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阿拉善盟为研究区，首先基于变量间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挑选出若干个与实测地下水位相关程度较高的环境因子作为反向传播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N）模型的输入变量；其次基于筛选出的输入变量与实测地下水位，使用BPNN构建地下水位模拟模型，并在建模的过程中考虑参数敏感性分析以提升模拟精度；最后基于最优模型参数利用BPNN模拟阿拉善盟全域的地下水位值，并完成2020年阿拉善盟地下水位制图与评价。结果表明基于最优模型参数构建的地下水位预测模型的总体精度为0.99（相关系数）、23.39 m（均方根误差）和1.44%（相对误差）。阿拉善盟2020年地下水位分布图显示中北部地下水位低而南部地下水位高，阿拉善盟中北部模拟地下水位的数值范围介于838~
本文利用NCEP-NCAR再分析资料以及中国站点观测资料，讨论了冬季环球遥相关型（Circumglobal Teleconnection, CGT）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了其对北半球冬季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冬季CGT是北半球重要的遥相关型，具有5个活动中心，大体是在中纬度副热带急流上以及出口区，反映了准定常行星波列的纬向传播路径。在对北半球冬季气候的影响上，当CGT为正位相时，欧洲浅槽西部、东亚大槽和北美大槽增强，利于冷空气南下，西欧中北部、东亚和北美东部地区气温偏低，同时水汽辐散，不利于降水形成；负位相时，则与之相反。其中，对中国冬季气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东部气温和南方降水的影响较强，当冬季CGT指数为正异常值时，东部尤其是东北地区气温偏低，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降水偏少，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在冬季CGT与海温的关系上，冬季CGT与同期及次年春季的北太平洋海温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反映出CGT对太平洋中纬度海温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当剔除发生ENSO事件的冬季时，依然存在较强的环绕北半球的CGT遥相关型形态分布，这表明CGT的形成并不依赖ENSO的变化。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基于平稳性假设的极端径流频率分析难以准确反映当前流域水文极值的演变规律，而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极端径流的定量影响仍是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难点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气候指数、水库指数和土地利用变化为协变量，利用GEV模型开展黄河流域1990—2019年极端径流非平稳性频率分析，并通过Budyko理论的弹性系数法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极端径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极端径流概率分布呈现显著非平稳性特征，且气候变化对其参数的影响远大于人类活动，表明气候因素是主导极端径流变化的关键驱动力。②黄河流域呈现明显的非平稳特征，各站点在非平稳条件下20年一遇、30年一遇和50年一遇的设计流量差异较小，但5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的设计流量差异逐步增大。在不同重现期下，流域上游和中游极端事件发生概率较高。③气候变化对黄河流域极端径流变化的相对贡献率达71.39%，其中降水作用最为突出，而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率为28.61%。黄河上游和下游区域的下垫面变化对极端径流增加呈正向贡献，贡献率分别为24.88%和41.46%；而中游区域由于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导致的下垫面变化，对极端径流产生显著的负向贡献，贡献率达−51.27%。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背景下，宁夏干旱灾害长期复杂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尚有待深入揭示。基于多源文献提取过去2 020 a（2—2021年）旱灾记录，综合运用时空数据挖掘等方法，从时间、空间和时空维系统解析旱灾的多维集聚特征与演变趋势。结果表明：宁夏旱灾频发期集中于2、8、11、15、16及18—20世纪。旱灾空间重心在3、4、5、6—9、10—11、15及18—21世纪初分别呈现南移、北移、南移、北移、南移、北移以及南北振荡的迁移过程。2—2021年旱灾的显著性时空热点和冷点（P＜0.01、P＜0.05和P＜0.1）分别在宁夏南部（固原）和中部（吴忠、中卫）地区呈现连续集聚特征。宁夏南部旱灾呈现“振荡热点”和“加强热点”时空演变模式，中部和北部（石嘴山、银川）地区分别呈现“加强冷点”和“振荡热点”模式。总体而言，2—2021年宁夏旱灾的演变过程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固原南部持续加剧，宁夏中部地区逐步减缓，宁夏其余区域无显著趋势。
以长江江苏段滨岸陆域为例，基于2017―2021年土地利用数据与归一化植被指数，采用植被覆盖趋势分析、显著性检验和土地利用图谱等方法，从纵深缓冲带视角探究滨岸陆域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及其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研究区非生态用地扩张，但植被覆盖改善显著，植被覆盖改善的区域占62.91%，土地利用转移中20.95%由非生态用地转化为生态用地；②植被覆盖与土地利用变化存在响应关系，植被覆盖的改善响应更为显著，非生态用地转生态用地导致植被改善的图谱比例为74.8%，而生态用地转非生态用地导致植被退化的图谱比例为59.5%；③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纵深空间差异性，不同纵深缓冲带离岸越近，非生态用地向生态用地转移面积越大，植被覆盖改善越明显，深刻反映出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成效。
基于2002—2020年全球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定量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绿地扩张，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47.68 km2，绿地斑块聚集度提高且形态更加复杂。异质性分析表明，倡议对城市绿地面积的促进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和干旱区城市更为显著，其中干旱区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74.53 km2，是非干旱区的1.6倍。从驱动机制来看，倡议通过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绿地面积增长，而快速城市化显著降低了绿地斑块的聚集度，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则加剧了绿地斑块形态复杂化。本研究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化的积极作用，并为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政策参考。