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间知识分工联系及其多地理尺度延展出发，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交易数据，测算表征知识价值集聚的城域网络外部性和表征知识借用关联的城际网络外部性，剖析网络外部性“点（本地集聚）‒线（跨域生长）‒面（社群联结）”的空间组织和使能条件演化。研究发现：①城域网络外部性能级提升由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向专业制造强市递进，空间组织符合区域等级扩散和接触扩散规律，空间集聚呈现时滞化“极化‒涓滴”效应。②地方化经济对城域网络外部性的使能强度渐趋薄弱，城市化经济则先抑后扬；城域网络外部性的本底功能逐渐偏至为外部城市供给商品或服务的能力。③枢纽城市（地区）支撑城际网络外部性的空间架构，跳跃扩散是跨域关联的主要形式，经济等级同配性逐渐强化。④规模借用对城际网络外部性的使能强度先升后降，功能借用的使能强度涌现且增强。⑤社群核心节点较为稳定，虚拟聚集与邻近集聚推动社群梯队的跨域共融，节点联结动因转向以创新协作和认知邻近为主，地域限制减弱。
知识经济时代，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载体，能否有效地将本地知识创造转化为经济价值，并持续引入新技术以实现技术组合的多样化和高级化，成为衡量其创新活力、发展潜力与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本研究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尺度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市本地技术转化能力对新技术进入路径演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将本地专利知识成功转化为市场产品的能力，会成为新技术进入的关键驱动力，这种本地技术转化能力的积极影响对推动城市突破原有路径，向不相关技术领域实现“蛙跳式”跃迁的作用，要显著强于对相关技术领域的延伸。这种驱动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在设备工艺专用性强、子领域技术范式差异大的产业，本地技术转化能力对引入该产业内新技术种类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被削弱甚至逆转。此外，这种转化能力与外部合作关联、内部技术关联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对促进新技术进入的边际贡献会因为认知固化或锁定效应有所下降。本研究为引导城市向更高级与多样化的技术路径演进、培育和强化城市技术转化的内生能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撑。
数字科技正快速成为支撑当前和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本文基于中国工商企业登记大数据和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数据，采用股权穿透方法获取2000—2021年中国327个城市
基于2008—2022年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主体和专利申请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其创新空间格局演变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新主体以企业为主、高校和研究所为辅，空间上以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区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呈现出“大扩散，小集聚”的演化趋势。②专利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多核心−环核群带状连片”空间分布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创新水平存在差异性，产业链中游创新成果占比最大，各环节专利分布呈现单核集聚、双核集聚等多样化特点，依托产业园区在珠三角东岸形成集聚核心区。③创新联系以广州、深圳为总辐射中心，佛山、东莞、珠海为次辐射中心，协同区域内其他城市形成“双核三心多点”空间结构。④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交通通达程度、科研投入、资本支持力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其中，资本支持力度（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创新具有复杂而特殊的空间关联性，但现有研究对此探讨仍显不足。本文以中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常州市为案例，结合协同区位商测度与实地调研访谈，从空间关联视角探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生产与创新的空间分布、协同集聚及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常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生产与创新的协同集聚存在显著差异，核心零部件环节（如动力电池）呈现生产与创新的深度协同集聚；而整车制造与外围零部件环节则表现为生产主导型集聚，反映出产业链内部功能分工与结构性差异。由此在常州市局部区域演化出3种典型格局：以零部件制造为主的低附加值生产集聚、以整车制造为引领的生产链式集聚、以动力电池为引领的生产−创新协同集聚。其中，中心城区与溧阳−金坛分别呈现弱协同、强协同的空间分化，前者以整车制造为核心，通过企业间经验反馈与工艺改进形成隐性协同，后者则依托动力电池龙头企业的本地嵌入与创新平台建设，实现由外引生产向内生创新发展，并构建起企业主导、产研一体、供应链协作的协同体系。研究表明，生产与创新协同集聚不仅依赖于地理邻近性，还受主导环节技术特性、企业组织结构及制度供给等多重因素影响，由此提出促进地方产业生产与创新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2000—2020年中国高技能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省际迁移数据，运用网络莫兰指数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劳动力迁移的网络特征和时空演化。