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是“自然−社会”高度耦合的复杂系统，人水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其可持续性的关键。面对全球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传统单要素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流域系统性风险。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本文构建了以人水和谐为核心目标的绿色流域理论框架，提出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经济协同发展的“四水四维”理论模型；建立了“系统解析−综合评估−空间管控”的方法论体系，提出了差异化实践路径与典型模式，并探讨了其制度保障体系。研究旨在为突破传统流域管理瓶颈、推进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理论依据与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全球面临高度复杂的生态风险，基于生态安全预警识别生态安全格局构成了生态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CNN-LSTM）模型进行生态安全预警评估。综合预警结果、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和电路理论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针对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域分类别提出保护措施。结果表明：①CNN-LSTM模型在生态安全预警评估中展现出良好的预测能力和较高的预测精度；研究区的生态安全预警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②识别生态源地26 405 km2、生态廊道29条、生态夹点149处、生态障碍点968处、生态断裂点96处，构建了“五区三带”的生态安全格局。本文基于“预警–格局”联动框架，将生态安全预警与生态安全格局有机结合以便实现“时”“空”上的全方位生态风险管理，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城市街道步行性与居民的日常步行活动密切相关，是健康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既有研究缺少融合微观视觉感知和宏观土地利用的综合量化方法，难以大规模精准评估街道步行性。本文以街道为基本单元，构建城市街道步行性与公平性的分析框架。研究整合语义分割、空间句法和地形分析等方法提取环境要素，解析重庆市中心城区的街道步行性空间分布格局和区域差异，采用区位熵指数和基尼系数分析步行性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结果显示：①重庆市中心城区的街道步行性整体上从区域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②城市核心区街道步行性以功能−地形主导型为主，表现为城市设施服务供给和自然本底条件对街道步行性水平的重要贡献；③重庆市中心城区街道步行性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不均衡特征，不同群体的步行性差异较小。研究选取具有显著山地特色、街道环境多样的重庆市中心城区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步行环境优化和公平性城市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使用城市人口数据和工业污染排放数据，探索2003―2021年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区域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有助于促进工业烟尘污染减排，该关系具有稳健性。②其作用机制在于，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城市群具有更大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其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促进了污染型企业退出，并发挥了环境治理的规模效应。③对于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第二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群而言，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更强。本文深化了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及其机制的认知，为区域空间规划及政策提供了启示。
本文运用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评价体系框架，测度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分析其动态演变规律，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探究协同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2011—2021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从0.531上升到0.995。从空间差异来看：西部>东部>中部，东中部>中西部>东西部。②整体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经历了双峰–单峰–双峰变化趋势，极化现象依旧突出，东部两极分化态势减弱，但西部和中部绝对差异在增大，极化现象明显。③存在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尤为突出。整体网络特征显示，区域间环境治理的空间相关性减弱，整体网络趋于松散。个体网络特征表明，研究区域空间距离缩减，个体间空间关联性与协同作用在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研究单元的中心作用和中介桥梁作用凸显。④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板块集聚、功能分化、向心传递”的特征。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布局差异是塑造这一格局的核心因素，未来需通过靶向政策优化网络结构，提升协同治理的整体性与有效性。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的双重视角，运用网络分析法刻画了2013—2022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制造业投资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碳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试点城市的制造业投资网络呈现投资联系不断加强与多中心扩张并存的特征，而非试点城市的投资网络则呈现以点状跃升为主的演化模式，形成了试点城市主导、非试点城市参与的分层网络结构；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投资网络的扩张，具体表现为试点城市对外投资与吸收投资水平均得到提升，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对制造业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在东部地区相关影响并不显著；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制造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受到城市群边界约束与空间邻近性的共同作用，表现为跨城市群投资和远距离异地投资受到抑制。