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随着开发区产业创新和以升促建等政策推进，培育新产业路径成为各地开发区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开发区产业、政策与实体空间的复合属性，引入演化经济地理的技术关联、制度关联与地理邻近3个分析维度，综合采用共存分析、产业空间可视化和Pr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2006―2018年中国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产业演化路径的规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等级开发区的新产业路径均受地理邻近的正向影响，但受技术和制度关联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和维持等级的开发区分别呈现由投资效应和催化效应驱动的特征；结合县区和园区产业关联的双重视角，开发区产业演化呈现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行的态势。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低风险路径在园区各行业内普遍存在，而空间突破与依赖型路径分别集中在高、低频数行业中；从空间异质性来看，县区视角下各演化路径的分异现象比较显著，园区视角下东、西部地区的产业风险存在差异。相关结论对于开发区未来的产业政策和战略布局具有参考价值。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人口净流出较为突出的区域，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区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都市圈对流动人口和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吸引力，能够更好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高效流动，推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本研究以淮河流域都市圈为例，采用1992—2020年夜光遥感数据，结合各相关省市的社会统计数据，通过DBSCAN算法分析淮河都市圈的集聚情况及其发展动态。结果显示，淮河流域都市圈在区域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城市经济的生产要素高度聚集，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日益凸显。基于当前发展态势，围绕淮河流域现阶段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①建设区域增长极，融入国家战略实施环节；②治理水利工程，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③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服务回流人口促进区域崛起；④产业结构变革，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⑤突破行政边界屏蔽效应，推动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
以功能驱动性为标志，探索构建功能变异表征指标体系，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空间功能变异指数法，检验近10 a重庆市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政策绩效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①对于异类功能区，经过PSM-DID检验，战略实施对3类功能区的功能提升均有一定程度的驱动效果，城市化地区政策绩效最为显著。该类地区的产业和人口聚集功能显著增强，贡献了近10 a该类区域指数增量的24.52%。对农产品主产区功能的正向驱动也达到显著水平，但幅度相对较弱，贡献率为10.17%。对生态功能区的驱动效果不显著，贡献率小于10%；②对于同类功能区，政策单元（区县）的功能变异程度呈现出规律性特征。城镇化功能变异指数（U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由主城向四周圈层递减的趋势，城镇化功能明显增加（功能趋势性指数值FTI>0，波动性指数值FSI=1，UFVI>3.29）的县（区）约占26%。农业化功能变异指数（A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趋势，农业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AFVI>4.30）的县（区）占40%。生态化功能变异指数（E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增强的趋势，生态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 EFVI>5.49）的县（区）占20%；③异质化驱动效应表现为3种异类功能区的非协同驱动效应、同类功能单元的距离敏感效应。
利用人口统计数据识别东北三省增长和收缩城市，通过综合指数法、InVEST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研究了2010—2020年2类城市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①2类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生境质量在全局上变化趋势相反且错位关系明显，增长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整体高于收缩城市，而其生境质量指数则低于收缩城市。②2类城市的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呈现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③2类城市的城镇化和生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而收缩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④人口状况、经济表现、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决定因素维度，但增长和收缩城市的空间决定因素维度和指标差异性显著。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强调系统承受多重扰动冲击与通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适应冲击能力的综合评估，为综合分析不确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引入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多重扰动效应评估中，在明晰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内涵的基础上，从压力程度、敏感状态和响应能力3个维度建立受多重扰动的系统评估体系，选取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乡村为案例区，基于1990—2022年达茂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受多重扰动的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进行总结。研究表明：①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对多重扰动的脆弱性出现急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的变化特征，脆弱性由高到低排序为：农业乡村、畜牧业乡村、旅游乡村、综合性乡村；②30 a来脆弱性差异度呈现小幅度增高、大幅度降低的波动式循环发展特征，农业乡村脆弱性低幅度变化，畜牧业乡村脆弱性变异幅度随纬度提高而降低，旅游与综合型乡村脆弱性高幅度变化；③脆弱性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是农牧民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牲畜头数、年降水量，不同乡村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④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的多重扰动源于气候暖干化与生态工程实施，系统状态深受多重扰动后其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制约，系统响应变化主要受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发展方式与农牧户生计影响。