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内涵意蕴，探究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的机理，是化解空间矛盾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基础。研究表明：①自然形成的空间环境和逐利的人性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市场机制、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机制共同作用于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机理。②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的功能在于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结构、保障生态利益空间再分配、矫正市场机制逐利天性。③布局规范的空间结构、合理分配的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权利是生态利益配置的预设基准。当前，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初次配置存在空间用途竞争凸显、空间资源错配丛生、空间权利不平等的内生张力，以及二次配置界限的失衡隐忧，需为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划定“三线一单”生态承载力的底线边界以及约束政府权力的上限边界，优化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机理的协同机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合理配置生态利益，实现生态利益的全民共享。
由细菌产生的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brGDGTs），是示踪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关于此类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其不同组分相对分布的气候代用指标，关于其总体含量的影响因素还少有研究。这限制了对于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气候指示意义以及brGDGTs指标季节性的合理解读。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大范围表土中的brGDGTs含量，并分析了其与环境因子（包括干旱指数、土壤pH和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brGDGTs含量与干旱指数具有最强的相关性，而在不同区域brGDGTs含量均与干旱指数存在中等或较强正相关，但与pH值或温度的相关性不稳定，说明土壤湿度可能是现代表土中brGDGTs含量的主控因素。因此，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的波动可能反映了过去的干湿环境变化。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土壤中brGDGTs古温度代用指标的季节性，可能不仅包括通常认为的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受湿度（降水）的季节性变化所影响。
铁路建设与运营引发的沿线土地利用/覆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协调性关乎区域发展质量。以亚吉铁路为研究对象，分析2010—2018年铁路沿线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Tapio脱钩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二者之间的时空协调性。研究表明：①亚吉铁路建设与运营引发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较小，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沿线土地利用程度整体较低，仅在原有格局基础上有所扩展。②亚吉铁路沿线的有效灯光主要集中在3大中心城市，其扩展形态具有明显的交通导向性。沿线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并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呈现先快后慢的增长态势。③亚吉铁路建设与运营提高了铁路沿线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二者间的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弱负脱钩”。铁路沿线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HL”聚集类型缩减，“HH”“LH”聚集类型扩展，铁路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土壤水分是土壤−大气物质能量迁移的纽带，定量解析土壤水分运移规律对于认识区域水文过程、区域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23年生长季（4—11月）黄土高原东部典型传统耕地与非农耕地下的不同水体同位素数据，定量评估了2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入渗、储存及蒸发能力，解析土壤水分运移规律。结果表明：①2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δ18O平均值均在0~20 cm土层最为富集，在80~100 cm土层最为贫化，同时在季风期呈现剧烈波动。②非农耕地下降水最高入渗时长（6 d）小于传统耕地（8 d），入渗深度略大于传统耕地，但均不超过80 cm。③2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蒸发损失量均值在季风期前最大（7.35%）而季风期后最小（2.25%），随着土层深度增加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化。④2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储水量在研究时段内均呈现出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均由表层至深层逐渐增加，传统耕地（平均值63 mm）土壤储水量高于非农耕地（平均值57 mm）。⑤气温与饱和水汽压差对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分蒸发损失量存在极显著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耕地，非农耕地下的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受环境要素变化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及农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这一全球地理信息云平台，利用其高效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对1990—2024年六盘山区的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探究。以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为基础，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探讨了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以及未来变化预测。此外，结合地理因子探测器对影响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地理因子进行了深入解析。结果表明：①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向西北高−中−低−高的格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覆盖度差异显著；②植被覆盖度在35 a间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值为
