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 >

2015 , Vol. 35 >Issue 12: 1551 - 155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5.012.1551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 杨槿 , 1, 2 ,
  • 陈雯 1 ,
  • 袁丰 1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苏 南京210008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作者简介：杨 槿(1988-),女,广东汕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规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4-12-12

  要求修回日期: 2015-08-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1-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30750、41201110、41201111）资助

收起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ts Mechanism of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City

  • YANG Jin , 1, 2 ,
  • CHEN Wen 1 ,
  • YUAN Feng 1
Expand
  • 1.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12-1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08-25

  Online published: 2015-01-20

Copyright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摘要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关键词： 文化产业; 空间格局演化; 影响机理; 政府; 苏州老城区

本文引用格式

杨槿 , 陈雯 , 袁丰 .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15 , 35(12) : 1551 -1559 . DOI: 10.13249/j.cnki.sgs.2015.012.1551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s highlighted. Curr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hap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location. Taking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ts mechanism, especiall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1 661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the year of 2012,this research use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Moran’s Index analysis based on the software of ArcGIS10.0 as research methods.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a series of incentive policies, the number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has turned into equalization development. It also finds that after aggregating inside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cultural enterprises subsequently began to diffuse to the outside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 especially after the year of 2008. Nonetheless, cultural enterprises are still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old urban district, reflecting the essen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Specially, cultural enterprises tend to agglomerate along main streets and in Cultural Industry Park.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varies from sector to sector. Market mechanism is the basic force that shap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are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the cost-benefits, but state action can change these cost-benefits trade-off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providing subsidies to improve the benefits and reducing the rent of specific sites. Government behaviors intervene in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hange the spatial pattern shaped by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ies;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mechanism; government behaviors;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文化产业符合新一轮产业转型要求,是城市经济新增长点,其区位选择与传统产业存在较大差异,更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非生产空间”,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的演变[1]。企业间的交往、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使生产制度与地理环境聚合,由此产生的“高回报”效应吸引文化企业集聚[2],从而使文化产业具有聚合倾向[3]。分工与专业化越细致的地方越容易产生集聚,如经济发达地区、国际化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区[4~7];其中,文化产业偏好旧仓库、旧工厂和旧城等不适居住的区域。城市边缘区[8]以及郊区[9,10]通过网络、高速公路等强化与城市中心的联系,亦可以发展文化产业。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集聚在城市的不同位置,创意、设计类企业倾向于选址在大城市内城和中央商务区边缘,且多位于历史建筑[11]。城市旧城由于文化产业集聚而焕发新活力,成为“新生产空间”。
苏州老城区地处城市中心,作为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文化资源丰厚,具备成为“新生产空间”的条件。苏州也是重要制造业基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以及制造业本身转型升级的需求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随着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如2009年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等,苏州各级政府也在2009年前后密集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诸多利好政策,落实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以及制定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办法等,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本文探究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机理,着重分析政府行为对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可为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或制造业城市促进制造业升级,提供一定的借鉴。

1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现状

2008年以前,苏州老城区①(① 苏州老城区包括原沧浪区、平江区和金阊区,其边界与姑苏区行政边界一致。)文化产业发展较为平稳。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及一系列政府扶持政策出台后,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的年新增数量（限于本文只获得2012年老城区文化企业名单,缺乏2012年以前老城区文化企业相关数据,本文根据2012年名单中企业成立的时间,以名单中企业在2000~2012年期间各年份成立的数量为样本代表各年份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整体的发展情况,并以其作为本研究的“该年份新增文化企业数量”。）显著提高（图1）,并于2010年达到最高。2012年随着原沧浪、平江、金阊三区合并为姑苏区,苏州市提出将老城区打造为文化高地的目标,老城区抓住契机、依托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已有文化企业超过1 900家。文化产业结构演化在2009年之后出现新特征：新兴创意设计行业增幅显著提高、传统媒体娱乐行业增幅明显变小（图2）。2009年之前,新增文化企业集中在媒体、广告会展、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等传统行业。2009年之后,原新增企业较少的新兴创意设计行业如建筑设计、咨询、网络信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的增幅显著扩大;原先新增企业较多的传统行业的增幅缩小。尽管新兴创意设计行业增长速度快,但企业基数小,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咨询服务等行业的新增企业数仍远远不及传统文化行业。
Fig.1 Changes of numbers of newly established cultural companies in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图1 苏州老城区每年新成立文化企业数量变化

Fig.2 Changes of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industries sections in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图2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各行业年新增企业占比变化

