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产−生活−生态”整合性分析框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与城市层面数据，构建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总体上呈现显著的U型影响。发展初期，由产业淘汰带来的就业冲击抑制了定居意愿；当跨越拐点后，新兴绿色就业增长与环境改善则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②该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梯度，对高学历群体的促进效应远强于低学历群体。③机制分析证实，绿色金融主要通过3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重构就业结构，通过催生绿色岗位提供定居的经济基础；二是增进社会融入，借助绿色社区与数字化服务建设增强归属感；三是改善环境质量，通过降低污染提升城市宜居性。本文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评估绿色金融的社会效应，为统筹推进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面向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和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困境，探究农村多维发展对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影响，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县域农村多维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0―2020年中国农村多维发展与老年自评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时空演化格局，探讨区域多维发展如何差异化影响主观健康评价与客观寿命水平两大健康结局。结果表明：①东南沿海城市群及京津两市的农村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多数县区相对落后。②农村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健康长寿型地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城市群扩散。不健康短寿型和健康短寿型地区数量锐减，而不健康长寿型地区范围有所扩展，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及东北、内蒙古中部。③农村多维协调发展有效促进了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提升。其中，金融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但对老年预期寿命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但对老年预期寿命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自然资本对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的促进作用减弱，且在后期对老年预期寿命产生负向影响；环境脆弱性的降低则持续促进老年预期寿命的提升，并在后期显著提升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④在高发展水平地区，人力资本和环境脆弱性维度日益成为提升老年自评健康和延长老年预期寿命的关键驱动力。在低发展水平地区，老年健康水平的提升与预期寿命的延长则更为依赖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环境脆弱性维度。
人口收缩过程通常伴随着建设用地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公共服务资源错配等现象，由此引发的人地失衡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东北地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在识别人口收缩地区的基础上，构建人地失衡多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人口收缩程度地区人地失衡程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有所降低，人口轻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显著低于人口重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突出区域由长白山地区逐渐转移至白城市周边地区。②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结构、政府决策行为、城市规模等级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是缓解人地失衡的核心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决策行为和城市规模等级共同作用于人地失衡程度。③人口轻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主要表现为“质量失调−速度失衡−空间失配”三维叠加效应，而人口重度收缩地区的人地失衡则集中体现为人口与建设用地在发展质量和变化速度维度的矛盾。
中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时间–空间”视角，结合生命历程等理论，将健康老龄化从静态拓展为动态框架，构建涵盖内在能力、功能发挥、生命历程的健康老龄化评价体系，运用CRITIC–熵权法、改进的TOPSIS法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开展中国健康老龄化评价、时空分异探析、障碍因子识别与类型划分研究。研究发现：①2005—2018年，中国健康老龄化水平稳步提升，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持续领先，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东部及中部地区增幅显著。空间格局由“沪冀高–赣陕湘皖低”转变为“京苏高–皖低”，热点区拓展至沪京津冀，冷点区演变为陕豫鄂晋。②障碍结构发生重要转变，功能发挥障碍度显著下降；生命历程与内在能力障碍度相对上升，且生命历程增幅更大，表明早年经历与生活方式影响日益凸显。吸烟史、社区生活照料与社会参与是多数省域的共性短板。③障碍因子区域分异显著，京沪为内在能力障碍型，分别在生理与心理健康方面有待改善。吉辽赣等东北和中部省域社区服务障碍较强，鲁苏等东部沿海及淮海平原省域社会参与障碍较强，晋川等中西部省域为生命历程障碍型，受早年饥饿经历及吸烟等生活方式制约，与饥荒致死率及老年慢性肺部疾病患病率相符。因此，提出健康老龄化障碍分区差异化应对等策略，为健康老龄化理论本土化、中国老年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引入因果推断框架构建引力模型，基于2005—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库，定量测度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作用路径及地域差异。