选取包括湿地受损指数（Wetland Damage Index，WDI）在内的16个驱动因子，构建基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均衡发展4种土地变化情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2030年多情景湿地模拟，提出未来湿地受损指数（Future Wetland Damage Index，FWDI），并进行湿地管育分区。结果表明：①纳入湿地受损指数作为驱动因子的湿地模拟精度得到较好提升，PLUS模型的FoM值与总体精度分别提高至0.28、0.89。②2020—2030年，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的面积变化小，体现土地转换限制区域对湿地的保护作用；坑塘湿地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在均衡发展情景下分布更紧凑，体现经济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均衡。③2020—2030年的未来湿地受损指数结果显示湿地扩张和消失主要在连片湿地外围，湿地扩张区的未来湿地受损指数较湿地消失区低，对模拟未来湿地不变的区域有必要进一步挖掘。④未来湿地受损指数为评估未来湿地消失的风险提供具体指标，基于未来湿地受损指数构建湿地管育分区，湿地重建区是未来湿地扩张区域，主要在大湾区西部河塘密布区及沿海地带；湿地保育区是稳定分布且未来湿地受损指数低的区域，分布广泛；湿地控制区是预测湿地消失或预测不变但未来湿地受损指数高的区域，分布在大湾区中部坑塘密集区。在湿地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下，研究结论为湿地精准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域合作战略构想，协同推进范式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文章将协同发展界定为协同程度和增值能力双重特征的矢量，运用矢量模型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化趋势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年黄河流域协同程度和增值能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大部分城市仍处于“低协同、低增值”水平，且上中下游差异性较大，下游显著高于上中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驱动效应较大，压力、状态和响应的驱动效应依次递增。文章最后从完善协同推进顶层设计、构建全域协同合作体系、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吉林省白城市为例，采用2015—2022年多源数据（空气质量、气象、卫星、遥感），在系统分析重度污染事件形成成因的基础上，筛选了重度污染事件PM2.5质量浓度预测的最佳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在2017年以前，白城市重度污染发生频率较高，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初和深冬；2017年以后重度污染天数显著减少。重度污染主要分为4种类型，即本地排放型、传输主导型、气象诱导型、复合污染型，其中复合污染型比例最高。本文构建了重度污染发生期间的空气质量、气象、遥感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预测算法，对白城市PM2.5质量浓度进行了预测，XGBoost算法表现最优，R2为0.92，均方根误差（RMSE）为24.6 µg/m3，显著优于随机森林（R2=0.87）和支持向量机（R2=0.67）等算法。本研究为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重度污染的预测提供了一种简洁、易掌握、精度高的流程和算法，有利于大气环境日常管理。
研究基于2018—2025年的Sentinel-1A数据，利用SBAS-InSAR技术获取北京平原InSAR形变场数据，并结合水文地质数据，系统解析了北京平原现今地表形变与地下水系统的构造控制规律及人工调水工程之间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形变格局受NE向黄庄−高丽营断裂、顺义−良乡断裂及NW向南口−孙河等断裂联合控制，形成构造约束的差异形变单元。北部呈现明显回弹特征，其中顺义区的后沙峪凹陷和平谷区的平谷凹陷最为典型，形变单元最大抬升量分别为127 mm、85 mm。东部朝阳区、通州区表现出持续沉降的态势，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438 mm，对应大兴隆起单元边界内。②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地下水补给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构造分带特征，南口−孙河断裂北侧的昌平区、顺义区、平谷区各含水层平均升幅为8.39~13.13 m，显著高于大兴隆起单元内朝阳区、通州区的0.75~2.37 m。此外结合重力反演数据，推测基底构造通过调控地下水运移影响形变分异，凹陷区（如后沙峪凹陷）因基岩地势低，对地下水具有汇聚作用，使得土基回弹量显著高于隆起区（如朝阳、通州沉降区）。研究成果可为位于承压冲积盆地的城市人工补水在合理布设回补井群、优化地下水回补方案提供指导，以均衡地表形变差异，保障区域地质环境安全。
城市群功能分工研究对于优化城市群城市体系、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功能分工研究多基于城市功能差异的属性视角，缺少从城际功能关系的角度刻画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本文综合运用功能单中心–多中心理论、供应链分工关系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供应链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和“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②“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稀疏且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相对紧密且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紧密且处于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为主。③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单中心模式的“离心型”分工和“向心型”分工之间，单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之间的转变相对较少，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关系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尚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从流动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拓展了以往建立在属性数据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文献，力争为后续基于关系数据开展的功能分工研究奠定新的范式基础。
在对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全文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江浙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部分城市。②由高至低可分为协同发展、趋向协同、协同失调与协同滞后4种协同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将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态势进一步从基础、规模、结构维度呈现，各维度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分异性。最后通过对不同协同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城市制定系统协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现有文献大多从静态视角探讨了城市网络外部经济效应，但城市网络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在不同演化阶段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以制造业网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网络空间演化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区域政策协同影响城市网络演化的逻辑机理，提出了城市网络演进的地域化和全域化两种形态。本文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①城市网络空间范围取决于城市互动成本与网络外部收益之间的比较，随着城市互动成本降低，城市网络会从地域化阶段逐步演进到全域化阶段。②区域政策协同提高了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城市互动成本，促进了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和外部经济效应的发挥。③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网络发育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绝大多数地区城市网络处于地域化阶段，全域化网络发育水平较低。虽然两种网络联系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当前地域化网络外部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未来要推进城市群内和城市群间双重政策协同，以促进城市网络演化，充分发挥城市网络外部效应的作用。
