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具有高耗能特征的数据中心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这关系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层面制定了“东数西算”战略以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缓解东部的资源环境压力，其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转移规律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中心层面的细粒度数据构建碳核算框架，模拟预测2020—2030年是否实施“东数西算”战略的2类情景下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数量及空间转移规模，并分析了战略节能减排的潜力。结果表明：“东数西算”战略能够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在“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21 131.03万t，相比未实施战略的情景将减少2 274.16万tCO2；东部降低了5 544.67万tCO2，其中京津冀枢纽与长三角枢纽地区的碳排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东部向中部转移了1 788.51万tCO2，向西部地区转移了1 332.88万tCO2，同时减缓了高碳区域的碳排放的增加速率。研究结论对揭示“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数据中心这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转移规模与空间转移格局提供数据支撑。
数字技术与城市场景的融合发展形塑了新的人地关系，对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产生多空间、多维度的影响。本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流动人才地方嵌入，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地方嵌入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城市数字化发展对流动人才地方嵌入的影响程度、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等。主要研究结论：① 城市数字化发展有效推动了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对经济嵌入维度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② 数字化作用于不同级别城市呈梯度差异，其中二三线城市效果较为显著。③ 数字经济有效推动社会网络单一的流动人才地方嵌入水平。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桥梁作用，流动人才能够有效汲取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认同，不断扩大社交圈层与地方联结，提高自身的情感嵌入和文化嵌入。最后，文章分别从数字经济与流动人才地方嵌入两方面提出建议，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新政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具有高生成性兼具高波动性，既有研究考察了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但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解除进程及其背后的高波动性机理尚待明晰。基于“生成–维持”视角，采用2001—2019年合作发明专利构建全国创新网络，探索其演化特征，并采用可分离式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别揭示创新关系的生成与维持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网络规模日趋扩大，空间格局由三角形向“菱形+十字”发育。维持进程呈现“上三角–全三角–菱形–菱形+十字”的演化路径；生成进程呈现与下一阶段维持进程类似格局，并由“北上深”主导转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反映出路径依赖效应；解除进程由生成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以及中国东北、西南城市主导。② 创新网络演化机制出现阶段性分异。聚集效应对创新关系由抑制转为促进，中介效应对创新关系由促进转为抑制；传递效应、GDP与创新水平、地理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对城市创新关系的促进作用持续下降。③ 创新关系生成与维持的演化机制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和创新水平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作用基本失效，地理邻近性对于创新关系的生成作用下降，但是维持作用上升。本文增益于既有研究中对创新关系维持机制的探索不足，为提升创新网络的成长性、降低其波动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采用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专利权转让数据和航班数据构建中国多层城市网络，实证检验了多层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市多层度数中心性和多层PageRank中心性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表明城市多层网络中心性成为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来源。② 多层网络嵌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效应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创业孵化能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增强，表明城市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着多层网络嵌入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③ 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受益于多层PageRank中心性和多层度数中心性的提升，中西部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从多层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高于东部城市。