动漫等文化与高新技术结合的行业是政府扶持重点。国家在2008年底发布《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苏州在2009年底发布《关于加快苏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和《苏州市姑苏文化产业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试行）》等,这些政策都重在减免动漫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支撑技术企业的税收、鼓励吸引相关人才创业。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结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新兴文化创意创新企业的税收优惠和人才吸引激励刺激了网络信息、软件与计算机以及咨询服务的新企业衍生。从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可以初步看到政府干预的关键作用。但目前文化产业空间研究聚焦于文化产业集聚特征[1,2,12~16],对政府作用的探讨尚显薄弱且未能得出一致结论：有人认为政府干预如城市规划[16]对文化企业选址有影响,也有认为政府设立文化产业集聚区对文化产业空间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1]。因而,深化政府对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影响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丰富和深化政府培育型文化产业成长机制研究的意义,实践中也有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意义。以苏州老城区为例,本文在分析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机理,着重探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方法

文化产业空间研究多采用单一地理尺度方法或基于距离的多空间尺度方法[17]。2009年以前的研究多采用文化产业产值、企业数、就业人数等数据以及罗伦兹曲线、集中化程度[12]、区位商系数[1,15,16]、空间基尼系数[1]、行业集中度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18]等指标,并用等值线图[12]、企业缓冲区[15]等表示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2009年后,学者开始大量借助ArcGIS软件和企业空间数据[13,14,19]进行研究。本文基于ArcGIS软件,借鉴空间点模式分析法,探析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分布特征;并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分析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与演化机理,分别选取地价和文化产业集聚区政策、空间发展战略作为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解释变量（图3）。基于前文的发现“政府干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机理分析着重关注政府作用。其中,采用Moran’s I指数分析企业的空间集散程度[20,21],运用核密度估计产业空间演化特征。Moran's I指数值I(d)>0则指示空间分布有聚类趋势且数字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强[22]。机理分析运用ArcGIS叠加分析地价分布、文化产业集聚区分布与文化企业空间分布的关系。

2.2 数据处理

普拉特认为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内涵大体一致,且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本文将不再对两者进行区分[23]。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文化产业划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2部分10类,其内容取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表述上多为单纯抽象的概况[24]。国外行业划分更多表现具体文化形式,有助于对产业特征的理解。纵观国内各地文化产业分类方法,上海划分标准与英国、台湾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相似[25~29],本文借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11）》将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划分为10类：媒体、艺术、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网络信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广告及会展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文化创意相关产业。企业数据来自“姑苏区2012年度文化旅游企业名录库” （ ① “姑苏区2012年度文化旅游企业名录库”数据来自姑苏区文化商旅发展局。）,共有1 902家文化企业。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的企业信息查询、江苏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的企业基本信息查询以及企业官网、苏州黄页等途径查找企业地址及其成立时间,剔除信息不全者,得到1 661家文化企业的地址和成立时间。根据企业地址在Google地图查询企业经纬度并统一导入ArcGIS10.0,建立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数据库。以这些企业为分析对象可以反映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整体情况。同时,根据企业成立时间得到以该名录库企业为样本的2012年及其之前各年份新成立文化企业的样本,以该样本分析不同年份文化企业发展演化的整体情况。
Fig.3 Research framework

图3 研究技术路线

3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3.1 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具有整体集聚减弱与核心区集聚增强并存的演化特征。Moran’s I结果（表1）显示老城区文化企业的集聚特征明显;但历年Moran’s I值揭示2004年以后老城区文化企业整体集聚程度减弱,且2008年的集聚程度最低。不同年份文化企业的核密度图显示企业分布范围不断外扩,导致整体集聚程度减弱（图4）。但核密度峰值区一直在古城内且峰值逐年提高,表明古城为集聚核心且古城内的企业集聚程度逐年加强。
Table 1 Changes of Moran’s I valu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表1 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Moran’s I值的变化

年份（年） 2000 2004 2008 2012
Moran’s I值 0.81 0.84 0.40 0.65
集聚性 较集聚 较集聚 较集聚 较集聚
每年新增企业分布具有由向古城内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根据地理与交通特点,将老城区划分为古城、古城外内环路以内、内环路以外3个地区。结合分析2000年以来Moran’s I指数与新增文化企业数在上述3个地区分布变化（表2）：2000~2004年间,古城内新增企业占比超过50%且呈上升趋势,古城外2个地区新增企业数量占比不到一半且不断缩小,新增文化企业明显向古城集聚,该时期老城区整体集聚程度得到强化;2004年以后老城区文化企业在3个地区的分布相对均衡些,新增企业落点在古城、内环路以外地区的数量占比有所下降,向古城外内环路以内地带集聚的企业数量占比不断提高;2008~2012年间,文化企业在进一步向古城外内环路以内地带集聚的同时开始向内环路以外地区发展。以2004年为界,越来越多的新增企业选址于古城外,文化企业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明显。
Fig.4 Changes of kernel density of cultural companies in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图4 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分布核密度估计的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proportions of cultural compani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表2 苏州老城区不同地区文化企业数的占比变化

