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成为理解全球金融地理格局及其动态演化的重要理论工具。现有GFN研究大多聚焦于以纽约–伦敦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结构，然而对于成功融入GFN中的地方经济体和GFN的等级性和区域性特征缺乏足够关注。本研究以79家泉州企业的境外首次公开募股为例，利用企业间服务和合作联系来刻画区域性的GFN，识别其中关键的地理单元和网络结构，并揭示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泉州企业选择前往邻近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境外上市，这一过程形成了区域性GFN，地方经济体的区位条件和产业特征是理解区域性GFN形成的关键因素。②香港在泉州融入全球金融格局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泉州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也是为泉州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服务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企业的主要集聚地。
科技企业为现代金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金融企业通过市场购买技术服务，由此促成了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溢出与金融企业建立创新联系。本研究依托商业银行向科技企业购买应用于金融科技新业务的技术交易数据，基于技术溢出视角，构建城市金融科技联系网络，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由新业务发展需求推动、产业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的金融科技网络已经形成，呈核心–边缘结构且具有小世界属性，技术溢出交易与东部城市密切相关，贵阳是网络西部的核心节点；②网络核心节点的中心性显著，技术溢出能力突出，城市行政等级较高；③三大城市群的金融科技网络各具特色，3类商业银行接受技术溢出的行为倾向亦存在差异；④城市的创新能力、金融环境、经济发展态势、行政等级及交通通达性等均对金融科技网络有影响，但对吸收技术和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不一。技术需求所促成的技术溢出为金融与科技跨行业构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网络不仅为解构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素材，也为金融与科技结合后研判拥有大型科技企业的城市的竞争力提出了新命题。
城市个体的规模特征及在关联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共同塑造着城市体系发展新格局。基于2005—2022年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刻画城市体系网络结构与演进特征，依据城市规模中心性与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进行城市等级划分，进一步探析城市经济、人口规模与网络地位的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城市网络由北京、上海双核驱动逐渐演化为多核联动辐射格局，高强度投资联系逐步占据主导地位；②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空间分布的“核心–外围”圈层特征不断显化，大部分城市网络中心性持续提升，节点非对称性显著增强；③“规模–网络”双重维度下将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典型表现为“规模–网络”地位匹配型城市和非匹配型城市2种类型。④城市网络中心性与经济规模具有持续多期的显著正向互馈效应，人口规模变动对网络中心性存在相对长效的单向提升作用，而网络中心性变动对人口规模仅存在短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城市体系结构特征的认识，为优化城市发展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城际关系有多种类别，其中合作型关系和流动型关系是其中2种主要类型。合作型关系来源于彼此城市功能相似并达到规模效应，或城市间存在功能互补；流动型关系来源于源汇城市间的要素势差。在分析合作与流动关系形成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风险投资关系的视角，检验合作网络与流动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2种网络关系的发生机制不同导致距离、城市规模组合的差异性影响；但在反映区域经济格局上又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出相似的层级结构等。此外，双向加和的流动网络虽然和合作网络较为相似，但单向流动网络可以更真实地揭示流动关系特征。研究区分了合作与流动关系的模式差异，并启示了城市网络研究中区分关系类别的重要性。
城市群是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城市间技术溢出的重要纽带，现有文献大多将城市群作为分析边界，忽视了城市群战略实施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差异化影响。为此，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转移数据，分4个时间段对中国19个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专利转移的总体特征与时空动态进行分析，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城市群协调效应、集散效应、联动效应出发，分析城市群战略对不同尺度专利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9个城市群专利转移网络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化和区域化的特征，以北京、上海、广深和成渝为顶点的“菱形结构”逐渐显现，城市群战略促进了同一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的专利转移。
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合作模式、产业链地位和嵌入性演变。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全国尺度的城市合作网络存在多中心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全球尺度存在“境外研发出版–国内运营”（模式1）、“国内研发–境外出版运营”（模式2）、“国内出版运营–境外研发”（模式3）3种合作模式。其次，中国城市总体上仍处于全球数字游戏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和出版环节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城市依赖性较大，但随着模式2和模式3的快速崛起，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厦门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再次，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在近10 a里大致经历了本地化嵌入减弱、国内跨城联系增强、国际依赖减弱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去本地化特征和地方−全球再分工过程。本研究助益于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基于城市间上市公司投资数据构建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结构韧性指数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投资网络结构及韧性状况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顶点的三角形投资联系骨架，投资网络密度较小但持续提升，各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差异明显，核心城市的网络控制力不断强化。②投资网络的非均质性和层级性明显，导致在应对可能冲击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网络有均质化、扁平化趋势。③投资网络具有整体较高的匹配韧性，节点之间联系路径倾向于异质化和多样化，企业投资流能够通过交叠的方式增强联系路径的“鲁棒性”。④投资网络的路径传输效率较高且在不断改善，整体网络具备较高的连接韧性。⑤投资网络具备一定的集聚程度，投资联系以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的单向联系为主，在促进边缘城市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降低了核心城市的风险负荷，提升了城市投资网络的结构韧性。