研究发现：①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迁移存在显著的阻碍影响，其强度在研究期内先增强后减弱又小幅增强；②在拉力、推力及距离因素共同影响人口迁移的作用路径中，省际边界发挥调节效应，对迁入地以医疗资源为代表的拉力作用存在弱化效应，与迁移距离具有替代关系；③各省区对之间的边界多呈现阻碍效应，在以人口迁出为突出特征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邻省区间最为典型，但也存在少数的积极效应，分布于以单方向迁移为主要特征的相邻省区间。最后，讨论了将边界效应纳入人口迁移一般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本文基于福建省专项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GIS空间分析、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城镇婚育家庭养育成本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空间格局上，家庭养育成本的高值区呈现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的趋势，机会与心理成本的高值区尤为显著地分布于闽西等内陆地区；②在成本组合类型上，家庭养育普遍表现出多维成本共存的约束模式，全面高负担型不仅分布于沿海发达县域，也在内陆中心城区或县市出现；③在影响因素上，养育成本及其空间格局受到个人及家庭禀赋、地域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且存在跨层交互效应，其中生育文化的解释力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且经济发展水平与父亲学历的双高组合推高经济成本，较高的少儿人口比重与流动家庭身份促进时间成本的增加。
科学揭示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的协同演化机制，对促进城市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2010―2023年285个地级市为例，构建面向城市扩张生态扰动的“规模–密度–形态”城市韧性测度框架和兼顾“经济–环境–安全–生活”的城市宜居性评估框架，借助哈肯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城市韧性持续损失，城市宜居性水平稳步提升；空间上，城市韧性呈现“东低西高”的梯度分布格局，城市宜居性呈现“北高–中低–南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②城市宜居性为城市韧性协同演化系统的序参量，二者协同度呈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以华北地区为核心、向外递增的圈层格局，空间变化表现出由“低水平集聚”向“中等水平收敛”的趋势。③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协同演化的作用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支出强度和金融发展主要发挥正向作用。整体上，协同演化的影响机制表现为南北分异、东西梯度以及核心–外围分化并存的空间格局。
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基于3类专利和商标数据从技术、设计和市场创新3个维度解析1985—2020年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创新能力遵循区域高度集聚规律，技术创新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特征，设计创新高度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市场创新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城市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在技术、设计与市场创新方面形成多元分工与协同。②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整体分异和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差异性，城市创新模式发育为引领型、追随型、技术创新型、软创新型和其他类型5种，引领型城市向省会城市及民营经济强市集中，追随型城市占比最高且具空间黏性。③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创业资本和互联网兴起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对所有类型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专利的影响大于商标，初创企业的成立在刺激渐进式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方面效果更为有效，并且技术、设计和市场创新之间具有互补效应。
高铁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为确保后续高铁规划能够尽可能地趋利避害，本研究采用多期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铁开通和高铁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开通高铁能提升城市经济活力，该现象在东部十分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②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如增加班次、站点等）对本地经济活力并无显著正向影响；③全国层面邻近城市开通高铁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东部主要依赖本城市高铁开通，中部城市高铁开通反而导致本城经济活力些许流失；④城市开通高铁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并不显著，但中部城市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却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帮助周边城市提升经济活力。由此，本文提出优先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覆盖、警惕后期建设依赖、强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差异化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高铁网络的科学规划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高铁建设强化了城市间的网络化联系，提升了城市化效率，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产生了重要驱动作用。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利用空间动态模拟方法，通过空间数据库、方格网系统、增长极坐标系、交通贡献度计算、增长驱动指数计算、网络联系强度分析等步骤，对高铁对城市扩张的驱动作用进行空间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其特征和效应，剖析其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高铁对于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产生了指数增强、叠加增强、协同增强、网络增强4类驱动效应。②高铁网络的形成和完善，提升了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程度和城际联系强度，引导其形成了“都市圈引领的网络化发展格局”。③与铁路、高速公路、民航等交通方式相比，高铁对城市扩张的贡献率增长迅速，驱动作用优势显著，在促进都市圈、大城市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核心对边缘的空间剥夺作用。④高铁线路等级越高，全线贯通时间越早，通车路段占比越高，总里程越长，其对于周边城市扩张的驱动作用就越强。⑤应从完善高铁网络、优化站点布局、提升站点效能、做好与其他交通的接驳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中部地区的高铁建设。