年份（年） 2000 2004 2008 2012
古城内占比（%） 53.73 56.10 53.78 51.67
古城外内环路内占比（%） 38.79 36.77 39.70 40.17
内环路外占比（%） 7.48 7.13 6.52 8.16

3.2 文化产业空间聚集特征

考察文化企业微区位,主要集聚在交通便捷处和文化产业园区。道路沿线及其交叉地带如人民路、景德路、干将路等街道集中了约39.6%的文化企业;13家主要文化产业园吸引了超过40%的文化企业。其中,不同文化产业的空间集散模式不同,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的Moran’s I指数分析的P值大于0.05,在95%置信度的条件下无法拒绝CSR零假设[30];其他9个行业Moran’s I指数分析结果可以拒绝CSR零假设且Moran’s I指数值为正,企业分布呈集聚特点。Moran’s I指数值（表3）指示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网络信息业、咨询服务业的集聚度较高,建筑设计业、艺术业、广告及会展服务业、休闲娱乐服务业的集聚度较低。
微区位空间分析揭示各行业区位特点。咨询服务业需要频繁信息联系,分散布局将产生高昂联系成本,企业通常聚集在通达性最好的城市中心[31],老城区咨询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原沧浪区。网络信息业专业性较强,多集聚在园区。因而上述两个行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艺术业与休闲娱乐服务业要求接近客户和市场信息,所以空间分布均匀、集聚度较低。建筑设计业和广告及会展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也较弱,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有所不同,究其原因,苏州老城区这两行业的业务偏向生产而非创意设计,如建筑设计多为建筑装饰及其工程实施,而绝大部分广告与会展服务企业是创意设计很少的广告印刷制作商,对集聚的需求较弱。
Table 3 Moran's I value of sub-sector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表3 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Moran’s I值

行业 媒体业 艺术业 工业设计业 建筑设计业 网络信息业 咨询服务业 广告及会展服务业 休闲娱乐服务业 文化创意相关产业
Moran's I值 0.84 0.77 0.87 0.84 1.23 1.03 0.74 0.63 1.26

4 地价、文化产业园对企业分布的影响

叠加分析文化企业分布与地价(苏州市老城区地价数据来源于中国地价信息动态发布平台（http://www.landvalue.com.cn/）。其中,各级地价信息如下：一级（61 775元/㎡）;二级（36 845元/㎡）;三级（20 155元/㎡）;四级（12 695元/㎡）;五级（8 580元/㎡）;六级（5 655元/㎡）;七级（3 045元/㎡）;八级（2 220元/㎡）。)、文化产业园分布有3个发现（图5）。第一,文化企业主要分布在三级至五级地价层内,也即20 000~8 500元/㎡的地价范围,这3个圈层的文化企业数共占比76%。其位置或在商贸繁荣的古城,或在城市道路沿线,交通便利是该类地段吸引文化企业的首要因素[19];其次是科研和服务机构密集,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便利的人才培训服务。该类地段周边有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苏州大学等高校以及苏州现代陶瓷艺术馆、苏州碑刻博物馆、苏州演出中心等文化单位和苏州市人事局培训中心、姑苏人才计划服务中心、苏州青年自组织孵化基地等服务机构,文化产业布局与这类文化设施和人才分布密切相关[2]。此外,该地区拥有大量办公楼等空间载体。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ompanies, cultural districts and landrents in old urban district of Suzhou

