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空间规划互为“理论−实践”支撑，特别是人文−经济地理学有关区位论与功能分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要素空间配置等理论方法研究，为区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当前，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区域/空间规划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由“开发−保护”冲突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需求与空间供给错配，区域/空间规划编制的底层逻辑、地理布局方案内容、技术手段等亟需适应性转型，进而对人文−经济地理学关于不同尺度与类型空间人地关系、全领域多要素流动配置及其区位选择规律、政府−市场协同空间管治等研究认知提出新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研究议题，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区位特征与布局规律、城市区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区位布局及协同联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保护优先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亟待深化，以支撑因地制宜布局新质生产力及高质量发展要求。
构建景镇共生空间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以黄山风景区和门户城镇为案例，借助引力模型、核密度估计和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探讨景镇共生空间的演化特征及模式。实证表明：①景镇共生空间发展呈现非均衡协同演进特征，具体表现为景区子系统指数长期趋稳、城镇子系统和共生环境子系统指数总体上升的差异化态势。②黄山风景区和各门户城镇共生关联强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景镇共生空间呈现交叠型、圈层化的多核心空间组织特征。③在景镇共生关系动态调整过程中，黄山风景区与各门户城镇的景镇共生空间模式呈现逆向型、稳定型与正向型等不同类型。景镇共生空间理论与实证研究对促进景镇和谐共生、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布局、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公园是兼具生态服务和社会功能的公共空间。既有城市公园研究存在“就园论园”的思维局限，缺乏地理学的理论透视。为此，本文先从地理学出发界定了城市公园的空间性。然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人地兼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3种视角，剖析了城市公园引发的人地关系，以便理解人与自然、城市与城市公园互塑互构的动态关系。最后，为阐明城市与公园的适配性及其时代重要性，以中国城市公园为透镜，从历史进程、空间治理及日常生活3个维度解析其权力关系、社会文化意义及人地互动机制，旨在为城市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理解城市发展与城市公园系统之间的复杂性提供深刻洞见。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
轨迹记录数据被广泛用于计算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和挖掘人类活动规律。当原始轨迹数据记录的时间采样间隔不同时，对移动对象位置信息的时间观测尺度随之变化，计算的人类活动特征数值和分析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即为时间聚合效应。为此，本研究利用志愿者123 d长时序高频采样的手机数据，从4个维度选择了6个典型的人类活动空间特征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基于轨迹记录数据计算的典型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存在时间聚合效应，即随时间采样间隔增加，指标数值整体被低估，但不同指标被低估程度存在差异；②对短持续时间活动存在依赖的指标（如日出行距离、日出行频次、日出行空间结构）受影响程度显著，侧重刻画长持续活动时空特征的指标（如日最大活动范围、日活动锚点个数量等）受影响程度较低，综合性指标（如活动位置熵）受影响程度居中；③采样时间间隔超过30 min时，除了日出行距离之外，其他指标变化程度在个体之间的一致性较好。本研究关于时间聚合效应的定量化评估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基于轨迹数据的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分析结果的理解，提升决策支撑的科学性。
国家公园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重要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森林、湖泊、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资源富集，具有极高的固碳价值和固碳潜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探究国家公园碳汇补偿是适应“双碳”战略及保障其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本文以正在创建的黄河口国家公园为例，从碳中和视角探究黄河口国家公园固碳服务的供需状况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减碳作用，并通过生态辐射力模型模拟固碳服务的域外效应，从受偿方、补偿方两个角度探究其横向生态补偿价值，为国家公园碳汇补偿提供一定借鉴。结果表明：①黄河口国家公园碳汇资源丰富，固碳服务总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除中和自身碳排放，有充足盈余空间可吸收周边地区约
对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极端气候事件研究提供长时段的对比和借鉴。1742—1743年冬季是小冰期中相对温暖背景下的一次极端冷冬事件，其冷暖背景与寒冷程度均与现代极端冷冬事件更具可比性。以高分辨率历史文献为主要代用资料，重建了1742—1743年冬季的天气过程。1742—1743年冬季中国东部大范围降雪偏多，雪日偏多。当年冬季至少有13次可识别的冷空气活动过程，其中包含10次寒潮过程，高于现代记录极值，是典型的多寒潮年份。但其单次寒潮强度弱于小冰期的其他几次极端冷冬年份，与现代更为接近。综合气候背景、寒潮过程和降雪表现，1742—1743年冬季与2007—2008年冬季较为相似；从寒冷程度或单次寒潮表现与部分气候背景来看，1742—1743年冬季与1968—1969年、2015—2016年等也有相似之处。
