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第35届国际地理大会（35th IGC）和2024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AAG-AM）的研究热点，探讨中外地理学研究的异同，并为中国地理学研究提供参考。研究采用Python编写的网络爬虫程序，从会议官网抓取并分析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报告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外地理学研究在关注全球性议题如旅游、休闲与全球变化、未来地球等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存在差异。在35th IGC中，国外研究更侧重于性别与地理、文化路径等社会文化维度，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土地利用、农业地理等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领域。此外，在2024 AAG-AM中，国外研究在环境与地球科学、GeoAI与深度学习等领域表现突出，而中国研究更关注于应对重大挑战的地理空间方案、人类动力学等方面。本文指出中国地理学研究应借鉴国际经验，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关注社会公正和文化多样性，强化政治地理与国别地理的研究，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期提升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并在全球地理学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湿地作为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与演变较为活跃的地理单元，在调蓄洪水、水质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与人类福祉和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湿地科学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撑科学发展、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资助湿地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也是推动湿地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驱动力，项目资助情况可反映湿地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本文梳理了1986—2023年地理科学学科资助下（申请代码D01），项目题目或关键词中包含“湿地”“沼泽”“泥炭地”“红树林”或“滩涂”，共计资助的519个湿地科学相关项目。研究从项目申请代码、研究区域、研究内容、关键词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湿地科学资助项目经历了从2002—2012年、2013—2023年2个“十年”快速增长与平稳增长阶段；获得资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景观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D0105）、遥感科学（D0113）和生物地理与土壤地理（D0103）3个申请代码。研究对象上，以内陆沼泽湿地、滨海湿地为主；研究内容上，“遥感监测”“过程”“气候变化”“植被”“功能”等内容出现频率较高。关键词网络关系显示，遥感与光谱、遥感与植被、景观与格局3对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表征了目前湿地科学发展的地理学特点和研究方法的更迭。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科学学科正进一步优化分支学科布局与关键词，强化跨领域、跨学科交叉与融合，引导聚焦湿地科学基础理论与前沿热点，推动中国湿地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洪泛湿地甲烷排放是全球甲烷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洪泛湿地甲烷排放，对准确量化区域甲烷收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洪泛湿地甲烷产生、氧化和传输的关键过程，系统梳理了水文过程、植被、土壤特性、温度，以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洪泛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总结了加入全球碳计划的湿地甲烷过程模型及其发展历程，并指出了洪泛湿地甲烷排放模拟面临的挑战，包括水文过程动态变化、土壤特性梯度差异及湿地植被发育等。最后提出，应加强复杂水文过程对洪泛湿地甲烷排放影响机制的研究，将周期性水文变化、干湿交替的土壤特性及湿地植被变化纳入甲烷排放模拟中，以改进洪泛湿地甲烷过程模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淮河流域特大暴雨洪水灾害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其防洪减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急需超长时间尺度河流洪水水文学数据资料的支撑。全新世古洪水水文学的研究，为淮河流域全新世洪水水文数据发掘提供了重要途径。利用河流地貌学、沉积学、水文学和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获取淮河中上游全新世万年来实际发生过的特大暴雨洪水事件的沉积学记录，采用多种水文模型模拟恢复与检验，获得古洪水事件的洪峰水位和流量数据。淮河干流桐柏东段基岩峡谷的研究发现，过去10 000 a以来发生多次特大洪水事件，尤其是发生在3.1 ka B.P.和1.5 ka B.P.时期的古洪水事件，洪峰水位最高，洪峰流量可达
在讨论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且国家间生产力要素的差异性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出现带来的地域属性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包括：非物质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新型劳动者逐步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布局中关键性的稀缺要素，创新模式呈现层级化、网络化、跨区域的特征，流空间的崛起弱化地理空间距离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创新效能的提升要求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并由此产生新的不平衡。进而，从新质生产力新要素、地域综合体、国家网络系统3个方面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基本规律，并通过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作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取向、集聚效率的内在要求、国际开放合作和区域分工协作的效能等分析，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布局演变趋势。研究认为：① 体现“知识”价值及利益分享合理化、数字化、智能化引发的劳动者关系变化与适应性管理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引发区域非均衡与空间公平的权衡，是生产关系“新转型”的机理所在；② 重新定位主体功能、重新审视地区资源比较优势和发展路径、重新建构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建构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制度的主要方面；③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配套改革重点包括：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聚焦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在空间上耦合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聚焦国家“一盘棋”的系统谋划，形成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网络和体系的体制机制；聚焦开放的经济格局，形成开放的具有竞争力、安全性和韧性的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源于时代发展和科技创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从人地关系、旅游行为、行业治理等层次全方位地重塑着旅游业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旅游的全面重构，揭示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多重影响。一方面，技术赋能使得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和个性化地体验旅游，享受沉浸式和交互式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对地方原真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日常生活感性体验的潜在威胁。研究进一步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需要警惕的3种倾向：对感性社会的消解，对地方原真性的剥夺，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偏离。最后强调，技术的健康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每一个人的福祉。