本文基于2000—2021年企业异地股权投资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测度历年网络结构和网络外部性。研究发现，网络化空间格局战略总体上促进了区域发展，在结构方面表现为网络结构基本按规划预期演化，在效应方面表现为绝大多数城市都通过接入网络促进了自身发展。但是随着长三角城市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均衡，网络外部性并未一直增强，而是先增强后减弱；59.4%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和网络层级演化趋势一致，36.8%的城市网络外部性随网络层级的提高反而减弱。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3条规划启示：长三角地区应继续坚持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战略导向，区域规划要尊重网络外部性演化的客观规律，仍然要把重点放在做大做强本地规模。
基于要素高速流动背景下城镇体系等级化与网络化特征并存的现实，探讨超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发展机遇。以北京市郊区小城镇为研究对象，构建小城镇“等级−网络”双维度分析框架，借助企业投融资数据，综合运用网络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揭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模式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呈现出明显的等级与网络双重特征，可分为等级网络双高型（44个）、网络主导型（41个）、等级主导型（2个）和等级网络双低型（63个）4类协同模式，分别受产业与公服、经济与产业、经济与公服、经济与交通机制驱动，并延伸探讨了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模式的跃迁路径。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超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发展的模式与关键要素，也为激发小城镇发展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地缘政治是地理学重要的经典研究议题。自20世纪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构成重大影响。引入量化方法可为理解复杂地缘政治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本文以跨学科视角，对1992—2025年的地缘政治量化研究开展系统性综述，在归纳出的“描述测度–计量实证–模拟预测”三大核心科学问题的基础上，梳理数据与方法演进，总结国内外研究差异，提出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外研究聚焦资本逻辑与经济秩序的地理扰动，将地缘政治问题置于经济运行与空间组织的分析框架内，在地缘政治风险测度、经济溢出效应及危机预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内研究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更侧重国家实力、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作用的宏观描述，在地缘环境测度与分异规律刻画上具有优势，但在跨语种事件数据库构建、动态机制解析、地缘危机预测等方面相对薄弱。针对当前国内外研究优势与不足，本文提出3条发展路径：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地缘政治态势监测的实时、自主和公开性；强化时间序列与因果识别方法，揭示地缘政治影响的多主体多尺度动态机制；运用非线性优化与系统耦合模型，构建地缘危机的概率预警与响应模拟体系。本文旨在从量化方法论角度完善地缘政治研究理论体系，为地理学者更加深入参与国家对外战略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基于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中东北非难民流量数据，首先分析难民迁移的历史过程与地缘线路，然后从起源国（地区）与庇护国（地区）2个主体，地缘选择、地缘干预2个因素集成，划时段分析、空间异质性分析、时空变量分析的3个研究视角，构建难民迁移重力模型，进而探究中东北非难民迁移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难民迁移的地缘线路呈现动态转变特征，地缘线路由“安全保护”导向的“邻国（地区）优先”线路转向“发展机会”导向的“域外迁移”线路，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经历“门户中转”。②难民迁移受到地缘选择因素与地缘干预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迁移的不同阶段，迁入不同地区之间，驱动因素呈现较大差异变化。③路径依赖与空间聚散效应显著促进了难民的定向迁移，庇护国（地区）前一阶段与其邻国（地区）迁入都会促进其下一轮的难民迁入。厘清中东北非难民迁移的地缘选择与地缘干预，对于理解难民这一特殊国际移民的迁移规律，探究区域地缘环境、政策对难民迁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中国286个地级市物流业与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强度、方向、形态3个维度，构建蔓延视角下的物流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效应测度模型，采用冷热点分析、时间序列聚类等方法，识别2008—2022年“两业”空间蔓延特征、空间协同效应及演化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物流企业蔓延城市占67.48%~72.03%，制造业占73.78%~75.87%，且“两业”的空间蔓延均以离心扩散型为主。②“两业”空间协同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较强集聚区由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向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区转移并逐渐收缩，较弱集聚区由西南、西北局部地区转向华北地区。总体上，协同格局由最初的“西弱东强”演变为东西趋于平衡，南北方向则由“中强南北弱”演化为“南强北弱”。③“两业”空间协同演化可划分协同–紊乱–协同模式、紊乱–协同–紊乱模式和紊乱–协同模式3类，城市数量分别为96、61和129个，其空间迁移路径沿“西部–东南–东北”的三阶段演化，并呈现初期整体偏弱、弱区聚于中西部；中期中西部提升；后期全国增强、矛盾转向南北的差异化特点。
葡萄酒兼具文化与消费属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葡萄酒产业面临产量与销量“双降”的困境。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结合agent的建模方法，“动态”模拟中国葡萄酒产业在不同情景下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降低生产成本有助于扩大国产葡萄酒的市场规模；②国内产品的差异化策略能够增加国产葡萄酒企业数量和市场份额；③当国产葡萄酒具备成本优势时，需求倍增，可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有效扭转进口主导的产业格局，并通过“价格指数效应”实现供销双赢。因此，葡萄酒产业发展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也要重视需求侧培育，其中营造葡萄酒的生活方式是关键。本文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兼顾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为地域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方法启示。