以边境国道G219为案例，在线型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启发下，构建了由景观资源、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和自驾服务构成的旅游廊道体验系统。运用空间资源可视分析、网络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廊道资源分布特征及旅游流动过程，并分析了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地域差异及影响。结果发现：边境国道G219是典型的线型旅游目的地，具有线路流动性、空间粘滞性、流量集聚性、路径辐射性等特征；节点与流量是表征旅游廊道影响的核心要素，沿边境G219国道自驾游途经的4个省区在旅游资源、地理空间、自驾服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廊道形象是吸引自驾游客移动流量、流程、流速的驱动力，旅游廊道建设应凸显空间性、地方性差异。
本文以2000―2020年物种栖息地和环境数据为基础，运用MaxEnt模型确定栖息地源地，采用电路理论构建生态网络，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源地面积由103.48 km2减少至52.61 km2，下降了49.16%；②在2000―2020年，廊道数量下降了48.15%，廊道总长度下降了47.69%，网络夹点数下降了22.73%，障碍点占廊道长度的比率上升了56.10%，生态网络完整性降低；③2000―2020年α指数下降45.90%，网络连通性降低，β指数下降27.46%，网络逐渐简单化；④生态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阻力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密度、坡度和香农多样性指数，电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香农多样性指数、人口密度和景观形状指数。本研究将为皖江流域生态网络的优化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探明地表过程中各要素的因果作用关系并量化因果效应，对理解地表变化规律至关重要。近年来，遥感技术和因果推理研究的快速发展，为基于遥感观测数据开展多尺度地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可能。然而，面向地学领域的因果关系、因果效应和因果推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尺度地表过程因果作用机制和规律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本文首先回顾因果推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研究进展；然后，通过实验探索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归因方面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因果推理在地表过程研究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表明：①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是当前地表过程研究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前沿热点，但却面临着因果关系假设过强、虚假因果关系识别困难、验证数据缺乏等诸多挑战。②2001—2020年云南省地表植被时空变化过程的实验结果表明，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的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中具有显著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植被与气候因子间存在显著因果作用关系和滞后效应，其中温度与地表温度是影响云南省地表植被变化的主导因子，同时植被对气候因子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反馈作用。③在地理大数据与地学大模型的背景下，支持地表过程因果推理验证的数据集构建、时空耦合的因果推理与可解释性的机器学习方法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湖泊表层水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物理量之一，也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中国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各行业的碳减排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选择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数据要素对农业碳减排的激励效应与溢出效应。首先利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数据要素对农业碳减排的激励效应，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据要素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据要素对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得出结论：①数据要素具有显著的环境激励效应，能够促进区域农业碳减排。②在数据要素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中，存在着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与成本效应的中介作用。③数据要素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即数据要素在抑制本地农业碳排放的同时，会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与数据监督3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辨识城镇化进程对碳平衡的影响机制，可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依据。在以空间要素解析和影响机制明晰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究了2003—2022年沿海地区53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进程对碳平衡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北方多数沿海城市倾向成为净碳排放源，南方沿海城市多为净碳吸收汇。②沿海地区城镇化对碳平衡的总影响表现为−0.178。城镇化进程表征要素按影响程度降序依次为：土地利用、生态质量、人口规模、能源消费、环境治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外商投资。③不同沿海城市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费、产业结构等对碳平衡具有不同影响，从而导致碳平衡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加强绿色城镇化引导，实施差异化碳平衡重构策略，助力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