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始终是两类劳动力的主要迁入地，尽管两类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但这种特征从2010年起逐渐呈现减弱趋势；②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展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其中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的集聚性先增强后减弱，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则呈现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③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征，与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相比，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小世界”特征随时间推移加强，且迁移网络间的连接更紧密；④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受到地理邻近性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其中高技能人才迁移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较小。研究丰富了人口地理学中对异质性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演化机制的认识，拓展了既有研究的时间维度，为优化区域人才治理政策和促进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提供了决策支持。
本文使用构建的迁移力模型，刻画2012—2020年中国制造企业区际迁移的时空特征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时序上，2012—2017年为迁移高潮期，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而传统制造企业则是2018年前长距迁移的主导。空间上，迁移呈“东出西进”格局，迁出地集中而迁入地多样，同时邻近以及条件相似地区的双向迁移活跃，使迁移力净值高点稳定在中部地区。②生产要素与企业需求的耦合：企业劳动力与技术需求倾向将分别强化外部的劳动力供给和专业化程度的负向和正向迁移力；原料成本优势需要企业原料需求倾向的响应才能产生正向迁移力。③企业资源能力与市场环境的协同：市场化水平的迁移力方向为正，政府干预度则与之相反；产业集聚与企业能力都使得迁移力方向为负，但高能力企业可逆转产业集聚的负向迁移力；市场对外开放度与企业社会网络可及性分别产生了正向和负向迁移力，而企业的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市场对外开放度的正向作用。④生产要素与市场环境的联动：房价、市场规模都单独产生了正向迁移力，但高房价将削弱市场规模的吸引力并逆转其方向。制造企业的迁移动因在时空与企业性质上存在异质性，并驱动了区际迁移的时空演变。
数字化时代，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十分关键。本文站在数字技术和生态位理论的层面，先从“态”“势”2个方面创建起“数字技术生态位”的概念架构，以2009—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寻数字技术生态位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生态位会明显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机制分析得知，更新要素调配以及创业积极性在数字技术生态位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时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而经由交互模型的再次验证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汇集可以加强数字技术生态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研究旨在充实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理论交流，为城市制定更新政策、改善数字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改良给予有用的参考和指引。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低空经济产业逐渐成为全球技术竞争的新焦点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研究以2010—2021年长三角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融合低空经济产业链和经济社会属性数据，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集聚态势及创新效应。结果显示：①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空间集聚规模与集聚范围持续扩张，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空间集聚模式和苏锡常带状集聚格局；②低空经济产业具有较强的时空非均衡集聚特征，但核心城市的集聚强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表明其产业空间布局向多元化和均衡化方向演进；③从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低空经济产业集聚程度每提升1%，本地城市创新水平至少提升0.024 4%；然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初期难以推动区域间技术合作与协同创新，反而因资源虹吸效应和技术壁垒，对邻近城市形成较强的负向创新溢出效应；从距离溢出效应而言，低空经济产业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存在一定的距离衰减特征，且具有较强的“集聚阴影”和时间滞后效应；④低空经济产业具备一定的技术嵌入性与产业融合性，能显著提升长三角核心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为产业薄弱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为缩小区域技术发展鸿沟提供有效途径。
