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 张旭 , 1 ,
  • 陈彤 1 ,
  • 戴俊骋 , 2
展开
  • 1.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 2.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戴俊骋。E-mail:

张旭(1986-),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1-04-14

  修回日期: 2021-06-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6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YJC760013)

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TC039)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Developmental Path and Geographic Patterns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 Zhang Xu , 1 ,
  • Chen Tong 1 ,
  • Dai Juncheng , 2
Expand
  •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4-14

  Revised date: 2021-06-15

  Online published: 2022-02-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9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01163)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und(20YJC760013)

Beijing Social Science Fund(19YTC03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摘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本文引用格式

张旭 , 陈彤 , 戴俊骋 .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J]. 地理科学, 2022 , 42(2) : 264 -273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2.008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s mainly focused on industrial sectors that produce tangible products, such as manufacturi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first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network of a typical cultural industry: the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China. Through collecting data of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entertainment celebrities included in the 2012 and 2017 ‘Forbes China Celebrity Lis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using the method of geospatial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has gone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product introduction’ ‘product export’, and ‘outbound investmen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It exhibit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domestic-demand-driven globalization. 2) The production network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has formed an obviou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on network of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is more dynamic than that of typ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3)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value activities of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shows remarkable diversities, which reflect the patterns of strategic coupling between the demand of each value segment and the specific platforms, resources, or market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4) The overseas activities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tend to agglomerate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demonstrating the dominance of advanced economie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marke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geo-cultural proximity effec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It also extend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y.

娱乐传媒产业是指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向大众消费者提供包含娱乐内容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活动。在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联系日益深入的推动下,娱乐传媒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逐步呈现出全球化趋势[1],形成了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2]与全球创意生产网络[3]。作为世界第二大娱乐传媒市场[1],中国娱乐传媒产业近些年开始加速融入全球市场,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加快与国际同类行业的合作与交流[4,5]。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开拓海外文化市场,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在此背景下,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揭示不同价值活动嵌入全球娱乐传媒生产网络的方式,对于提升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战略意义。
国外学术界对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地理学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娱乐传媒活动的全球分布特征与集聚态势,相比于制造业活动,娱乐传媒产业表现出更强的集聚效应,倾向于集中分布在少数全球城市[6,7]及专业化产业基地[8]。②娱乐传媒活动的跨国流动现象,随着产业组织灵活性的日益提高,许多核心国家的娱乐传媒企业开始将部分技术含量较低、常规化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9,10],从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围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11,12]。③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驱动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技术进步、生产组织方式重构、国内竞争加剧以及鼓励贸易投资的政策环境等[9]。在研究视角上,国外学者对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以及日韩等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期出现的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现象及影响尚未受到广泛关注。而国内学者对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国际贸易、传播学等学科,其研究焦点集中在娱乐传媒产品对外贸易以及文化传播政策等方面[5,13,14]。地理学领域对娱乐传媒产业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国家尺度,主要对影视行业在城市和区域的集聚特征及合作网络进行探索性分析[15~18]。相比之下,受到数据获取等因素的限制,针对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地理学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拟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19],对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地理特征进行探索。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之一,娱乐传媒产业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可以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视角:①由于娱乐传媒产业的主要产品是无形的服务,其生产活动构成并不一定简单地遵循“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价值捕获”的一般流程,而是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3],这就对娱乐传媒产业价值活动的分析提出了包括数据方法层面的新挑战。②相比于制造业产品,娱乐传媒产品蕴含了更多的美学和符号价值,其生产过程往往与特定地域的自然、历史或文化资源存在更强的关联[10],加之娱乐传媒产品的市场需求往往具有较高的地域性和不确定性,其生产网络与不同区域的战略耦合方式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③由于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娱乐传媒产业在许多国家都是属于政府严格监管的部门,其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因此可以进一步揭示政策及制度因素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作用。④在娱乐传媒产业中,个体从业者,尤其是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明星从业者,往往是价值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最有价值的行业“资产”[20],在价值创造、增强和捕获等各个环节均离不开明星从业者的深度参与[21];同时,由于明星艺人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少数成功者往往能够占据大量的行业资源,形成一种典型的“赢者通吃”型市场结构。因此,顶级明星从业者的主要日常活动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娱乐传媒产业的价值构成和地理特征,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切入点。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明星从业者的行动轨迹这一独特视角来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地理特征: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②利用2012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 https://www.forbeschina.com/lists)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不同价值活动的地理格局及全球化特征;③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旨在揭示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和独特性,同时通过对娱乐传媒产业这一代表性文化创意产业案例分析拓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维度。