中俄原油管道是中国重大能源战略通道，极大地保障了中国能源安全，其中国段位于大兴安岭地区，穿过多年冻土区和季节性冻土区，管道极容易受到冻胀灾害影响，对中俄原油管道的稳定性监测评估十分迫切。本文利用2016—2021年Sentinel-1B卫星SAR数据，对时间基线为12 d的差分雷达干涉像对进行校正与叠加，得到长约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叙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方式，其对遗产旅游发展和游客遗产责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数字可供性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半结构访谈收集定性数据，实证检验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不同维度如何通过情感、认知路径影响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发现：①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情景下，数字可供性维度可以划分为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二者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②目的地心理所有权与目的地形象共同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③目的地熟悉度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与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游客对目的地较为熟悉时，二者的正向关系会加强，反之会减弱。本文在理论方面补充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数字技术前因研究，在实践方面为文化遗产管理者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一定借鉴。
数字化重构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贸易格局。数字经济与地理的关系日趋紧密，港口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议题。中国港口数字化存在规划路线不明、多尺度协同欠缺、技术场景应用不足等问题，而港口数字化的相关研究缺乏。本文聚焦港口与数字化耦合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国际主要港口的比较，归纳总结港口数字化的特点，提炼出“创新推动−场景联动−协同驱动”3种港口数字化类型。在港口代际演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Space）+合作（Union）+尺度（Scale）+转型（Transformation）=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港口数字化耦合模式，以期为数字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思路。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带，是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了探究与水共生的生态智慧，以山地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形态量化、景观图示等方法，建立传统村落水适应性空间形态及景观模式研究框架，并以湘西保靖县为例，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与水环境交互适应的组织结构及景观差异，构建由空间分布、形态格局、景观模式等组成的内容体系。研究发现：①保靖县传统村落大都遵循了“择水而居，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兼顾取水、用水与防洪安全；②在复杂的水环境影响下，保靖县传统村落形成了带状、团状、指状等多种形态格局，水适应性特征差异也十分明显；③以山间平坝、河谷坡地、山腰台地为典型地貌，归纳得出保靖县传统村落应对旱涝威胁的3种水适应性景观模式：“林−村−田−河”的平坝景观模式，“林−园−村−河”的坡地景观模式，“林−村−田−塘”的台地景观模式。可见，水适应性山地型传统村落空间建设提现了沿水而居的选址理念，因地制宜的空间形态，抗洪防旱的景观模式。
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全国15个重点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①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单个因素并非制约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②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4种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重驱动型、技术–环境双重驱动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表明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多样化的组合路径和驱动类型。③由技术基础设施、智慧文旅平台和冰雪装备制造技术组成的技术因素是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表明技术因素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遍的作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冰雪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为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本研究基于 Google Earth Engine （GEE）平台，结合 Sentinel-2 时间序列遥感影像、气温、辐射数据以及文献中的收获指数，应用改进的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VPM）对松嫩平原的秸秆产量进行了估算。遥感影像用于提取植被生长和水分状况，温度与辐射数据则用于模拟模型中的生物物理过程。模型验证方面，研究通过实测数据和县级统计数据对遥感估算结果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依据保护性耕作的定义和实施条件，结合估算的秸秆产量和气候数据，分析了松嫩平原的保护性耕作潜力。研究结果表明，2022年秸秆估算产量与县级统计数据的相关系数R 2为0.93，均方根误差（RMSE）为 17.52 万t；实测与估算的秸秆产量相关系数R 2为 0.62，RMSE为 936.4 kg/hm2，改进的 VPM 模型在秸秆产量估算中的准确性较好。基于气候和秸秆产量条件，松嫩平原有 94.93% 的区域适宜进行保护性耕作。研究证实了 VPM 模型在玉米（Zea mays）秸秆产量估算中的有效性，并对松嫩平原的保护性耕作潜力进行了评估。研究可为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区域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提供科学数据支持，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