城市多层网络嵌入的研究必然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鸿沟现象有所缓和；碳排放绩效水平整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产业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且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驱动城市创新实力增长，引领全球创新版图重心东移，其创新演化的时空复杂性吸引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印度为研究对象，基于知识创新视角，以城市尺度论文和专利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统计和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08—2019年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跃迁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8—2019年，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演化“涨落有序”，少数城市知识创新等级实现稳定提升，多数城市知识创新发展在边缘级、次边缘级之间反复跃迁，科学型、复合型导向性是印度知识创新功能演进的统一方向；② 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空间分布构成稳定钻石结构，知识创新等级跃迁集聚于知识创新边缘区，知识创新功能类型以科学型和复合型为主，表现为南北板块化分区发展态势，兼具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双重性；③ 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对外合作、多元主体间合作对城市知识创新等级提升十分关键，城市建设是次边缘级城市知识创新增长的关键因素，科技差距对城市知识创新等级跃迁影响力随等级提高而增长。
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求和、网络文本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评价旅游休闲街区的citywalk网络影响力，提炼核心发展要素，识别街区发展路径及要素间关系。研究发现：①游客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整体关注度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较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重庆、福建、广东等省（市），区域差异较大；②旅游休闲街区的良好发展是核心发展要素组态效应的结果，5个核心发展要素通过组态形成 3条等效发展路径，分别是产品强驱型、设施业态双驱型、文化营销助力型路径；③条件变量文化赋能与产品驱动之间存在互斥关系、设施加持与业态创新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因此，科学合理投放产品、千方百计创新业态将有助于旅游休闲街区获得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集中度、空间自相关等指标方法，研究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龄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呈上升趋势，高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高龄化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城镇高龄化程度高于乡村。②空间上东部沿海地区高龄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口高龄化空间格局未突破“胡焕庸线”；高龄化在性别上以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域上表现为较大差异；高龄化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日益显著。③近20 a来，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从人口和自然因素为主向人口、自然、社会经济多因素转变。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省份，近年来人口总量显著“缩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少子化严重，同时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移，大部分县域变成人口收缩地区。文章基于“五普”至“七普”数据及《湖南统计年鉴》，从“全省–区县–主体功能区”多尺度，系统分析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变化趋势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总量呈现“先快速增长–顶峰–急剧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空间上人口从县域（乡村）向市辖区（大城市）的单向迁移格局；②区县层面，从市辖区向外随距离增加人口收缩程度不断加深；2000—2010年区县人口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年后区县人口收缩范围扩广、程度加深，持续收缩型区县24个，新增人口收缩型区县52个；③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流入集聚，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而不断收缩。最后，就省域人口空间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对策。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是一类具有市场指向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容易产生空间布局趋同的表象。要科学认识节能环保产业是否存在重复建设问题，需要理解地方市场需求如何影响其布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2011年以来新成立节能环保企业的布局特征，从地方市场需求的具体构成出发，检验企业、行业和政府3个市场主体产生的不同需求对节能环保产业布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呈“东西沿江、南北沿海”两条轴线。2011—2020年，各地市企业进入率差距缩小、吸引新企业的水平相当，布局表现出本地化倾向；② 企业治污需求有利于本地节能环保产业扩容、吸引力提升。其中，大企业的需求产生了积极的结构和协同效应；③ 行业发展需求促进本地产业扩容，对提升本地产业吸引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④ 政府治理需求可能促进本地产业扩容，但对提升本地产业吸引力无显著影响。