图5 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园区与地价分布

第二,文化产业园也主要分布在三至五级地价层。作为政府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干预举措,文化产业园建设与老城区“退二进三”的空间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古城原制造企业迁离,留下大量老厂房,政府鼓励将其改造为文化产业园。园区开发商考虑的选址需迎合园区需求方也即文化企业区位要求,但受“退二进三”这类城市空间发展政策引导,文化产业园的选址范围大多由已有老厂房的既定位置决定,开发方则在这范围内决定园区具体区位,因而被选中投资改建的老厂房也多位于交通便利、传统商贸发达、接近市场之处。
第三,文化产业园分布变化推动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文分析表明市场对文化企业和园区分布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其作用在短时间内变化小。由于园区入驻优惠政策对文化企业有很大吸引力,如园区的地租、财税优惠和公共平台服务能降低企业创业和运行成本,园区企业间的协作机会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园区的老厂房、历史建筑有利于激发创意等,文化产业园区的分布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会产生较大影响。文化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在老城区文化企业总数中的占比高达40%,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园区分布变化将会进一步影响文化产业空间格局。从实际情况看,2008~2009年设立的5家文化产业园区主要位于古城内,只有1家位于古城外内环内;此阶段文化企业分布相应地以古城内为主,并开始向古城外内环内地带集聚,扭转2008年以前文化企业从该地带向古城内集聚的趋势。2010~2011年设立的文化产业园区主要位于古城外内环内地区,也带动了文化企业迅速向古城外扩散。

5 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机理分析

产业空间分布是企业主体对可能区位比较择优的结果。经典区位理论侧重经济因素,企业区位选择关注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文化产业化逻辑框架下,经济因素对企业区位影响突出,宏观的经济转型为文化产业兴起提供市场,微观的企业区位选择遵循“成本-效益”权衡。在中国由文化事业走向文化产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中,政府干预对企业区位选择也至关重要。政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影响企业预期收益和成本,进一步影响企业区位选择。

5.1 城市转型与政府响应的宏观背景

5.1.1 城市经济转型
2004年后的苏州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制造业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敲响以出口型加工贸易为特征的“苏州模式”的发展警钟,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转型日益受到关注,产业结构开始退二进三。一方面,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被迁离中心城区,为有更强竞租能力的第三产业腾出发展空间[32]。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延伸,需要创意咨询设计类企业的支撑;文化产业还是新兴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行业重要的内容提供者,经济转型催生了对工业设计、咨询、广告、策划等行业的发展需求。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居民对文化商品和服务具有长期的需求[33]。生产与生活需求两者共同推动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5.1.2 政府主体响应
老城区立足自身区位优势以及与周边区县的竞合关系,将文化产业作为未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制定扶持政策促进文化企业发展。《关于加快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苏州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以及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为文化企业融资难提供更多解决途径,促进文化企业快速衍生。《苏州市姑苏文化产业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试行）》以优厚的人才引进奖励吸引文化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和文化旅游领军人才,带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兴创意设计行业如建筑设计、网络信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的显著增长。
城市建设为文化企业提供多元的空间载体,引导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2004年,平江、沧浪、金阊三大新城建设启动,苏州古城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逐步完善,相继出现一批商务大厦等空间载体,为文化企业在较大空间范围内选址提供更多可能和日后向古城外扩展提供支撑。2009年,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支持老城区利用国有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出租兴办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园区成为税收、财政、土地、人才等诸多优惠政策的落实平台,掀起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热潮。政策优惠降低了文化企业落户园区的运营成本,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企业向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以古城区为主、古城外为辅的文化产业园区分布格局进一步影响了文化企业的空间演化,促使文化企业在古城内强化集聚的同时也带动企业进一步向古城外扩散。

5.2 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机分析

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变动是市场经济机制与政府管制共同作用的结果[34]。企业区位决策需要权衡市场与政府干预下成本与效益的变化[32]。文化产业倾向于布局在能够激发创意的地方。靠近市场、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区成为文化企业选址青睐之地。“我们看重的除了交通等区位优势,还有这里的历史人文气息。我们边上就是耦园、拙政园这些文化遗产……”红蚂蚁控股集团副总裁钱士亮说[35]。博济科技创意园副总经理舒鼎秀表示,一提“平江”,人们就会想到“文化”二字,这是博济堂落户平江的原因之一[36]。此外,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文化产业需要更多的行业协作,尤其是创意类产业需要频繁的日常交流以促进创意的产生,文化产业集聚区成为其区位的另一选择。然而,这些理想区位或者文化产业园区往往位于租金较高的中心城区,若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竞租能力差,较难获得其理想区位。
政府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势：政府对扶持企业的补贴隐形中提高企业运营效益,增强企业的付租能力;同时,租金和税费减免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优惠政策有其附加要求：如重点扶持的创意创新类文化企业才能够得到较多优惠,又如绝大部分优惠政策是依托文化产业园这一载体,只有入驻园区的文化企业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等。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文化企业的选址不仅需要考虑市场规律作用下的区位要求,更需要综合权衡产业扶持政策影响下选址于特定空间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变化。如在沧浪创业孵化中心内,大学生创办企业可享受50%房租补贴,可申请5~10万元小额担保贷款,这些都由财政给予全额贴息。文化产业园区在解决小企业发展资金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的助推作用巨大。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新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涉及很多的无形资产评估问题,大量的资本由于没有合适的风险评估体系不敢投资文化创意产业,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在投融资方面存在不少瓶颈[37]。同时,小型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作室由于早期创业资本有限,更倾向于一些租金相对低廉的场所[19]。因而,政府对文化园区发展的扶持政策符合文化企业区位选择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促进了小型文化企业在园区的集聚[38]。如大森创业文化园,“创业苗圃没有场地租赁费,并且免除了创业者创业最初的一项大开支……我们会和创业者签订协议,苗圃只能使用2 a时间,2 a后创业项目达到一定规模、人数可以到我们这里楼上继续发展。”苏州市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说,“楼上是创业孵化基地,需要收取相应的场地租金,但这里的租金政府给予一半的补贴。”大森创业文化园的创业者表示“我们这里有很多类型的公司……费用比外边低不少”[39]。

