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蕴含着所属民系的 “基因”信息，其演变过程可用作揭示历史迁徙的侧面证据。但是当前仍然缺乏在大地理范围内研究传统聚落形态的手段，难以获得整体普遍的规律。本研究提出一个遥感AI探索大地理尺度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变的思路，可以自动从村落遥感影像中提取其聚落形态的民系原型信息，结合村落背后的民系迁徙过程，以还原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韩江、梅江流域存在客家村落和潮汕村落的聚落形态原型，并沿着迁徙路径呈现出形态渐变规律。本文结合数据驱动结果和历史资料，从聚落形态和地理空间2个角度论证出，客家和潮汕2种聚落形态原型在民系迁徙驱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即“百鸟朝凤”型，兼具客家和潮汕原型特征，从而补充现有的聚落形态知识。
智能化能够提高城市社会经济效率，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在从理论上分析了智能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了城市智能化水平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再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智能化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研究发现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即智能化对东部和中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西部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东部和中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劳动力技能结构在西部城市没有起到中介作用。本文提出应当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智能化建设并推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强化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积极影响。
基于2010—2022年中国110个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动态影响，分析政府治理能力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和成熟型城市最为明显。资本与劳动力错配状况整体上处于改善态势，但东北部及衰退型城市改善有限，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②环境规制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不同区域层面下，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东部地区最强，东北部地区最弱。不同类型城市层面下，环境规制对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错配有较强的改善效果，但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③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在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当市场化进程未达到第一门槛值前，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无显著影响；当市场化进程跨越第一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当市场化进程越过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越发明显。④分析发现，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改善本地资源错配，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改善邻近地区的资源错配。
《地理教育国际宪章》明确指出，帮助学生理解人地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人地协调观作为地理学的基本价值理念，是高等教育阶段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关于人地协调观的评测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地理教育领域，且以纸笔测试或问卷量表等外显测量方法为主。本研究选取中国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地理专业与非地理专业三、四年级本科生作为参与者，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德菲尔法收集词汇设计实验，然后分别通过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和量表法获取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数据，最后结合访谈对评测结果进行三角验证。结果发现：① 大学生的IAT效应值与外显测量得分均较高，普遍表现出了积极的人地协调观认同；② 地理专业学生的IAT效应值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学生，显示出明显的内隐联结强度差异；③ 地理专业学生在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非地理专业学生；④ 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与外显认同存在分离效应，验证了IAT用于人地协调观测量的有效性和价值。上述发现不仅验证了地理专业对培养大学生人地协调观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地理教育改革提供了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双重视角测量证据，对提升大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具有实践启示。
为量化南流江流域生态系统碳储量并有效识别其碳汇功能增效提质的潜力区，运用InVEST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评估1990—2020年南流江流域碳储量时空演变格局及特征，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变化的影响、揭示碳储量冷热点及其增减变化速度，确定和划分流域碳汇功能的潜力区。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南流江流域林草地和耕地向建设用地转换明显，致使生态系统碳储量呈减少趋势，累计损失0.77×106t。② 1990—2020年流域生态系统碳储量在空间上沿东北向西南的方向呈现“低–高–低”的分布格局，并表现出中游地区最高、上游次之、下游最小的特征。③ 南流江流域碳储量与土地利用类型及分布密切相关，流域碳储量热点区多分布在植被覆盖好、生态用地集中连片的山林地；而冷点区则多集中在生态空间破碎高、国土开发强度大、人类活动频繁的城镇区和农耕区。④ 以碳汇功能提升为目标导向，在乡镇尺度上，将南流江流域划分为碳汇重点潜力区、重要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生态建设区（非潜力区）4个分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生态保护建议。该研究可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双碳”战略规划和碳汇能力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本研究使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评估了陕西省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并利用多层次线性模型（HLM）探索分析了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整体向好趋势，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中等”以上的占总面积89%，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最明显的区域集中于陕西省中部和北部。②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地理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二者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呈现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特征。