以大运河沿线的546个传统村落和629项非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二者的空间差异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特征且二者之间存在较低程度的空间正相关。②传统村落重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心均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内部空间差异显著。③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对二者的空间差异发挥着客观作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对二者空间差异的影响较为复杂。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关于植被生产力受不同水分因子影响的时间效应及其变化特征的研究尚显不足。通过植被总初级生产力（GPP）与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SIF）衡量黄河流域植被生产力，结合空间分析及地学信息图谱等方法，分析大气、地面、土壤等水分因子对植被生产力的胁迫作用、时间效应及其时空转变特征。结果显示：①2001—2018年，流域干旱区植被生产力显著下降，而湿润和半湿润区植被生产力显著上升（P<0.05）。②植被生产力主要受土壤水分与地面有效水分的影响，并且近20 a土壤水分和大气水分的胁迫作用呈现增强趋势，地面有效水分的胁迫作用呈现减弱趋势。③在流域干旱区，植被生产力主要受3种水分因子滞后和累积3个月的胁迫作用；在湿润和半湿润区，主要受地面有效水分滞后2~3个月的胁迫作用。总体而言，水分因子的时间滞后效应强于累积效应，且近 20 a水分滞后效应的胁迫时间延长、强度增加。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黄河流域水分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机制，为促进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对鄱阳湖平原区降水的连续、长时间监测，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δD、δ18O）示踪技术与后向轨迹模型，结合天气雷达图分析了该区庐山市牯岭镇和上饶市鄱阳县大气降水δD与δ18O的组成特征及其变化反映的环境效应，探讨水汽来源和天气系统与其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年尺度上，2地大气降水线的斜率和截距均较全球大气降水线偏大，过量氘长期偏高，表明研究区气候湿润、大面积地表蒸发水汽参与降水，依据二源混合模型得出夏季湖泊蒸发水汽对鄱阳县降水的贡献比为15.4%，大于对牯岭镇的贡献（13.1%）；水汽源区的变化导致季节尺度上降水δ18O贫富变化明显，表现为春冬富集、夏秋贫化；连续降水主要受水汽类型与天气系统影响，冷锋降水δ18O表现为逐渐下降，由冷锋转变为对流的降水δ18O呈现“V”型变化。根据水汽源地（大陆与海洋）、路径距离（即轨迹所跨纬度）的差异，将连续降水的水汽划分为远源大陆水汽、近源大陆水汽、海洋性水汽3种类型，牯岭镇降水主要受到海洋性水汽的影响，鄱阳县降水主要受到近源大陆水汽的影响。
本文基于覆盖鄱阳湖流域的Landsat卫星和气象站点的长时序数据，结合Mann-Kendall趋势分析、Sen斜率估计等数理统计方法，对1987—2019年鄱阳湖流域地表水域变化特征及其对干热事件的响应特征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鄱阳湖流域的干热事件发生频率增加约0.02次/a，持续天数增加0.13 d/a，烈度增加0.09/a；②持续性水域、季节性水域、临时性水域和平均水域面积分别以每年16.85 km2、21.56 km2、13.22 km2和31.76 km2的速率萎缩，尽管持续性水域数量每年增加3.11个，但临时性水域数量变化不明显；③持续性水域、临时性水域和平均水域面积的变化与干热事件的发生频率、持续天数及烈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均小于−0.5（P<0.01），水域对干热事件的响应敏感区主要位于流域的西部和中部地区。
以海口市海岸带为研究区，选取1987年、2004年、2021年3期遥感影像，基于随机森林法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分析35 a间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分布变化及其变化的速度、结构等，揭示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对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87—2021年海口市海岸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演变剧烈，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增加189.16 km2），耕地锐减最多（减少81.50 km2），水域及水利设施变化最小。②海口市海岸带时空分布变化明显，建设用地从中部向东西两侧延伸，耕地流失集中于西部，草地分布在南渡江东岸且呈波动减少；土地转换呈现单项集聚特征，有77%的转出面积流向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地转出面积分别超过了转入面积的1.73、2.37和2.88倍。③海口市海岸带在单因子驱动中，1987—2004年的最大驱动力经济指标（GDP）主导地位被2004—2021年的气候因子（降水）取代；交互驱动中，自然−社会因子协同效应显著增强（驱动力指数由1987年的0.535增高到2021年的0.844）。研究结果可为海口市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对蒙古高原典型脆弱区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格局动态及驱动机理进行探讨，进一步开展中蒙两国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1982—2020年，蒙古国典型区草地NPP多年均值明显低于中国，约为中国区域的4/5；两国典型区草地NPP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区域NPP增长速率约是蒙古国的2倍，且表现出显著性。②由第一阶段（1982—1999年）发展到第二阶段（2000—2020年），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面积占所属国典型区草地面积的比例各增长了19.0%和22.1%，分别达到了91.7%和85.8%，研究区草地以恢复为主。③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其次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而草地NPP的减少则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其国别差异在于：在草地NPP增加上，蒙古国呈现由双因子转变为单因子的驱动演变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持续的三因子驱动特征；在草地NPP减少上，蒙古国表现为人类活动驱动的单因子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三因子驱动特征。④降水是影响蒙古高原草地恢复的主要因子，人类活动是中蒙两国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和强化政策实施，以促进草地恢复；蒙古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改进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管理措施，以政策引导加快草地生态保护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