6 结论与讨论

市场对空间资源的配置规律在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企业在“成本-效益”权衡驱动下向古城和城市主要道路集聚,且不同行业特性和区位要求使其空间集散模式存在差异。同时,政府干预对企业区位选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推动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主要力量。但政府对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化有重要影响的前提是：扶持政策在较大程度上是建立市场规律基础上,如适时提出的“退二进三”战略以及文化产业园区的投资开发建设等。尽管并非所有文化产业发达的地方都需要政府干预[40],然而“无为而治”的政府行为也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城区复兴背景下,文化企业发展与房地产开发的矛盾尖锐。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小型文化企业势必被房地产发展推动的高租金挤压出中心城区,这也是曼彻斯特北部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而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在政府扶持下,选择理想区位的成本大大降低且提高了隐形效益,政府通过改变企业的成本-效益权衡而达到引导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目的。但政府也不能过度干预文化产业,原因在于当政府决定扶持某一园区或某类行业、某些企业时,存在一个难题,即政府无法知道且确保哪些园区、行业或企业发展前景最佳,因而资助的挑选标准已存在问题,政府干预有可能反而扰乱市场秩序。同时,扶持政策也未必能达到其预期结果。扶持政策往往是针对整个产业而非针对特定行业,因而,即使政府希望扶持特定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特定行业,政策所起作用也相当有限,如在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园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黄斌.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演化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0.

[2]
刘展展. 深圳市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区位要素研究[J].特区经济,2009,(1):39~41.

[3]
Henderson J V.Ways to think about urban concentration: neoclassical urban systems versu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6,19:421-425.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DOI

[4]
Gibson C, Murphy P, Freestone R.Employment and socio-spatial relations in Australia's cultural economy[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02,33(2):173-189.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Australian 'creative' industry activities in light of recent debate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First, census employment data and business location count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primacy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both across states and in Sydney. Second, the specificities of the location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links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y activities and wider urban-regional change are explored in more detail. A set of observations of urban-regional change is us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notion of 'cultural economy' should includ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terial activities of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and the discursive worlds of image makers and place marketers. Urban renewal, housing market pressures and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all mediate Australian experiences of the 'cultural economy'. Such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to key quantitative data on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activity, suggest important policy considerations.

DOI

[5]
Paradis T W.Conceptualizing small towns as urban places: The process of downtown redevelopment in Galena, Illinois[J]. Urban Geography, 2000,21:61-82.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small-tow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CBDs) are transformed into visitor-oriented att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Galena, Illinois, reveals that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process are applicable to metropolis and small town alike. Similar economic "tools," enabling legislation, and other mechanisms are available to essentially all municipalities regardless of size. Further, growth coali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are formed to promote the particular use and exchange values of CBDs throughout the urban hierarchy. What differs between small town and large metropolis, however, is the way in which contemporary CBDs are perceived by the community. While the metropolitan downtown is now largely viewed as a "command center" within a global economy, the small-town CBD is still varyingly perceived as the community's economic and social center. Such contrasting conceptions of downtown hold implications for the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Main Street into a tourist attraction without generating substantial inter-community conflict.

DOI

[6]
Gibson C.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Popular music on the New South Wales Far North Coast[J].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2002,40:336-356.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ergence of popular music as a niche cultural industry, connec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n the New South Wales Far North Coast (also known as the ‘Northern Rivers’ region). The various images of the New South Wales Far North Coast as a ‘lifestyle’ region, ‘alternative’ locale and coastal retreat have attracted a diverse mix of ex–urban professionals, unemployed persons, youth subcultures, backpacker tourists and retirees. Yet, despite population growth, the region continues to suffer unemployment rates among the highest in Australia. Against this backdrop, diverse popular music ‘scenes’ have emerged, constituting an industry with linkages to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ydney, Melbourne and overseas. While the region’s unique cultural mix has been suggested as a key sit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future employment is likely to remain transient, insecure, and governed by industry–wide labour relations. Thi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complexities underpinning contemporary urban–regional change in Australia, and provides cautious assessment of the capacit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o reinvigorate rural economies.

