参数明显不同于其他环境下的沉积物，具有河湖相沉积独特的分布曲线形式、分选状态和分形特征。优势粒级在分形计算中起主导地位，全局分形维数与分选系数有着良好的对应关系。不同的分形维数对应着不同的堰塞湖沉积条件，分形维数在堰塞湖粒度解析中有着很好的运用前景；② 多重分形结果显示2种不同时期的堰塞湖沉积物均以高聚集度组分为主体，表明粒径分布集中，反映出堰塞湖沉积过程中水动力的稳定性，沉积来源的唯一性，进一步证明了该堰塞湖曾长期存在。细粒组沉积粒径分布范围较窄，分布相对集中，优势粒组多但单个含量低，尾端含量低，内部分异较大；粗粒组分布呈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趋势，高聚集度粒组数量少但含量高，低聚集度粒组数量多但单个含量低，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点。③ 多重分形分析表明Δα、Δf在沉积物粒度分析中能够解析粒组内部分布特征，具有传统指标不可替代的作用，D 0和D 1两者结合可作为沉积环境解析的替代指标，与其他q阶多重分形联合可进一步作为堰塞湖解析指标，而D 1 /D 0和D 2则存在一定局限。
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地表温度和降水数据构建温度植被降水干旱指数（TVPDI）分析黄河中游2000—2021年植被干旱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论证了黄河中游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与区域植被干旱特征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黄河中游2000—2021年多年平均TVPDI值呈不显著上升趋势，TVPDI多年均值为0.708，对应干旱等级为轻旱。 ② 黄河中游2000—2021年TVPDI有较强的空间分异性，呈现“东北、西南部地区旱情较轻，西北、东南部地区旱情较重”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各地貌分区来看，黄土高塬沟壑区旱情较轻，风沙区与河谷平原区旱情较重。 ③ 黄河中游TVPDI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气温、蒸散发和降雨量，且与TVPDI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黄河中游2000—2021年植被覆盖度与蒸散发量均呈增加趋势，土壤水分呈下降趋势。
本研究以青木关岩溶洼地小流域为研究区域，采集林地、草地、坡耕地3类泥沙源地土壤样品和洼地沉积物样品，测定磁化率、TP、TC、TN、137Cs和地球化学元素等26个指标，采用3种统计分析方法选择3组不同的最佳指纹因子组，分别为Kruskal-Wallis H检验（KW-H）与判别函数分析（DFA）相结合（KW-H+DFA）、主成分分析（PCA）与DFA相结合（PCA+DFA）、KW-H与PCA相结合（KW-H+PCA），然后利用多元混合模型对3个潜在源地的相对贡献进行估算。结果表明：KW-H+DFA估算林地、草地、坡耕地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5.17%、32.19%、42.64%；PCA+DFA估算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6.72%、29.14%、44.14%；KW-H+PCA估算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3.67%、27.36%、48.97%。基于不同统计组合的GOF、RMSE、MAE分别为94.47%、9.85、5.71；91.32%、19.95、10.08；90.11%、20.76、12.12。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对沉积物来源的判别分析及精确度产生影响，强调在对泥沙来源进行研究时，应重视统计方法的选择，以便更准确地识别泥沙来源，进而更好地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