新质生产力是数智时代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新型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技术动能。本文以新质生产力和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为旨归，创新提出“新质旅游目的地”的理论概念，解析其理论内涵和现实功能；基于“技术–地方”互动视角，探讨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模态、路径以及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新质旅游目的地的塑造。研究发现：① 旅游目的地的新质生产力在数智赋能和使能、地方性扩散和集聚的交织作用下呈现为4种力量，包括营销力的裂变、服务力的迭代、吸引力的嬗变和消费力的驱动。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4重合力实现对新质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塑造，充分发挥技术与地方力量的共生效能与粘结效应。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需要与地方现阶段的发展基础、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紧密适配。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旅游目的地之间并非单向度和单次循环的影响关系，二者始终处于相互催生和共同演化的链接状态中。
数字化时代，网络流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生产与生活，也给地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关注流量与地方的耦合关系问题。本文聚焦流量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总结流量影响地方发展的态势，深入分析流量对地方在空间、情感、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构，建构流量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图式，划分了流量与地方强耦合、弱耦合和解耦3种类型，并延伸探讨了新的地方性生成与地方治理问题。地理学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流量与地方的互塑互构过程与机理，实现地方理论的创新，并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战略。
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旅游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与构建，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研究重点关注旅游业在多元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场景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强调体验经济和创新发展的趋势下，探讨旅游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通过文献与案例分析，从3个维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地方旅游的影响：① 通过深化核心吸引物，夯实已有的旅游吸引基础；② 增加新的旅游吸引要素，重点再造旅游亮点；③ 整合资源，激发地方主体的服务意识和地方认同感，强化地方情感治理。结果表明，视频化社交媒体时代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使原本不受关注的地方被重新“看见”和“显现”的能力、一种促使非旅游资源向旅游资源有效转化并形成吸引的能力、一种帮助旅游者克服空间障碍助推旅游行为主体从客源地向目的地迁移流动的能力，以及一种增强驻留时间促使旅游主体诗意栖居的能力。研究结论指出，旅游新质生产力在视频化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能够显著提升地方旅游吸引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并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城市创新驱动系统，采用城市创新驱动系统中科技成果转化扩散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来间接表征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识别2003—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3—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年均增长率为1.32%，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②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非均衡特征显著，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高东低”向“南高北低”演变。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增长集聚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省会/直辖市多为区域增长极。③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变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期主要由城市富裕度和政府干预倾向驱动，后期主要依靠城市富裕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驱动，各因素对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作用强度以及波动方向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绿色低碳交通是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核心动力。借鉴 OECD 的绿色交通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交通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揭示了近20 a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协整分析探讨了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个领域的创新引领着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前者占比达62.8%，后者占比51.5%；② 创新主体实现了由个人为主到企业为主的转换。企业创新主体占比达82.4%；③ 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显著，且日趋集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愈发成为绿色交通技术创新高地。深圳远超上海，在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类最重要的创新类别中位列第1；④ 全国尺度，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研发投入对城市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产出起到普遍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和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和研发投入发挥主要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城市交通物流产业区位商、外国直接投资及政府环境规制起到促进作用。创新门槛、外资作用、环境规制与环境现状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显异于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绿色交通内部技术系统中，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创新对其他类别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颠覆性影响，或将重塑未来区域发展格局。创新网络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对于理解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地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等方法，对该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从网络结构、多维邻近性与城市特征3个角度分析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网络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构成的“菱形”格局，网络呈现典型的异配性、小世界属性和“核心–边缘”结构。人工智能对技术、产业的依赖性导致其创新合作网络受网络自组织性、多维邻近性与城市创新合作环境影响：择优链接与中介效应促进网络发育，创新合作由互补创新转向互补与协同创新并存，地理距离、省际壁垒不再是阻碍创新合作的因素；城市经济实力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创新联系的强度与广度，但城市间发展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也阻碍合作建立，由此对促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构建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对2011—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3个时段网络的空间与拓扑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继而引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定量研究内生和外生效应对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网络规模扩张迅速，整体联系强度与数量均稳步提升，空间格局由以香港为单一中心辐射的简单结构向多中心辐射的复杂网络转变。