本研究收集整理了中国79个湖泊和沼泽沉积钻孔中137Cs数据，探讨了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人类世时限的指示意义。研究发现：①中国湖沼钻孔中137Cs沉积记录普遍可以检测到1963年蓄积峰，该蓄积峰作为主计年时标层位清晰、易识别，具有明确的时标特征；沉积钻孔中1986年137Cs蓄积峰可作为次级计年时标，但需要结合其它测年指标确认其可靠性；②中国湖沼钻孔中137Cs记录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受地形地貌、降水、径流侵蚀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137Cs比活度整体上由北向南递减，且在1960—1980年137Cs比活度值达到最高水平；③中国1963年137Cs主蓄积峰时标明确，是可靠的年代层标志，可作为潜在地层证据指示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本文采用水化学特征法与稳定同位素技术，在分析柴达木盆地巴音河流域水体离子控制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巴音河流域尾闾湖泊可鲁克湖的补给来源。结果表明：①巴音河流域水体水化学类型以HCO3-Ca·Mg型为主，该流域水体离子组成主要受控于岩石风化和蒸发结晶的共同作用。②巴音河流域不同水体的δ18O值存在显著差异。湖水的δ18O最为富集，河水次之，地下水最为贫化。在可鲁克湖区域，δ18O分布在空间上呈现明显分异。出湖口处河水δ18O值最为富集，而入湖口处的河水与湖水则相对贫化。③地表河流与地下水共同补给可鲁克湖，其在丰水期的补给比例分别为86.84%和13.16%。河流作为湖泊稳定且主要的补给来源，在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输入量变化与所携带的污染物通量共同调控湖泊的补给机制、面积与水质变化。该研究结果可为高寒内陆河尾闾湖水资源的优化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基于GRACE重力卫星数据分析2002—2022年东盟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并构建GRACE-DSI干旱指数分析湄公河流域极端干旱和洪水事件。结果表明：①中南半岛陆地水储量呈减少趋势（趋势为−0.020 cm/月, P<0.05），农业灌溉和地下水抽取等人类活动是重要原因；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呈显著增加趋势（趋势分别为0.023 cm/月，P<0.01和0.040 cm/月， P<0.01）。②以10°N为界，以北区域陆地水储量季节变化明显，11月至次年4月逐渐减小，5—10月逐渐增加，变化幅度−25~25 cm；以南区域仅10 cm左右变化幅度。研究区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呈南多北少分布，降水对陆地水储量变化贡献较大。10°N以北区域年降水量为
本文利用Critic-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2010—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并进一步系统探讨二者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呈现出“部分领先快进、多数稳扎稳打、个别滞后追赶”的梯度特征。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也基本维持正向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显著。②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态势长期向好，其等级跃升主要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但距优质协调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呈现“勉强协调区逐渐消失、初级协调区成为主体、中级协调区点状突破”的空间演化特点，“南强北弱”的格局基本稳定。④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超变密度是区域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驱动下，东西部跨界共建园区逐渐成为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化载体。本文基于2010—2023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在处理‒对照框架下识别园区设立对城市创新水平与质量的政策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跨界共建园区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②创新效应在地理协作距离上呈现“远距离＞近距离＞中距离”的非线性梯度差异，并且在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中更为突出；③政策引导、信息传导与物理运输3类机制共同构成了创新要素跨域重组的关键传导路径。研究深化了对跨界园区创新赋能机制的理论理解，也为优化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创新空间治理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明晰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及其不公平性对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2年和2017年最新可获取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核算城市生产端与消费端碳排放和增加值，分析传统、简单和复杂3条价值链上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的空间格局、行业结构及不公平性。研究发现：①城市隐含碳转移总量约占生产端排放的80%，其中复杂价值链上占总体的1/2以上成为主导，且隐含碳主要从北部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向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跨省净流出；相比之下，传统价值链和简单价值链上，省内城市隐含碳净转移比重更高，表现为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之间及它们向省会城市的净转移。②传统价值链上，沿海城市因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净输出成为增加值净流入高值区，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城市净流出增加值。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主要受中心城市对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最终需求拉动，大量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通过供给重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的高碳基础行业中间品，获得增加值净流入。③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不公平性呈现价值链分异。传统价值链上，北部较多城市面临“碳流出−增加值流出”的双重损失且呈加剧趋势。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多数隐含碳净流出城市虽获得增加值，但存在“高碳低收”的交换。榆林、鄂尔多斯、唐山和银川在3条价值链上均面临较高的不公平性。