基于2005—2020年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61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和地理探测器技术，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新网络节点能力异质性显著，核心区县如深圳南山区和广州越秀区在创新集聚和扩散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边缘区县则发展滞后；②创新联系强度呈增长趋势，尤其是环湾区城市带展现出紧密的创新合作关系；③创新交互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作为创新网络中心，其空间重心经历了从香港−深圳向广州−佛山的变迁；④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受经济、市场、科教和制度等多重因素驱动，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创新交互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为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对促进大湾区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利用TOPSIS熵权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中断模拟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和结构特征，模拟不同攻击情景下网络结构变化，进而利用二次指派程序法（QAP）探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如下：①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与层级性特征。②整体网络结构逐步优化，沈阳市中心城区等核心区域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资源控制能力。③与蓄意攻击相比，韧性关联网络在随机攻击模式下表现出显著的结构脆弱性。④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对韧性关联网络产生积极影响。地理邻近性和生态环境质量与城市韧性关联网络呈显著负相关。
油气管线途经的黄土地区地形复杂，滑坡等地质灾害对管线的安全平稳运行构成潜在威胁。针对单一滑坡敏感性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本文综合考虑各项评价特征指标，采用深度置信网络DBN（Deep Belief Networks）集成模型对目标区域进行滑坡敏感性综合评价，以减少评价误差并提高准确性。此外，传统静态因子评价方法存在时效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反映滑坡风险的动态变化。为此，本文利用修正矩阵将时序InSAR结果与敏感性评价制图相结合，以提高滑坡敏感性评价的可靠性、时效性和准确性，为研究区油气管线安全运营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DBN集成模型ROC曲线下面积达到了0.94，可以有效结合多种模型评价结果。滑坡敏感性分区面积占比分别为：低敏感性区33.25%，中敏感性区23.58%，高敏感性区22.95%，极高敏感性区20.2%，且绝大多数InSAR 监测隐患点分布在高敏感性和极高敏感性区域。InSAR修正矩阵修正了研究区1%的评价单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更新滑坡敏感性评价结果，并提升评价精度。
世界上大多数大河三角洲面临地面沉降威胁，已有的沉降成因研究对于浅层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动与地面形变的关系鲜有量化。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为例，使用SBAS-InSAR方法对2016—2024年共计91景Sentinel-1影像进行地面沉降反演，并结合实测地下水位数据探究地下水位季节性变化对地表形变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基于GMTSAR工具SBAS-InSAR方法反演的地面沉降结果比基于ENVI的SARScape方法精度提升2 mm。②在大多数三角洲区域，地下水位与地表高程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季节性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导致地下水位和地面高程抬升。③在沿海盐田地下卤水开采快速沉降区，地下水位与地表高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沿海盐田区地面的持续沉降与沿海地下水位的持续上升共同作用所致。本研究结果可为黄河三角洲地面沉降灾害防治与生态保护提供依据。
以杭州市为例，基于多元数据测度雨洪调节服务与绿地景观格局，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分析其非线性关联机制。结果表明：①杭州市雨洪调节服务呈现“东北低、西南高”的空间特征；②不同维度绿地景观格局对雨洪调节服务影响强度顺序表现为结构特征（28.00%）>规模特征（21.27%）>形状特征（7.34%），表明绿地结构的优化是提升雨洪调节服务的有效举措；③关键绿地景观格局因子对雨洪调节服务的影响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绿地斑块规模较大、形状较复杂且破碎度较低的空间格局特征与更强的雨洪调节服务有关；④各绿地景观格局因子控制在特定阈值范围内，能使绿地雨洪调节服务维持在较优水平。其中，最大斑块面积比例高于46.50%，平均斑块面积高于28.85 ha，平均形状指数高于1.39，边缘密度高于133.52 m/ha，破碎度低于0.66，内聚力高于98.36。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交媒介通过推动生产要素重构加快乡村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的过程、路径及“人–社交媒介–地方”的互动机制亟需深入探讨。本研究以广东省城乡结合部的3个网红村（那州村、会同村、崖口村）为例，通过新物质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促进网红村产业转型的过程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网红村产业转型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创的结果。其中，社交媒介的参与促使网红村产业转型从政企主导模式向多元主体博弈模式转变，最终形成社交媒介引导下的多主体共创格局。②社交媒介通过两种路径作用于网红村产业转型：一是作为社会要素，赋权且赋能于人和地方，使得地方被看见、被讨论、被建构；二是作为社会形塑力，构建虚拟空间，并推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虚拟流量−现实流量的转换和良性循环。③与传统乡村产业转型相比，社交媒介参与网红村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促进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研究响应了新物质主义对于非人类行动者的重视，验证了权力是多元共生的观点，并解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结合部网红村产业转型的逻辑，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一个揭示多元互动机制与网络稳定性的理论框架。