随着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时代变迁，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投资的目的与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中国需按照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因素变化，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促进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样本，从目的–条件相结合角度重新架构了影响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走出去的因素体系，并建立了二值选择模型，对影响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地区）创新资源与投资限制都是影响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东道国（地区）投资限制因素的影响更大，东道国（地区）创新资源因素需要满足投资限制条件才能发挥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趋向于投资限制较低且拥有可利用创新资源的东道国（地区）。根据新国际国内环境下影响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变化，本文最后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稳住中国经济、科技外循环的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城市与区域的金融化进程加快，成为地方政府影响产业多样化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聚焦城投债和PPP项目2种关键的政府融资模式，分析地方政府对产业多样化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①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显著促进了产业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发展，中部地区则对相关多样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②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推动了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PPP是东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推动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城投债则对西部地区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影响更大。③地方政府融资规模、融资模式、融资支出结构的区域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对产业多样化发展的不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金融工具推动产业发展时，不同地区应充分考虑地方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强化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发挥产业多样化的外部性效应。
地缘经济关系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产业链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印度分别处于东亚产业链和南亚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在产业链分工趋势下，厘清二者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解析中印主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竞合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中印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产业链为化工产业链和装备制造产业链，两国在化工产业链上游合作较少，中游合作最为紧密；在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合作当中，印度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②中印间化工产业链交流以互补性为主导，上游环节的互补性强，中游环节的互补性弱而竞争性强，双方未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合作；③中印间装备制造产业链以竞争性为主导，主要体现在上游，双方在对方的出口市场所占份额较小。本研究推进了产业链的具象化分析，可为中印深化地缘经济合作提供参考。
随着迁徙模式的不断演变，人口流动已成为推动地区人口变化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采用空间混合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经济型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梯度格局。南方经济发达区域（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明显高于北方，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吸引大量流动人口，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改善也逐渐带来人口流入，反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对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影响表现出更强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型流动人口通常流动性更高，其迁移决策直接受到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社会型流动人口则更关注医疗保障及公共服务等因素，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小。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的推进，社会因素对2类流动人口的影响力均已超过经济因素，驱动因素正逐步从经济激励转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总体而言，人口流动模式受到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现出复杂的异质性。因此，在流动人口治理过程中，需综合考量经济活力、公共服务和区域规划等多重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的均衡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人口流动的动态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在优化社会治理和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2000—2020年中国
以中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国家级湘江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调查的租赁住房数据和住房小区空间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本文构建了租赁强度指数用于探究新区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影响空间结构的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特点。研究发现，①租赁强度总体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衰减，同时对产业园区、交通节点、大学城和景观具有明显指向性；②影响租赁强度的因子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园区距离、大学设施、景观公园、房屋品质、租金因素在二环内的影响偏低，距离中心城区越远强度越大。地铁和中学设施则相反，在核心区的影响强度更大，随着距离加大而降低；③租赁强度和因子强度在区位条件上表现出非一致性。这可能反映出异质租户群体在区位成熟度、人居品质和就业通勤三者间的不同权衡。在“租购并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能指导保障性租赁用房建设以及相关公服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为促进大城市新区的租购平衡化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从多尺度视角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单元进行界定，构建多尺度旅游资源本体价值评价图谱，深入挖掘不同尺度旅游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海南岛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评估多尺度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结果表明：①从数量特征和空间特征提出了旅游资源本体价值概念模型，并构建了集合体、聚合体和组合区的本体价值评价图谱；②旅游资源集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集合体集中分布在海口和三亚地区，东海岸数量多于西海岸，北部平原区多于南部山区；③ 旅游资源聚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聚合体以三亚和海口为南、北中心向外辐射，中部地区聚合体密集程度略低，多以单核心点状的形式扩散；④旅游资源组合区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组合区分为4个等级，1级聚类城市旅游资源本体价值高于4级聚类城市，其开发潜力也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