最后从乡村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降低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需求，本文将农业现代化分为经济效率、粮食产能、生态可持续和共同富裕4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多维时空演变特征及各维度之间的权衡/协同，划分命名地域类型并提出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发现：①2005—2020年，吉林省粮食产能呈持续上升趋势，生态可持续逐渐下降，经济效率先升后降，共同富裕的良好趋势在2020年受到暂时性冲击。空间上，各维度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且分布格局的差异显著，部分维度的格局与演变相逆。②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生态可持续为逐渐增强的权衡关系；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共同富裕整体呈逐渐增强的协同关系。③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可划分为粮食共富示范区、生态特色先行区、生态经济潜力区、综合协调推进区4种地域类型，并采取差异化的协调发展路径和策略。
打破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是促进区域人口流动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网络视角，应用百度迁徙大数据，探究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城市群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省际边界抑制了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关系形成和关系强度增加，同时其阻碍效应的作用强度总体上随着人口流动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基于城市群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省际边界在不同城市群对于人口流动的阻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省际边界在北部湾城市群中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关中平原城市群处于相对中等水平，而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阻碍作用程度最弱，其原因可归结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约束等因素。基于网络视角和多城市群比较的实证研究，本文拓展了对于省际边界效应的科学认识，同时对于建立健全省级政府间协调机制，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
本文依据中国的668处国家级与省级旅游度假区点位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及皮尔逊相关系数探究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地形地貌、河流水域、天气条件、资源条件等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市场状况、交通运输、医疗水平、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域内旅游度假区分布不均衡，呈聚集性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部一核、中部两带、南部三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出“近低地、沿缓坡、亲水域、喜温暖、临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②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在自然资源因素上，与海拔、坡度、河流距离呈负相关，与旅游资源密度呈正相关，且多分布在温暖湿润地区。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旅游度假区数量与生产总值、人均GDP、旅游业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常住人口等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车站数量、水运客运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接待入境人次数、星级酒店数量呈负相关；与港口数量不相关（P>0.05）。
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作为国内外遗产研究的最新范式，重新审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从多维度深入探索遗产营造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人文地理学立足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推动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议程，特别强调了对主体、遗产与地方之互动建构过程和时空异质性的认识。本文对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之相互关联的研究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遗产地理研究已形成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而对“遗产认同与遗产治理”“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日常生活与活态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混杂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的交织并行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能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遗产地理研究体系和实践理论提供启示。
鉴于已有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的关注非常有限，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将中国传统性、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将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行为所产生的旅游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旨在实证性验证中小城市居民赴日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首先，中国传统性、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对于中小城市居民赴日旅游意愿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中国传统性对于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爱国情怀也对旅游民族优越感产生正向影响效应；最后，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引起的旅游风险感知显著强化了中国传统性对于赴日旅游意愿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境游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建议，同时也为处于类似双边关系的国家间旅游营销提供实践指导作用。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