③社会经济因素已成为影响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逐步由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陕西省不但需要继续开展生态环境治理，而且需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人类活动已显著且不可逆地改变了地球系统的进程和面貌，故国内外众多学者将上述影响突出变化的1950年以来这一时期称为人类世。然而，在人口集聚且工农业活动频繁的长江中游地区开展人类世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对西洞庭湖澧水流域武陵山东麓山顶湘西北天池的沉积岩芯开展了137Cs和210Pbex测年、含水量、粒度、元素、烧失量、TOC和TN等理化指标分析，结果表明该岩芯形成于1945—2022年间，是重建长江中游人类世环境演变的理想载体。通过结合当地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数据，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的化肥投入、柑橘（Citrus reticulata）种植等农业活动共同导致了天池水库集水区地表土壤颗粒变粗和TOC、TN、C/N等营养物的富集，同时期原煤采掘和火力发电等工业活动则使得湖内硫含量明显升高。上述结果表明长江中游人类世以来工农业活动对当地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为理解人类世的地理环境变化提供了长江中游的例证，也为该区域生态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气象数据、水文数据、土壤数据和DEM数据，建立SWAT模型数据库；并定义“三生空间”面积变化率，以此揭示1990—2018年西苕溪流域“三生空间”结构变化特征，然后综合运用SWAT模型和AHP-熵权法对研究区洪涝灾害危险度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三生空间”结构对区域洪涝灾害危险度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研究区“三生空间”结构变化明显，农业生产空间和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变化较大，而农村生活空间和其他生态空间面积变化较小，各类空间面积变化方向各异。②研究区的洪涝灾害危险度等级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高/较高危险度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的东南以及下游靠近河道的部分子流域。③研究区“三生空间”结构对洪涝灾害危险度具有显著影响。农业和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变化率对西苕溪流域危险度变化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生活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的面积变化率对西苕溪流域危险度变化率的影响整体以负向为主，林地和水域生态空间的面积变化率对西苕溪流域危险度变化率的影响因空间而异，且各类空间对洪涝灾害危险度影响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科学认识文化与旅游（以下简称文旅）融合的多元化效应，有效激发文旅融合在构建强韧性经济格局中的内在潜力，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熵值法测度2006—2022年中国省域文旅融合水平和经济韧性，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文旅融合水平上升态势明显，东部省份为文旅融合“先发区”；经济韧性持续增强，空间上呈“东-中-西”递减的分布格局。②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旅消费需求升级、文旅财政支持力度、信息化技术水平正向调节了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积极效应。③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具有地区异质性影响，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积极效应在西部和北方地区更为突出。
应对国家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本文从系统论视角构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活化利用环境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源数据定量评价了山西省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活化利用环境，划分了其活化利用环境的等级类型，并依据等级类型差异确定了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策略与工作重点。结果显示：①山西省活化利用环境优越或较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中于地级市的市区、城郊地带和晋中西部，活化利用环境较差或落后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于汾河、浊漳河、丹河等河流的邻近地带以及省际、市际交界地区。②需求环境优越或较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呈现明显的人口指向和收入指向，中介环境优越或较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呈现明显的交通指向，引力环境优越或较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中于文娱设施相对完善、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支持环境优越或较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中于社会经济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③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活化利用环境分为5个等级15种类型，处于全维度优势级、三维度优势级、双维度优势级、三维度劣势级、全维度劣势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有74、72、95、154和136处。④针对5个等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提出全力、积极、适度、有限、保护性活化利用策略；依据活化利用环境的类型，确定了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工作重点。
以中三角地区38个地级市（州）为样本单元，选取2011年和2021年为时间节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数理统计与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三角地区陆路交通与旅游经济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研究发现：①中三角地区交通水平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陆路交通综合水平显著提升，由中部向外围片区呈“三角状”梯度递减；②中三角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持续向好，旅游经济水平省际差距明显，由“单核突出”向“多中心显现”转变；③在陆路综合交通与旅游经济的同步协调性方面，市州规模的协调型远小于失调型，匹配水平较低，省际存在一定发展差异。基于此，研究结果可为交通和旅游供需有效适配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导向。
随着旅游富民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新高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研究对于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厘清以乡村治理为支撑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共同富裕协同推进，选取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刻画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适配特征，并揭示二者之间的适配机制。研究发现：①2007—2021年湘西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适配性有所提高，整体呈现先稳步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势，适配性类型占比的变化态势稳中向好。②适配性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大体呈现“U”型的空间分异特征，永定区、武陵源区和沅陵县一直处于适配状态，而辰溪县为高度错配。③结合共生理论，聚焦湘西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适配机制主要为共生单元适配、共生模式适配和共生环境适配，具体表现为人口、土地和产业均互利共生，内部系统架构协调和外部资源利用高效，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环境有效驱动。