DOI

[7]
Pratt A C.Creative clusters: Towards the governanc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2004,50(112):56-60.Paper re-submitted to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8]
Bagwell S.Creative clusters and city growth[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8,1(1):31-46.Inspired by US management guru Michael Porter (1995) the City Growth Strategy initiative is promoting business clusters as a means of encouraging the regeneration of deprived inner city areas in the UK. This paper draws on an ongoing evaluation of one of the initial pilots for this initiative the City Fringe area of London where six creative clusters are being targeted as a means of stimula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Drawing on baseline research with the jewellery clust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cluster gai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its inner city locatio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ocal area. It thus provides a critique of Porter's theory and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to which creative clusters can act as a tool for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DOI

[9]
Glaeser E L.Review of Richard Florida's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35(5):593-596.Discuss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ative class; Concentration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various U.S. cities and regions;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and regions that attract lots of creative talent; Attitude of creative class people toward outdoor recreation. INSET: The Creativity Index.

DOI

[10]
Collis C, Felton E, Graham P W.Beyond the inner city: Real and imagined places in creative place policy and practice[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0, 26(2):104-112.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become increasingly visible, policymakers worldwide are working to create policy drivers to ensure that certain places become or remain “creative places.” Richard Florida's work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among policymakers, as has Charles Landry's. But as the first wave of creative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wanes, important questions are emerging. It is by now clear that an “ideal creative place” has aris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y and planning literature and that this ideal place is located in inner cit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shift focus away from the inner city to where most Australians live: the outer suburbs. They report 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into the practices of outer-suburban creative industries workers in Redcliffe, Australia, arguing that the accepted geography of creative places requires some recalibration once the material and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creative plac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DOI

[11]
Hutton T A.Spatiality, built form,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inner c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38(10):1819-1841.Theoretical treatments of new industry formation within the inner city emphasise the significa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representational (semiotic)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The author contributes to a larger understanding of generative processe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urban core by demonstrating through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critical roles played by ‘material’ (or physical) space and form. First, Soja’s idea of the ‘industry-shaping power of spatiality’ in the new economic spaces of the post-Fordist metropolis is interpreted as the boundedness of inner-city space, the intimacy of urban landscapes, and the integrity of urban form. Second, the cogency of Helbrecht’s injunction regard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abstractive and ‘concrete’ dimensions of urban space in knowledge-based industry clusters is demonstrated by case-study references situated in London, Vancouver, and Singapore. Third, the author draws on Markus’s incisive analysis of principal building types (and ‘durable taxonomies’ of building function and social meaning) to link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industrialisation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comingling of production,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The nexus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lies in the artic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dustrial landscapes comprised of physical space and form as well as symbolic constructs.

DOI

[12]
周尚意,姜苗苗,吴莉萍.北京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27~133.文化产业空间分布是从空间的角度发现、解释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属于文化地理学和经济地 理学的研究范畴。根据最新一期的北京基本单位调查数据，利用罗伦兹曲线、集中化程度指数、文化企业年产值的等值线图来刻画北京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现有空间 分布状况。经过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其一，北京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明显，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其二，文化产业内各行业的集聚中心各不相同；其三，文化 企业更多地分布在城区北部。尝试对形成上述分布特征的原因作出解释，并利用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对现实进行了分析。

DOI

[13]
薛东前,刘虹,马蓓蓓.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J].地理科学,2011,31(7):775~760.研究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有 利于了解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引导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通过空间点模式分析,利用L函数得出西安市十个区域文化产业的集中指 数,结合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将研究区域分为:核心区、潜力发展区和分散区。通过地理集中度分析和核密度图,得出结论:①现阶段西安市文化产业的空间分 布整体上是南密北疏的格局,并呈现以内城为中心的集中态势,集中模式以自下而上型为主,各区域的集中呈现不平衡状态;②影响各区域产业分布的因素包括:资 源禀赋,区域职能,相关及支持性机构,政府政策;③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④西安市文化产业分布具有动态变化性特征。

[14]
王莉萍,董治宝.兰州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J].陕西农业科学,2012,(3):174~179.以兰州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邻近指数得出兰州城区文化产业的聚集指数，通过地理集中的指数和核密度图来显示兰州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现有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现阶段兰州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绝大多数企业集聚在城关区西部；各文化行业的集聚中心不同；兰州市文化产业今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DOI