基于“城–镇–乡”之间要素集聚与转移特征的思考，对要素流动下都市区边缘城镇跨界发展的要素重组与空间重构过程及机制进行研究，并以南京都市区宝华镇为例展开具体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都市区边缘城镇作为“流动空间”的产物，不同时期的要素流动分别呈现出“乡–镇”集聚、“城–镇”转移、“城–镇–乡”均衡演化的阶段性特征。②“流动”是边缘城镇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不断强化跨界链接的重要路径。依托要素流动带来的镇区空间拓展与资本积累，边缘城镇得以突破边缘的发展约束，统筹整合各类发展资源，逐步形成与中心城市紧密连接的跨界新城与跨界功能组团。③要素流动的方向性动因包括引导力与驱动力，分别形成边缘城镇发展的基础支撑和核心动力，二者在风险收益、公服匹配、城乡均衡发展等环节进行互动和反馈，推动边缘城镇在“流动–适配”的动态均衡下实现区域空间下的要素嵌入与跨界重构。最后，文章探讨了“流动”可能带来的功能资本化危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建筑轮廓、人口调查及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构建了城市热环境调节供需匹配研究框架，进而通过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出城市热环境调节供需失衡区域，并采用优先级指数划定失衡区域的干预优先等级。以武汉市四环内区域为研究区，结果表明：①城市热环境调节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供给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二环到四环之间，而需求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二环内的高密度建筑区；②处于城市热环境调节“低供给−高需求”失衡状态的区域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18.42%，总体呈现出“沿长江两岸向西北和东南辐射，四周零星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③高干预优先级的失衡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一环线内，该区域开发强度高，难以大规模改造蓝绿空间，建议以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和通江道路为载体构建通风廊道。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为制定城市热环境改善策略，提升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是从开放、系统、动态视角下对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全方位审视。本文基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大样本微观数据，采用复杂网络方法分析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的演化特征，并通过加权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定量揭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多极点“轴辐式”投资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投资结构演化，以五大城市群为核心的“菱形”投资网络结构显著。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呈现为小世界网络，并且具有择优链接性和路径依赖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投资加权入度和加权出度中心地位高。③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是内生结构和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创业水平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对外投资水平和引资能力，风险投资同质性匹配作用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关系。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到地理邻近性、交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等多维邻近性的影响，还受到投资网络互惠性、传递性、择优链接性和路径依赖性的内在影响。
社交媒体驱动下，网红村已成为普遍现象，并成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模式。以全国649个网红村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揭示网红村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结合“媒体朝圣”理论，对其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网红村空间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东聚西散的分布特征，且存在较强的首位分布特征与长尾效应；②网红村集聚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北京地区所构成的“钻石结构”清晰，并以浙粤两省最为突出，总体呈现“两主−两次−一带”的空间格局；③中国网红村可分为自然景观型、文化传承型、产业驱动型、体验营造型、人造景观型与度假休闲型6类，且其空间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分异特征；④网红村的形成及发展受其基础资源条件、进入便捷性、支撑条件水平等的共同影响，其中，景区文旅联动、经济条件、人口数量、政策环境、公路可达性、文化景观资源条件对网红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较大。
