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城镇化: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

  • 罗小龙 , 1 ,
  • 曹姝君 2 ,
  • 顾宗倪 1
展开
  • 1.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大学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 2.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9

罗小龙(1977-),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9-02-10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4-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8-18

基金资助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D110080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The Returning-migrant-induced Urbanization: The New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Middle China

  • Luo Xiaolong , 1 ,
  • Cao Shujun 2 ,
  • Gu Zongni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Urban-Rur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 2. Nanjing Urban Planning &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210029, 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2-1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4-28

  Online published: 2020-08-18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2018YFD1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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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流动人口流向变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兼与沿海地区对比分析,提出中部地区城镇化正在开启新路径,即回流城镇化。研究总结了回流城镇化的新特点,包括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城乡之间出现了摆动的“两栖”人口,地级市中心城区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回流城镇化主要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亲情社会网络、回流创业内生动力的发展等驱动。最后,论文在理论层面总结了回流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路径研究的启示。

本文引用格式

罗小龙 , 曹姝君 , 顾宗倪 . 回流城镇化: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J]. 地理科学, 2020 , 40(5) : 685 -690 .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5.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population spatial diffusion and its variation in migr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 new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area of China is emerging, namely returning-migrant-induced urbanization (RMIU). Through conducting an intens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 lot of interviews in several cities in Middle China, as well as comparing with urbanization pathways in the coastal China, we conclude 3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MIU. First, the county-level central c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attractive places for hosting returning migrants, where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a large share of returning migrants. This is due to abundant job opportunities, good public service, better education resources, good living condition and lower living expenses. Unlike their elder generation returning from coastal areas who become peasants again, the new returning generation is still working in non-agricultural fields, both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ertiary sector. Second, many “pendular populations” are existing in coun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which means people working in cities, but living in countryside. Therefore, this is a centripetal urbanization featured as the strong county proper, which is much different from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oastal China, such as exo-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peri-urbanization, in situ urbanization. Third, the prefectural cities are also an important option for returning migrants for living and work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people with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 RMIU is a new phenomenon recently occurring in middle China,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urbanization pathways in eastern China. Regarding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process of RMIU, the shif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to middle China is a main contributor, which creating a lot of job opportunities for returning people. With such shift, many floating persons who once worked in coastal cities are returning their hometown or nearby cities for living and working. The kinship social network facilities such trend of migrant return, as they must solve their problems of kids’ education and the eldly care. So, economic factors are not the very important force underlying the current wave of returning migrants. In addition, some of them start up business in their hometowns, with market experiences and skills getting from the coastal China. This induc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Middle China. Finally, some policy implementations are highlighted, inclu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policy and urban transition.

改革开放40 a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相伴而生的城镇化也大规模和高速度推进,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在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被视作城镇化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和核心载体[1]。在中国跨区域人口流动中,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而中西部地区以人口流出为主[1]。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成为城镇化的动力,推动了中国沿海城市群的形成[2]。应当指出,人口流动是双向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多次与沿海地区经济景气(例如经济危机)相关的“被动回流”[3],但近年来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主动回流正在成为一股潜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4,5]。新出现的人口回流被称作“主动回流”[3],这些人口的回流受自身条件、非农就业机会和农村区位等因素影响[4],并为小城镇发展注入活力[5]。殷江滨系统总结了劳动力回流的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认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并不是简单因为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是回流人口有着更强的、可以影响其就业能力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4]。刘云刚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2种回流类型——购房回流和创业回流,并认为这是回流过程的2个阶段[3]。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至少在中国中部地区未来人口回流将进一步加剧。
人口回流是中国城镇化中出现的新现象,现有研究敏锐地抓住人口流动的新动态,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对于“回流人口到底流向乡村还是中小城市?”“回流人口是如何影响城镇化的?”“回流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2010年以来,外出务工人员向出发地的回流也已显现,其中以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本研究通过对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南、安徽等省的多个市县深入调研,深刻剖析中国正在发生的“回流城镇化”新现象,期望以此丰富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上对中国的城镇化政策创新提供一定启示。

1 中部地区人口回流:流动人口与流向新变化

根据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流动人口总规模在此10 a间从7 900.8万激增至17 056.1万人,增长了2.16倍[1]。在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中,中西部地区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沿海地区则成为流动人口的接纳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山东半岛、福建沿海和辽宁中南部城市群也因此快速发展和崛起。而流出地主要为四川、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中西部省份[5]
2010年以后,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势——全国流动人口增量放缓、总量下降趋势明显。2010-2014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量从2000-2010年的约1 100万人下降到约500万人;2015年,流动人口增量出现负增长,流动人口总量从2014年的2.53亿人下降为2.47亿人,这是自1982年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6]。东部人口流入地区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净流入人口规模下降。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重庆、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人口流出省市,人口净流出减少,人口回流态势明显;江西、河南、广西等省市虽然人口净流出量仍在增加,但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人口回流趋势渐显。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出现的人口回流新态势,无论是人口净流出规模下降地区,还是人口净流出速度放缓的地区,都正在发生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对城镇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回流城镇化:城镇化载体呈现新特点