[15]
申海元. 西安文化产业及产业集群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16]
张毛毛. 西安市广告产业的时空格局与演化机理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17]
刘春霞. 产业地理集中度测度方法研究[J].经济地理,2006,26(5):742~747.产业空间集聚研究对于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其研究依赖于对产业地理分布状况的准确测度.产业空间分布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因此发展了多种产业地理集中测度方法.传统的 Herfindahl指数、区位Gini系数是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最为常用的方法.近年来新发展的E-G指数、M-S指数、L函数、D函数、M函数是对 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和提高,极大促进了产业地理集中研究的发展.上述方法可以分成两类:单一地理尺度方法和基于距离的多空间尺度方法.不同的方法各有成功 和不足之处.文章对已有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一些见解,以促进对这些方法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DOI

[18]
雷宏振,邵鹏,潘龙梅.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J].经济经纬,2012,(1):42~46.

[19]
段志勇. 西安市文化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时空演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20]
马荣华,顾朝林,蒲英霞,等.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J].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11~1022.lt;p>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p>

DOI

[21]
张松林,张昆.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和G系数对比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6(4):93~97.研究了最常用的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全局Moran指数和全局G系数,基于模拟的空间区域,设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空间聚集方案进行计算,比较了两种指标的探测结果。得出的初步结论是：G系数探测高值聚集的能力强于低值聚集;当研究范围内同时存在高值和低值聚集时,G系数会受聚集区域规模的影响,当高值聚集区域和低值聚集区域规模相当时,G系数往往为正数,表明G系数对高值敏感;Moran指数主要受聚集区域规模的影响,随着空间聚集范围的扩展,Moran指数会明显增大。这些结论对于探测空间自相关模式时选择何种全局指标有指导意义。

DOI

[22]
肖琛,陈雯,袁丰,等.大城市内部连锁超市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区位选择——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3):465~475.连锁超市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内部零售商业的主要业态.针对目前研究 中对城市内部尺度连锁超市空间布局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包括点模式分析、空间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结果发现: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总体分布呈中心到外围递减的倒“U”型集聚特征；不同类型苏果超市 的分布特征不同,华润卖场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社区店、便利店的分布相对集聚；空间分布热点呈蔓延扩散与等级扩散混合模式.运用Binary Logistic二分逻辑回归对影响超市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情况、消费者规模、交通通达性、居民购买力、城乡差别、公司战略等 多种因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DOI

[23]
Pratt A C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ublic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 11(1):31-44.This article re-imagines the spac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ir governance.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questions of definition are reviewed. In the second part, cultural policies (and by default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cies) are examined in order to disclose the key concepts of culture that they are based upon. The final section, on governance, develops an argument that seeks to open up a space where the hybrid natur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n be addressed by policy.

DOI

[24]
李波,王谦,王寿阳,等.中外文化产业分类体系比较研究[J].管理评论,2010,22(3):12~18.近年来,文化产业作为朝气蓬勃的新兴产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 视.文化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其称谓也不尽相同.尤其是近几年"创意产业"一词的出现给文化产业在统计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媒 体宣传上也不断地出现了语言逻辑前后矛盾的现象.因此,理清文化产业不同称谓之间的区别,弄清各自归属的产业边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国 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分类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比中外文化产业行业范畴以及分类标准的异同,找出不同界定及分类下文化产业内涵以及外延的区别与联系. 另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指出了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分类结构优化的一些建议,以使其分类体系更明晰、更规范、更科学.

[25]
姚永玲. 关于创意产业的几个问题[J].城市问题,2012, (5):34~38.创意产业正在全球蓬勃兴起。但是,由于忽视了城市本身条件对创意产业的影响及局限性,目前的创意产业似有泛滥倾向。鉴于此,尝试从城市区域功能与创意产业发展关系的角度研究城市发展进程、城市转型机遇、城市创意资源禀赋和创意产品的市场条件对创意产业结构的作用,探讨不同区域功能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理清创意产业与创意城市的区域功能关系,为创意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6]
朱华晟. 国外创意产业研究动态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8,(10): 15~19.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源自英国,随后受到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国外创意产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产业特征、组织结构、地理区位、城市发展环境以及创意人群等六大主题。对于我国来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意产业体系,加强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城市的实证分析、以及全球创意产业价值等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DOI