从建成环境角度讨论碳污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利用遥感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反演高分辨率城市碳排放分布，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城市街区尺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协同效应，最后通过XGBoost模型测度地理区位、用地功能、开发强度、交通便利度及环境品质5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碳污协同效应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合肥市主城区碳排放强度与PM2.5质量浓度存在协同效应，在空间上形成了“新站区−老城区、包河区−经开区”的带状区域，并逐渐向西北、东南两侧递减。②5类建成环境指标变量对协同效应的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用地功能>开发强度>环境品质>交通便利度>地理区位。其中，容积率、工业用地比例、植被覆盖度、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和水域覆盖度是影响最大的5个建成环境指标。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关乎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还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城镇发展。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聚焦再流动人口，刻画了其流动特征，并采取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流动的时空特征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较于首次流动，再流动时选择跨等级向上流动的比例较低，选择向下流动的比例明显增加。②首次流动与再流动的时空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③流动的时空特征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职业和住房权属对其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通过深化对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理解，强调流动过程中时空特征的重要性，对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政策指导价值。
基于多时期遥感影像获取的乡村聚落分布数据，采用景观生态指数、核密度模型和聚落面积规模等级–频率统计模型刻画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进一步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和脱钩模型对1990—2020年吉林省乡村聚落用地与乡村人口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乡村聚落规模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②聚落分布的地域特征明显，呈现稳定的“中部密，高值连片；东西疏，零星聚集”格局，但在较稳定的表象中潜藏着聚集化趋势；③聚落规模以小型占绝对优势，面积规模–频率分布呈稳定的扁平化特征；④聚落–人口关系在多个尺度上转入全面负脱钩。优化调控策略为：①“缩乡扩城”应对人口的乡城迁移；②优先对中部黑土区3个地级市进行聚落空间重构，其顺序依次为长春、辽源和四平；③构建“城镇–中心村–行政村”层级分化明显的空间结构。本研究可为吉林省黑土资源保护和编制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提供依据。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涌入乡村，成为“新村民”，并与本地村民共同推动乡村发展。在乡村旅游地，上述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现象更为凸出，由此引致的新老村民在乡村空间的社会融合问题亟待学术界开展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关系地方视角，以广东省中山市桂南村为研究案例，深入剖析新老村民社会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体现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生活融合和身份融合4个维度，不同层面的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新老村民社会融合呈现出一种随时间动态演进的过程，经历了冲突矛盾期、浅层融合期和差异化融合期；在旅游发展、“代”次累加和时间维度的共同作用下，关系地方通过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得以形成，促进了新老村民社会融合过程。本研究关注乡村空间下内外部群体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并从关系地方视角解析其理论机制，补充了地理学对于流动性背景下社会融合的研究，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消费对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78个地级市2011—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能够有效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②东部地区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强。③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大政府对科教的支持力度与提升居民平均收入来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理论阐释，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以防城港市作为典型案例，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基础，借助多源数据测度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2012—2022年适应性循环属性值，并利用相关方法探析防城港市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及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防城港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潜力、关联度及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县域单元旅游地三维度属性值呈现“边海高，内陆低”分布格局。②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的识别结果表示，东兴市经历开发阶段、保护阶段、释放阶段及重组阶段。防城区、港口区及上思县经历开发阶段及保护阶段。③主体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是阻碍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演化的关键维度；政府对于环境、旅游的管理力度是影响各县域单元旅游地系统演化的首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