流动人口以外出务工农民为主体,当外出务工人员丧失劳动力,其将变为“被动回流”人口返回原籍,也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农民工”。这部分回流人口返乡后,大都回归农村,重操农业,因此这一人群不是本研究考察的重点。本研究主要关注主动回流、且回流后继续从事非农产业的群体。2008年以来,受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安徽等省均出现了大规模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的现象。例如,根据江西省人社厅的统计,2008年以来连续6 a江西外出务工人员出现回流趋势,仅2015年就有110余万返乡人员留在省内就业创业[7];2008-2016年,河南省返乡外出务工人员559.31万人[8]。大规模的人口回流,给中部地区的城镇发展带来新动力,中部地区城镇化也因此出现新趋势。
2015年以来,笔者对中部地区的江西上饶、吉安,湖南岳阳、湘潭,安徽芜湖等中部城市的30多个县(市)区进行调研,发现回流人口正在深刻的影响着当地的城镇发展。调研方法主要有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的形式,总体把握人口回流情况,累计访谈人数200人以上,受访者包括政府官员、回流人员、规划师、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家、企业员工、农民等。问卷调查主要在江西吉安市开展,2016年12月和2017年5月分别对吉安市的回流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和随机调查结合的问卷发放,样本主要来自工业园区、镇区工作和农村的回流人口,总计发放了250份问卷,成功回收有效样本242份,问卷有效率为96.8%。调查内容包括回乡前的工作情况、返乡后的工作情况、回乡意愿和感受、个人信息4个方面,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数据,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有利于深入揭示回流城镇化的特点和驱动力。

2.1 县级中心城市: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

相关研究表明,中部地区县级中心城市是回流人口的主要集聚空间[6],本研究针对江西省吉安市的回流人口调研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结论。在江西省吉安市205份从事非农就业的回流人口调查样本中,在县城工作的占比62.2%。回流人口主要集聚在县城的工业园区工作,职业类型以企业行政或管理人员、工厂一般操作工或技术工为主,同时存在少部分从事服务业和创业的人员,其回流前后的职业类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呈现出明显的去体力化特征,从事一般操作工、建筑工等初级体力劳动的减少,从事技术工、企业职员、服务业工作和创业的增多(图1)。由此可见,新一代返乡务工人员并非像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一样,因丧失劳动力而被动回流,他们回流不仅从事非农产业,而且从业类型上也呈现高端化趋势。
图1 江西吉安市回流人口回乡前后的职业类型

创业包括开设加工作坊、工厂、公司、网店等

Fig.1 The type of occup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returning-migrant in Ji'an of Jiangxi

在回流人口的空间选择上,县级中心城市正在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吉安为例,15.7%的回流人口居住在县城,居住有购置房屋、企业宿舍和租房等多种形式。通过对回流人口定居意愿和购房意愿的分析,发现吉安市回流人口分别有35.2%和49.7%有在县城定居和购房的意愿,如果考虑到工业园区的居住和购房意愿,在县级中心城市定居和购房意愿的比重更大(图2)。因此,出现了吉安下辖的新干、永丰等多个人口集聚能力强的县城平均房价甚至超过吉安中心城区的现象。这主要归因于县城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公共服务、教育资源、居住环境各方面均比乡镇的条件优越,与中心城区相比又具有靠近原户籍地农村的先天地缘优势。
图2 江西吉安市回流人口定居意愿和购房意愿

Fig.2 The settlement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returning-migrant in Ji'an of Jiangxi

2.2 城乡摆动的“两栖”人口

对比回流人口的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可以发现,回流人口中存在大量在城乡之间摆动的“两栖”人口。以吉安为例,回流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占47.2%;居住在县城的(包括工业园区和县城)占45.1%;居住在县镇集镇的仅占3.8%。与就业空间对比,职住分离现象明显,近半数的受调查者选择在农村居住,在就近的县城、中心城区和乡镇工作。应当指出,城乡间摆动的“双栖”人口也是中部地区回流城镇化的突出特征。目前,在本研究调研的江西上饶、赣州及湖南岳阳等其他地区均出现了类似情况,甚至一些县(县级市)为此专门开通接送工人上下班的城乡公交。应当指出,回流城镇化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新模式,具有向心集聚的城镇化特征,它完全不同于长三角自下而上的城镇化[9],珠三角外资导向的城镇化[10]和福建的就地城镇化[11]。回流城镇化反应了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即集中力量建设集中工业区,而非大规模建立镇村工业园,从而避免了走经济发达沿海地区当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城乡混杂的城镇化道路。