本文以2005—2023年东北三省34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省域和城市2个层面的人口收缩与个体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互馈效应。研究发现：①研究期间，东北三省人口与城市经济韧性的相互促进作用有限，多数城市处于循环失调的发展状态；②在空间演化上，东北三省人口与城市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水平高值地区逐渐演化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重要节点的团簇型带状空间格局，位于重要节点外围的城市则提升缓慢，处于“锁定”状态；③东北三省人口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协调推进态势，省域、城市人口分别与个体城市经济韧性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性互馈”特征。
基于2000 年、2010 年、2020 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从时空演进视角揭示不同人口流动模式下东北地区县域人口流动演进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县域人口流动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县域人口流动活跃度增强，县域流动人口位序变动主要由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等级分布调整引起；流动人口在各县域分布较为均匀，未形成强势流动人口集聚县。②东北地区边境县是县域人口流动热点区，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向中俄、中朝边境县集中，跨省流动人口向辽中南地区较为发达县域集中。③经济因素是促进东北地区县域人口流动的核心驱动力，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区位因素对县域人口流动产生持续影响；资源依赖抑制了资源型县域人口流入，资源型县域“资源诅咒”现象客观存在。
引入亲自然理论，提出包含物质性（自然接触）、情感性（自然体验/联结）与能动性（自然参与）3个构成维度的亲自然实践概念，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亲自然实践及其构成要素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情感调节−符号再生产−社会融合”3重路径的中介效应。通过对南京市534份移民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①亲自然实践显著影响移民的享乐幸福感和自我实现幸福感；②在构成维度上，自然体验和自然联结对幸福感的贡献最大，自然接触仅促进享乐幸福感，自然参与仅促进自我实现幸福感；③亲自然实践对移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3重中介效应，其中乡愁的中介效应体现在自然体验和自然联结维度，地方感的中介效应体现在自然接触和自然联结维度，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占比最高，在自然接触、自然体验和自然联结维度均有体现。本研究从情感与自然角度深化对移民幸福感及其影响机制的理解，研究结果为城市自然空间规划和移民福祉政策提供启示。
作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北京市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与可持续利用是支撑其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市民健康需求的核心载体。本研究以北京市16个行政区为单元，基于体育旅游资源POI数据与赛事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多尺度缓冲区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系统探究双奥效应下有形与无形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耦合特征、错配机制及可持续路径。研究表明：①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呈极显著集聚态势，形成“一核（奥林匹克中心区）、一带（朝阳−海淀−丰台）、多极（远郊）”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与远郊资源分布差距显著，空间马太效应突出；②资源类型分异明显，人工设施型与文化赛事型资源高度集聚于核心区，自然地形地貌依托型资源受地理本底条件约束分布相对均衡，冰雪资源呈现“城区冰、郊区雪”双核模式；③有形与无形体育旅游资源空间耦合失衡，赛事对核心奥运遗产场馆依赖极强，形成核心场馆过载、边缘设施闲置的两极分化格局，二者无显著空间联动效应；④资源供需存在空间错配，市民身边体育设施不足与核心区设施过度利用并存，远郊交通、服务配套欠缺加剧失衡。基于此，从空间优化、遗产活化、产业融合、区域协同四维度提出可持续利用路径，为北京体育旅游资源布局优化、奥运遗产价值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本文中指滇、川、黔和渝）382个气象站点的数据，评估了气象干旱综合指数（MCI）、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标准化降水指数（SPI）和相对湿润指数（MI）在研究区的适用性，揭示了干旱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大尺度气候过程的关系。结果表明：①4种指数均能有效反映干旱信息，MCI对综合干旱的代表性最强（第一主成分载荷为0.996），而SPI与干旱受灾面积相关性最高（皮尔逊相关性为−0.729）。②空间上，MCI和MI识别的干旱高风险区位于川西高原及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SPEI识别的干旱高风险区呈斑块状分布于高寒山区及干热河谷，SPI识别的干旱高风险区则在四川盆地东部及黔滇交界。时间上，干旱站次比年际变化幅值为±10，各指数对干湿状况判断的同步率达62.86%；突变检验结果显示MCI、SPI、MI于1990年发生突变，SPEI于2004年突变；小波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指数均存在5 a、10~15 a周期，但无显著主导周期。③干旱指数与水汽通量散度在大范围呈负相关（站点占比>87%），大致沿川南至黔西一线以北，两者负相关最为显著，以南则较弱；北极涛动（AO）是影响研究区干旱的主要气候振荡信号，多变量ENSO指数（MEI）、西太平洋指数（WPI）和太平洋北美指数（PNA）对研究区干旱年际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弱。
以珠江流域为研究区域，运用InVEST模型对珠江流域的产水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进行量化评估；采用相关性分析法探讨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最后基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揭示影响服务间权衡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珠江流域多年平均产水量和土壤保持量分别为
沙漠边缘地区是对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敏感的关键地段。本研究基于2007―2021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气象数据，结合沙丘格局分析法，系统探究了库布齐沙漠南缘沙丘格局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类沙丘的空间分布与面积发生了显著变化，新月形沙丘（链）面积减少，抛物线形沙丘面积增加；沙丘格局参数呈现脊线平均长度减小、高度降低、间距增加、缺陷密度增加的趋势，且沙丘走向逆时针偏转，与合成输沙方向变化（由171.73°转向149.48°）一致；沙丘移动速率从6.74 m/a（2007―2009年）降至2.74 m/a（2017―2021年），这与区域风速减弱、降水增加及植被恢复密切相关；间歇性河流通过切割地形与输沙调节，加剧沙丘景观破碎化；人类活动加速沙丘固化，促进沙丘形态由流动向半固定固定转化。
以广州北部生态屏障区为例，通过分析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协同作用和景观连通性综合识别生态源地，提取生态廊道、夹点及障碍点，并情景模拟新增生态源地、廊道以及模拟对比生态夹点退化、生态障碍点清除对网络连通性的影响。研究共识别出核心生态源地67处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