② 网络的“小世界”特征逐渐显著，城市的择优连接倾向明显。③ 网络中节点的中心度差异较大，香港、澳门、广州、北京是旅游知识创新的中心城市。④ 从驱动机制看，自组织性、择优连接、旅游科研投入、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邻近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城市属性变量的正向影响强于多维邻近性。国际化视阈下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探讨，对于挖掘城市旅游知识国际化水平、增强城市间旅游知识合作和培育创新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境外合作区逐渐成为中外经济和贸易合作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境外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境外合作区的建立显著减少了非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促进了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进而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机制检验表明，境外合作区主要通过扩大OFDI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制度质量来减少非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促进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进而优化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境外合作区建设对出口产品结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合作区；进一步分析发现，境外合作区的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低技术产品和中技术产品的出口，但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加快经济“走出去”战略，实现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环境、数字经济市场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分析全球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态势和交互关系，探讨其耦合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和可持续发展差异；② 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高度相关，耦合协调度从初级协调发展至中级协调阶段，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③ 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共进是系统内各要素增强型交互作用的结果，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交互尤为关键；④ 耦合动力机制包括内部的数据生产力、数字技术变革力和破坏力、自然资源支撑力，以及外部的市场拉动力和失衡力、政府调控力和阻碍力。
基于2001―2019年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BaTIS），运用复杂网络分析考察全球201个国家（地区）间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结构和社团结构动态演化特征，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分析网络的演化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规模逐渐扩大，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特征；中国的“桥梁”中介作用日益突出，控制力和影响力逐渐加强；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组团特征，形成以美国、英国和中国为核心的3大稳定社团。旅游服务贸易联系的区域差异明显，整体网络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特征，亚太地区发展迅速。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存在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国（地区）界相邻、语言邻近和自由贸易协定关系能显著促进旅游服务贸易关系的形成，且相对于高贸易规模国家（地区）而言，低贸易规模的国家（地区）之间倾向于开展旅游服务贸易。
基于“同一城市在不同尺度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差异”这一现有城市网络研究中被普遍忽视的关键研究视角，以腾讯迁徙大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际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国家分尺度网络分析模型，对其网络特征的分尺度格局和跨尺度变化进行分析和对比，同步发掘分尺度视角下的“特殊城市”并解释其出现的原因。研究发现：分尺度视角下中国城际人口流动网络在“国家层级”和“都市圈层级”上的“核心−边缘”特征均较为明显，而在“城市群层级”中则出现了发展相对均衡的城市群落；直辖市、省会/首府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普遍在3级网络中保持了较高的接近中心性，也都是在国家层级网络中向内吸收城际流动人口、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层级网络之中向外扩散城际流动人口，但其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并非是发挥人口流动调度功能的核心节点；大多数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在都市圈层级网络和国家层级网络之中更加活跃，但部分位于长三角、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和大连、长沙、南昌等都市圈内的城市则与之相反，因为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链接了更广泛的人口基础、拥有更便捷的流通路径，并受到更强的推拉作用力，其城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活跃程度普遍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达到顶峰。
卫星遥感具有覆盖范围大、时空标准统一等优势，为研究传统民居整体性的传承与变化提供了数据基础；然而，当前传统民居研究中的遥感解译主要依赖于人工目视和手工转绘，其深度和效率无法满足需求，如何基于遥感智能解译实现传统民居相似性测度亟待解决。本文提出了一种遥感智能解译的传统民居相似性测度方法，能够融合传统民居专家知识和深度学习模型，以79.1%的总体分类精度和77.1%的表征能力，有效提取传统民居关键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客家民系为视角，测度全国尺度下的客家民居相似性；结合移民史、古驿道和村志记载，分析明清时期南方人口迁徙对客家民居相似性变化的整体性影响，为传统民居和人口迁徙研究提供新视角。
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三江源生长季最大值合成MODIS NDVI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量化了三江源草地绿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运用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时空尺度下气温降水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三江源区草地生长季NDVI总体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增加趋势的像元占比为77.53%，其中显著增加趋势像元占比为33.95%（P<0.1）；而局部出现了降低的趋势，降低趋势的像元占比为22.47%，其中呈现显著降低趋势像元占比为3.03%（P<0.1）。② 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增加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
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法、趋势分析等方法，对秦岭南北降水季节性指数（PSI）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识别降水季节性空间主导模态，探讨降水季节性空间异常与全区海温的遥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20年，秦岭南北PSI线性变化趋势并不显著，以3.2 a的年际波动周期为主。1997年后，较长干季逐渐成为区域降水季节性的常态；② 在空间上，秦岭南北有61.3%的区域降水季节性为单一空间主导型，组合类型相对较少。其中，湿季偏长和干湿均衡是单一形态的主导类型；“干湿均衡−干季偏长”是组合形态的主导类型；③ 前冬、春季北大西洋涛动处于负相位，赤道中东太平洋由厄尔尼诺转拉尼娜时，秦岭南北PSI异常偏高，全区发生极端干旱风险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