数字地理作为新兴领域，关注数字技术如何中介空间及社会关系，女性主义地理学则聚焦于性别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变迁，两者融合催生了“女性主义数字地理”的研究议题。基于对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在认识论层面发现，女性空间与女性休闲存在深刻的理论耦合，二者核心关切的议题在数字媒介的催化下共同指向性别、身体与空间关系的动态重构过程。实践层面，数字平台为女性提供了更丰富的休闲路径与社群空间，成为她们建构身份、发挥能动性的赋权场域；但也带来数字化自我监控与网络暴力等新的规训形式，复制甚至加剧了现实世界中的性别不平等。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应建立起以“空间媒介”（spatial media）为界面的分析框架，立足中国情境，聚焦不同生命周期女性的数字休闲实践，推动该领域发展并贡献重要的非西方经验。
基于80个国家（地区）2002―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探讨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对外援助显著促进受援国（地区）入境中国旅游，呈现发展水平差异性（非洲效应强度达亚洲5.7倍）、收入敏感性[仅中低和低收入国家（地区）显著]与类型异质性（教育卫生援助效能突出），印证了对外援助边际效用与需求弹性正相关定律；②中国对外援助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3大传导机制，通过强化双边关系、促进双边贸易和提升国家形象影响入境旅游；③中国对外援助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门槛效应，且制度质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国家软实力、优化对外援助策略及增强旅游吸引力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本研究以中国东北典型淡水沼泽为研究对象，基于无人机高分辨率多光谱影像与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样方大小下的植被指数均值、植被指数标准差与物种多样性指数，包括物种丰富度（Richness）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变化规律，评估了不同植被指数与Richness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的最适样方大小。结果表明，MTCI（MERIS 陆地叶绿素指数）、NDREI1(NDREI1为归一化红边指数1)、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GNDVI（绿光归一化植被指数）、CTVI（校正转换植被指数）和MSAVI2（修正土壤调节植被指数2）在与植物α多样性相关的统计分析中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1 m×1 m样方下，Richness与NDREI1均值和MTCI均值相关性较强；2 m×2 m样方下，Richness与CTVI标准差、NDVI标准差和GNDVI标准差的相关性较强，Shannon与CTVI标准差、NDVI标准差、GNDVI均值和MTCI均值相关性较强。本研究结果可为基于遥感技术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重要的样方设计依据。
本文利用高精度蒸渗仪和高频水样采集方法，研究了高寒草甸生长季土壤水分及溶解碳垂向运移过程对降水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①土壤水分对降水的响应存在深度依赖阈值与滞后效应。在10 cm、30 cm和75 cm深度，启动响应的降水量阈值分别为3 mm、15 mm和17 mm。其中，10 cm土层响应受雨强影响，强降水（≥20 mm）下响应迅速，弱降水下滞后约2 d；30 cm土层响应受降水量、前期含水量及上层水分状况综合调控，平均滞后时间约为3 d。②溶解碳的迁移在不同深度呈现不同模式。0~20 cm土层溶解有机碳（DOC）与滞后2场次降水呈显著正相关，而20~50 cm土层DOC与上层（0~20 cm）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呈现“浅层耗竭–深层富集”的垂向迁移特征。溶解无机碳（DIC）在0~20 cm主要受降水输入影响，在20~50 cm则与上层DIC含量呈正相关，显示出自上而下的补给过程。综上，高寒草甸土壤水入渗对降水的响应存在阈值效应并影响溶解碳迁移过程。土壤含水量较高时，降水能够沿着土壤孔隙携带DIC进入深层土壤，DOC则富集在浅层土壤中；土壤含水量较低时，降水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缓慢入渗，将DIC和部分DOC运移至深层土壤。本研究揭示了降水驱动下高寒草甸土壤水–溶解碳垂向迁移过程，可为寒区碳–水耦合模型构建及气候变化情境下碳输移路径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针对咸水脱盐的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从资源禀赋−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协同的宏观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模糊数学模型分析地下咸水产业化、规模化推广的可行性及限制因素，针对天津市典型地区提出地下咸水开发利用政策建议及实施路径。结果表明：①天津市地下咸水单位面积资源量12.19×104m3/(a·km2)、可采储量13.40×104m3/(a·km2)、单井涌水量37.53 m3/h为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可通过分层分质利用、优化开采布局等方式弥补部分地区溶解性总固体较高、含水层厚度较薄的不足。②纳滤淡化咸水脱盐率达到95%以上、综合收益率1.78，较外调水利用有经济优势，针对农业应用成本高的问题，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等政策，设立农业用水补贴和技术推广基金、探索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处理工艺降本增效。③环境影响总体上可控，有达标的水质和相对较高的水回收率支持，但需持续监测防范地面沉降、促进脱盐产出水与浓盐水循环利用。④地下咸水资源化利用整体可行性较高，资源禀赋决定经济规模，技术提升扩大利用范围，环境影响决定开发上限，未来结合开发潜力与利用需求的空间差异，形成市级决策−部门执行−区级落实的责任体系，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咸水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本文以盆地中东部余家村钻孔为研究对象，通过OSL、ESR和古地磁测年，建立了高精度的年代框架；结合粒度与磁化率指标，重建了该地区1.2 Ma以来的古气候演化历史。结果显示，余家村湖相沉积物粒度与磁化率变化呈正相关，共同响应于干湿气候背景下的湖平面波动：粗颗粒−高磁化率对应低水位干旱阶段，细颗粒−低磁化率则指示夏季风控制的高湖面湿润环境。余家村钻孔揭示的湖泊水深变化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0.91—0.74 Ma的滨湖相还与青藏高原构造隆升和渭河盆地阶地发育的关键时段相耦合，表明余家村沉积同时受全球冰量与区域构造活动的调控。区域地层对比进一步揭示，在区域干旱化与构造抬升的共同影响下，第四纪三门古湖逐渐萎缩并最终消亡，而余家村因地势较低，保留了该区最晚的湖相记录（约0.03 Ma）。综上所述，渭河盆地湖相沉积受全球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和区域构造活动的协同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