优化生活服务供给是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缺乏从网络外部性视角探究都市圈生活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机制。本文以南京都市圈的乡镇街道为研究对象，分析生活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网络联系强度、邻近耦合度、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分析街镇之间的联系网络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网络外部性对生活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南京都市圈生活服务供给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在各区县内具有“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②都市圈不同街镇的网络特征差异明显，并可分为全局核心型、局域控制型、网络边缘型和网络隔离型4类。③整体上，在街镇联系网络中占据优势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活服务供给水平，网络联系强度对所联系街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④城市网络对不同规模街镇具有异质作用，邻近耦合度和网络地位对中小规模街镇产生更大正向边际效应，但网络联系强度的影响则相反。本研究为推动都市圈生活服务发展及一体化建设提供启示。
基于居民主被动健康行为需求构建多层次城市健康资源体系，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结合基尼系数评估城市健康资源的机会公平性，通过分位数回归探讨城市健康资源可达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影响反映健康资源的结果公平性。结果表明：①各类健康资源与居住小区在空间分布上均表现出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差异明显。②各类健康资源可达性差异显著，供需失衡较严重，呈现显著的不公平性。③合肥市主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健康资源可达性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健康资源用地布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参考。
已有线上购物研究主要关注其对实体购物出行的影响，但是线上购物与线下商业设施的空间分布关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使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借助K-均值聚类方法对广州市
土地沙漠化问题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护沙区生态平衡、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紧迫任务。本文以科尔沁沙地为研究区，运用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4期的土地利用和降水量等数据，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进行分析，通过生态需求评估识别生态源地，借助电路理论，结合Linkage Mapper工具箱和Circuitscape软件提取生态廊道、识别夹点区和改善区；最终构建研究区1990—2020年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①1990—2010年生态源地数量、面积呈现出增加趋势，其中源地面积增幅达8.37%，这与林地、草地面积增加有关。2010—2020年源地数量下降，源地面积减少了1.38%，说明研究区近年来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②1990—2010年生态廊道数量从32条增加到120条，2010—2020年生态廊道数量减少了30条，表明生态源地面积的增减显著影响生态流的流动强度；③夹点主要分布在研究区林地和草地集中地区，改善区则分布在未利用土地与城区周围；④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一带、两轴、三中心”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策略，为科尔沁沙地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手段。
本文基于MCD64A1火烧迹地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法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法分析大兴安岭野火时空格局演变，利用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大兴安岭野火发生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001—2021年大兴安岭野火过火面积总体呈递减趋势，季节变化表现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其中春季过火面积占全年的73%。从空间分布上看，大兴安岭春季野火主要聚集于研究区东北部以及中部区域，而夏、秋、冬季野火则多集中在研究区中部。此外，春秋两季野火在空间上呈较高的聚集性。近20 a研究区37%的区域野火面积呈上升趋势，而63%的区域呈减少趋势。按影响因子对野火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居民点密度＞月总降水量＞水系网密度＞月平均饱和水汽压差＞植被类型＞坡向＞月平均风速＞坡度＞道路网密度＞海拔高度，表明大兴安岭人为因子、与湿度相关的因子以及植被因子是野火发生的关键影响因素。
强震作用容易带来严重的植被覆盖破坏，加剧震区生态脆弱性，导致震区震后泥石流多发、频发、重发。为认识震后震区不同背景下植被覆盖变化情况，本文选取2007―2020年MODIS数据，通过傅里叶变换、聚类分析及地理空间探测器等获取研究区小流域植被覆盖演变规律、分布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小流域震后植被覆盖指数变化情况可划分为地震和强降雨双控型、地震强控型、强降雨强控型及无明显影响型4种类型；②研究区平均高程和平均降水量在不同植被变化类型中差异性明显；③震后不同植被覆盖变化以高程驱动为主，流域平均高程与距离地表破裂平均距离交互驱动程度最大；④研究区震后不同植被覆盖指数变化类型具有明显的高程放大效应和泥石流链生发育影响。本研究加深了对不同环境背景下震后植被覆盖变化的认识，可为震后泥石流灾害防治提供参考。
精准评估区域传输对大气粗颗粒物(PM2.5~10)质量浓度的影响对于联防联控至关重要。本研究以山东半岛为研究案例地，基于2015—2022年逐时质量浓度监测数据，采用后向轨迹和浓度权重轨迹模型(Concentration Weighted Trajectory, CWT)定量测度区域传输对大气PM2.5~10污染影响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2015—2022年山东半岛大气PM2.5~10年均质量浓度由(58.06±15.36) μg/m3显著下降至(33.27±6.96) μg/m3(Z<0, P<0.001)，但PM2.5~10质量浓度占PM10质量浓度的比例由43.17%增长至46.27%，重污染时期集中分布在3—4月。②空间上，山东半岛大气PM2.5~10质量浓度整体呈西部内陆向东部沿海递减的空间变化趋势，德州、济南、聊城等地污染程度高。③山东半岛春季、秋季和冬季的气流轨迹主要受西北境外远距离传输的影响，而夏季主要以近距离传输为主。西北远距离输送气团的占比逐渐增大，而东南海洋大气输送气团的占比逐渐减少。④CWT分析显示，潜在源区如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对山东半岛大气PM2.5~10输送的质量浓度由28.47 μg/m3降低至9.00 μg/m3，开封、衡水、濮阳等地输送的质量浓度降低较多，而长沙、湘潭、天门等地需要加强管制。研究结果定量评估了区域传输对山东半岛大气PM2.5~10污染的贡献，为未来大气PM2.5~10污染联防联控提供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