2.3 地级市中心城区: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

虽然县级中心城市是回流人口首选的城镇化载体,但是地市级中心城区作为传统较高等级的城镇体系节点和中部地区早期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对回流人口依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在本研究对吉安市的205份从事非农就业的回流人口样本中,在中心城区和乡镇工作的分别占比26.6%和11.2%,中心城区是仅次于县级中心城市的第二就业选择。中心城区的工业园不仅能提供大量的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其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县城更加繁荣,同时也能吸引大量的回流人口就业。在未来城镇化意愿上,中心城区是仅次于县城的第二选择,选择在中心城区定居、买房的比例分别为17.6%和25.5%,占比也仅次于县城。从代际回流人口在地级市中心城区购房意愿来看,第一代回流人口购房意愿占17.6%,而第二代回流人口的购房意愿为27.5%,高出近1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未来地级市中心城区或许成为城镇化集聚的新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研究在调研中发现中部地区已经出现受教育水平高和具有技能人口的回流,但是大部分回流人口依然以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和缺乏技能的人口为主。因此,本研究除对回流乡村人口的调研外,主要聚焦于回流到第二产业的人口。因为回流到第三产业人口的样本难获取,所以没有进行深入调研。如果考虑回流到第三产业的人口,其对城镇化发展也将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3 回流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中,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经济发展[12,13,14],新近制度变革也被视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15,16]。在中部地区回流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也是其主要动力,但亲情社会网络和内生增长动力培育也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3.1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地价的上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加工制造业出现倒闭或搬迁潮,其中尤以珠三角为甚。相当部分的外迁企业搬迁至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份。这些迁入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产业升级和转移的加速,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并成为创新中心。早期香港——珠三角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目前正在发生深刻转型;“珠三角——中部地区”的新“前店后厂”模式雏形正在显现。根据全国县域单元企业信息动态监测平台数据,吉安市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和闽三角的企业转移分别为103、54和17家。根据本研究对吉安地区11个工业园共28家企业的调研,64.3%的企业从珠三角地区迁入,25%的企业从长三角地区迁入,7.1%的企业从闽三角和台湾迁入,与平台监测数据比例大体一致。这些迁入企业主要是珠三角企业的生产部门,而销售和研发部门均留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迁出地。此外,调研中也发现在一些乡镇出现了劳动密集型、家庭作坊式的小微工厂,主要承接珠三角工厂的代工,类似于珠三角早期两头在外的生产销售模式。由此可见,沿海产业的转型发展和产业转移为回流城镇化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引发地域生产关系的重组——珠三角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正在转变为“珠三角——中部地区”“长三角——中部地区”新的前店后厂模式。

3.2 亲情社会网络是人口回流的主要动力

劳动力回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人口回流的主要驱动力有经济动因、社会动因和地方环境[4]。改革开放初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巨大的收入差距对流动人口形成拉力,使中西部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向沿海发达地区。近5 a来,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减小,例如,2012-2015年,吉安县工业园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从1 800元增加到2 800元,只略低于沿海地区[17],加之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因此经济发展差距对人口外流的驱动性减弱。与此同时,亲情社会网络对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力开始凸显。本研究通过对湖南、江西和安徽等地的调研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在年龄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阶段时,就会出现回流,回流的主因是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家人团聚等。此外,由于县域中心城区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回流务工人员为了让学龄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有经济能力的大都选择在城镇定居。带眷进城进一步放大了回流人口对城镇化的作用效应。

3.3 培育内生增长的回流城镇化动力

由于在外地务工时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在本地拥有的良好社会网络,一定比例的回流人口会从务工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18]。根据本研究在中部地区多个省份的调研,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在掌握一定技术或者市场信息后,会回乡开办企业或者电商,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17年底,河南已累计吸引98.86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累计达590.61万人,其中仅2017年就新增返乡创业人员22.65万人,新增带动就业251.08万人[19],形成了创业回流和就业回流的良好互动[2]。2016年以来,政府也关注到返乡创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中部各省纷纷出台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文件,在财政、税费、金融、土地、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也纷纷建成运营,成为回流城镇化的载体。虽然现在全面评估返乡创业对城镇化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是当前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可以预见返乡创业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强劲动力,成为回流城镇化的突出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和转型轨迹,中西部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为沿海城市群的发展注入活力,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城市区域(城市群)城镇化模式。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的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由回流人口引发城镇化的独特现象,即回流城镇化。
回流城镇化完全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厦漳泉三角洲等早期的地域城镇化模式,在城镇化载体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首先,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县级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向心性较强,成为中部地区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地区。其次,城乡之间出现了摆动的“两栖”人口,即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职住分离现象。这种就地城镇化不同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地城镇化,是集中建工业园空间政策的结果,避免了走城乡混杂的城镇化路径。第三,地级市中心城区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并在未来可能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回流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就经济而言,回流城镇化的发展得益于沿海地区产业向中部地区的转移,从而在本地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亲情社会网络是人口回流的主要动力,回流以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家人团聚等为目的。但是回流空间并非回到乡村地区,而是倾向于就近在县域中心城市实现向城市人的转变。在政府层面,创业回流因其带动力强,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将其培育成为内生增长的动力,未来创业回流将为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回流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且已经初步显现出对城镇化空间和动力变迁的影响力,对于实现城镇化协调均衡发展意义重大。以此为起点,城镇化的发展将步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长久地吸引并留住回流人口,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顺势而为引导乡村振兴,以创新应对新一轮城镇化动力转型,需要不断地跟踪总结,以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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