选取广东放鸡岛、三角岛和牛头岛3个典型案例，比较分析不同主导逻辑下无居民海岛开发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方式及其稳定性差异。研究发现，无居民海岛开发并非单一主体主导的线性过程，而是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动态网络。市场驱动型开发中，制度环境、基础设施与自然条件等非人类行动者频繁表现出制约性，导致行动者网络脆弱易解；政府主导的开发中，产权制度与物质条件对转译路径形成约束，使网络长期处于结构不稳定状态；国家战略需求驱动的功能性开发则通过工程逻辑与制度工具对行动路径进行高度规训，形成稳定但阶段性的项目制网络。此外，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高度依赖情境，其形成取决于非人类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的介入方式。研究深化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空间治理研究中的解释力，并为无居民海岛分类分级开发与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广西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群是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河岸台地遗址的典型代表，为研究早−中全新世[（10—6） ka B.P.]人类体质特征、聚落形态和生存适应等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然而，目前关于该遗址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环境因子的关系尚缺乏系统量化研究，制约了对史前人群资源利用策略的深入理解。本研究基于18处贝丘遗址的考古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技术与数字高程模型，系统揭示该区域贝丘遗址与地形、地貌及水文条件的量化关系。约66.7%的遗址分布于北岸阶地，68.8%的遗址偏好北东向（N、NNE、NE、ENE、E），遗址海拔集中于70~82 m，坡度以0°~5°的缓坡为主，且所有遗址均位于距河道1 km的范围内。研究进一步揭示，通过整合防洪安全（高程控制）、资源可达性（临近水系区位）及微环境舒适性（偏北东向坡地）等多重要素，贝丘人群形成了一套适合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的优化选址策略。统计分析证实，约61%的遗址符合该综合策略，表明史前人群可能已具备在复杂环境中评估适宜性并系统性利用景观资源的综合决策能力。本研究为深入理解早−中全新世华南地区人地关系提供新的实证案例与方法论参考。
从流动距离、流动频率及流动方式3个方面分析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空间流动特征，进一步探讨了流动如何重构留守老人的晚年主体性。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形成了近距离日常化、远距离高频化的流动模式；留守老人的高频率流动集中在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与代际支持活动，低频率流动则与特定的亲缘飞地和节庆事件有关；留守老人的交通选择具有多元化特征，未对特定交通方式呈现显著排斥。流动性正在成为当下重构农村留守老人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在身体“自主”主体性上，流动中的技术嵌入增强了留守老人的身体能力、打破了性别化的空间秩序，具身性流动实践革新了主体认知，催生了新的身体策略；流动中涌现的关系“能动”主体性促使留守老人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网络，能动建构地方意义和情感；流动中固有标签的突破、新角色的生产和新身份的展演是留守老人在身份“创造”主体性上的体现。研究补充了当前学界对乡村基层流动性关注的不足，揭示了流动对底层民众主体性建构的独特且多元的意义。
林下经济兼具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战略意义。基于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合协调机理，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动态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探究长白山区9个县（市）的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22年长白山区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经历了高速协同阶段、转型调整阶段和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耦合协调度在时序上呈现“上升−下降−回升”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局部高值离散分布”的格局。森林抚育面积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根据影响因素导向，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主导型与劳动资料主导型两类，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例，基于全国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数据和空间自相关、空间错位分析等方法探索内陆水产养殖类型格局、区位优势及其地理适配性，从而摸清资源家底，提出产业提升空间优化方案。结果显示：①鄱阳湖流域水产养殖以大宗淡水鱼、虾蟹为主，贝类、两栖爬行类、其他特色经济类水产为辅，空间格局表现为以鄱阳湖核心区为主要集聚中心，并在赣东北形成次级热点。②水产养殖综合优势区围绕鄱阳湖呈圈层分布并在支流水系零散分布。③水产养殖格局与地理区位优势度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养殖重心与地理区位综合优势重心偏离70.54 km。负向高错位区（德兴、南昌等）由于高密度养殖面临资源环境超载风险，且未能充分发挥大都市圈市场、技术优势；正向高错位区（都昌、赣县等）山区特色资源与养殖产能有待深挖。未来鄱阳湖水产养殖应围绕赣北鄱阳湖生态渔业板块、赣东北集约渔业板块、赣南山涧特色渔业板块分区推进生态规模化、工厂集约化、地域特色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