[27]
张祖林. 基于波特集群理论的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路径探析[J].上海管理科学,2008, (1): 69~74.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成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实现.但拥有了创 意产业园区,并不等于拥有了创意产业.本文根据波特的集群竞争优势理论,通过对国内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状况分析,构建出我国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以有 效提升创意产业竞争力,对我国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OI

[28]
蒋楠,王建国.创意产业与产业遗产改造再利用的结合——以南京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2,(1):64~71.文章首先对创意产业及产业遗产改造再利用等概念进行了解读,继而通过实证及相关数据阐述了创意产业与产业遗产改造再利用二者结合的现状与特征,并分析了其结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等内在成因。其后又以南京为例,介绍了该地区利用产业遗产改造发展创意产业的现状概况,研究分析了其空间布局特征,归纳整理出其功能模式类型,并概括总结出其发展趋向。最后,在现状调研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利用产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时应注重规划引领,重视遗产保护,实现整体改善。

DOI

[29]
彭澎.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意基地型园区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09,(2):44~49.中关村科技园区以德胜园、雍和 园、石景山园为代表,规划建设创意基地型园区,这对北京市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创意产业分工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创意基地型园区的基 本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意基地型园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促进其发展的对策。本文认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意基地型园区的发 展应侧重于四个方面:为园区提供"新生"的产业发展空间、供给适应创意产业发展需要的特殊基础结构、构造创意产业集群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注重园区之间错 位发展。

[30]
陈彦光. 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发展和方法改进[J].地理研究,2009,28(6):1449~1463.lt;p>本文旨在发展基于Moran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理论和方法。首先,利用线性代数知识对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过程的数学表示进行规范化整理;其次,基于变换中的不变性思想给出Moran指数的理论解释;第三,对空间权重矩阵的数理性质、建设方法和应用范围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并发展了Moran指数的三种计算方法&mdash;&mdash;三步求值法、矩阵标度法和回归分析法,将空间权重矩阵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mdash;&mdash;局域关联型、准局域关联型、准长程关联型和长程关联型。以河南省鹤壁市乡镇体系为实证对象,以本文改进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提供了一个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简明案例。</p>

DOI

[31]
邵晖. 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聚集特征[J].地理学报,2008,63(12):1289~1298.lt;p>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强烈的向中心商务区聚集的特征， 同时 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 也具有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经济计量模 型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的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三大类生产者服务 业在城市中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的空间分布和聚集情况， 发现北京市的生产者服务 业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 而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明显， 并且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 服务业三类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特征有所差别。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区位选择是由市场 规律、政府规划、城市特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发现， 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分布主要由经济活动的联系特征、生产要素特征和区位条件三个要素所决定。</p>

DOI

[32]
袁丰,魏也华,陈雯,等.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J].地理科学,2012,32(4):401~408.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33]
戴维·思罗斯比. 经济学与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5~145.

[34]
宁越敏. 上海市区生产服务业及办公楼区位研究[J].城市规划,2000,(8):9~12.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为例，分析转型时期城市生产服务业和办公楼区位的分布特点，及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DOI

[35]
张晓亮.13个创意园扎堆平江[N/OL].苏州日报,2011-10-14(1). .

[36]
张晓亮. 苏州平江:走在创意经济大道上[N/OL].江苏经济报,2009-8-31(1). .

[37]
潘玉香,海洋.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研究[J].天津经济,2012, (9):69~71.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涉及很多的无形资产评估问题，因此大量的资本由于没有合适的风险评估体系不敢贸然投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在投融资方面存在不少瓶颈。本文从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现状入手，结合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方式，并对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DOI

[38]
袁海,曹培慎.中国文化产业区域集聚的空间计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0): 77~80.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对中国文化产业区域集聚影响进行了实证分 析。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文化产业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相关性,邻接地区间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2）沿海区位与文化资源禀赋能 部分解释中国文化产业区域集聚,在控制新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下,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再显著;（3）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数量、 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化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4）政府的财政支持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39]
赵祥昆,李小彤.“苗圃”育苗创业筑梦——江苏苏州市大森创业文化园一瞥[N/OL].中国就业网, 2013-06-26. .

[40]
Brown A,O’Connor J,Coben S. Local music policies within a global music industry: cultural quarters in Manchester and Sheffield[J]. Geoforum,2000,31(4):437-451.Whilst situating itself within these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local and global music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two northern English cities and their attempts to promote culture, and music, within each cities `cultural quarter': Sheffield's Cultural Industries Quarter and Manchester's Northern Quarter.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and appropriateness of local authority policy intervention, the importance of `soft' networks within local music scenes and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authorities in each example have tried to overcome dichotomies of art and industry, cultural and economy.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