1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传媒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策宣传而非提供面向大众的消费产品,因此与国外文化传媒产业领域的交流十分有限。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开始逐渐与国外接触,早期主要以产品引进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开始对外输出,与全球产业链的联系日益加强[22]。一些优秀的电视剧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热播,而部分优秀电影也开始在国际著名电影节崭露头角。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由1992年的18.8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114.5亿美元,27 a间增长近60倍(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谈2019年我国文化贸易情况”,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3/20200302945819.shtml)。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拓展国际业务。根据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16年中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达39.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3 %,表现出十分迅猛的增长态势(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703/20170302530610.shtml)。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可以总结为3种主要模式:①全球贸易模式,依托国际传播发行渠道引进或输出文化传媒产品,双向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②全球化制作模式,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资源打造具有独立版权的文化产品;③对外文化投资模式,通过直接投资或者海外并购实现全球化运营,3种模式全球化的嵌入程度依次递增。前期中国娱乐传媒产业融入全球化的方式以文化版权进口为主,近些年随着国内文化市场的开放和文化企业制作实力的增强,开始出现文化版权的对外输出,并加强与国外市场主体的深度合作,从而逐步带动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分类

本文采用的主要数据为2012年和2017年中国《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 https://www.forbeschina.com/lists)中娱乐明星的行动轨迹数据。其中,2012年数据来源为各明星的“官方网站”“官方BBS”“百度贴吧”“后援团”中公开发布的行程安排,剔除榜单中的4位体育明星及5位数据缺失的明星,共收集到91位明星在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4171条行动轨迹信息(包括姓名、活动、时间、地点)。2017年数据来源为国内一款较为知名的明星服务类社交媒体平台“喂饭”( http://www.wefans.com/),该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各类明星的行程信息汇总。剔除1位体育明星后,共收集到99位明星在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间的5666条行动轨迹信息。仅有43位明星重复出现在2个年份的样本数据中,显示出娱乐传媒产业快速迭代的特点。所有数据均为面向公众发布的公开数据,避免涉及隐私问题。
根据明星活动的具体内容,本文进一步将全部活动划分为10种类型,并将每一类活动对应于娱乐传媒产业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以对不同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比较研究(表1)。如上文所述,由于独特的产品属性,娱乐传媒产业的部分活动类型可能同时包含多个价值环节。因此,本研究在对从业者活动进行划分时充分考虑娱乐传媒产业的这一特殊性,将部分活动对应的价值环节区分为核心价值环节和相关价值环节。
表1 明星活动价值类型划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elebrities’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type of value segment

活动类型 包含内容 价值环节 数量占比/%
创造 增值 捕获 2012年 2017年
  注:**表示此价值环节是该类活动的核心内容;*表示该类活动涉及此价值环节,但是并非核心内容;-表示该类活动较少涉及此价值
环节。
影视拍摄 电影、电视剧、MV等的拍摄 ** - - 6.1 8.6
综艺节目录制 各类综艺节目及晚会录制 ** * - 12.0 27.9
排练演出 演唱会、音乐会、歌迷会等的排练演出 ** * ** 17.3 8.0
作品宣传 作品首映礼、发布会、签售会等 - ** - 16.2 15.0
商业活动 广告代言、商业庆典、商品宣传等 - - ** 16.7 17.0
娱乐庆典 电影节、时装周、颁奖典礼等 * ** * 14.9 11.5
媒体宣传 杂志拍摄、媒体采访、记者会等 - ** - 5.9 2.6
艺术及公益活动 艺术展、慈善活动、公益活动等 - ** - 6.7 3.9
网络互动 网络直播、网络采访、网游互动等 - ** - 0.5 4.7
私人活动 婚礼、生日、葬礼等 - ** - 3.7 0.7

2.2 研究方法

1) 地理区位分析。以城市和国家为单元,对到访明星的活动频次进行分类统计,并借助ArcGIS软件开展制图分析,以揭示不同国家和城市对各类价值活动吸引力的差异。
2) 城市网络分析。以明星为代表的创意人才流动为不同地域之间的信息、知识和创意传播搭建了重要的渠道,并构成了区域间合作交流的基础。因此,如果一个明星到访不同的城市,可以认为这些城市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联系;而相同明星在两座城市反复出现的频率越高,则表明这2座城市之间在娱乐传媒产业领域的联系越密切[11]。本研究将明星在城市出现的频数作为权重,计算城市间的网络联系:
$ C\left(a,b\right)=\sum _{i=1}^{i=m}{V}_{i}a\times {V}_{i}b $
式中,C(a,b)为城市a和城市b间的联系强度;Via、Vib为分别第i个明星在城市a、b出现的频数权重; $ m $ 为同时在城市a和城市b出现的明星个数。由于明星到访不同城市的频次差别很大,为了减少个别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以2012年数据为基础,采用自然断裂法对ViaVib进行等级化处理,将其权重值设置为1、2、3、4、5共5个等级,分别对应1~4、5~12、13~26、27~47、48及以上5个频数区间。

3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地理特征

3.1 娱乐传媒活动地理分布特征

1) 总体分布呈现出数量集中、范围扩散的特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明星从业者活动的地理分布同时表现出扩散和集聚的特征。从分布范围来看,2012年91位明星共到访过全球33个国家的229座城市(①部分明星活动只能确定分布国家,而无法确定具体城市。),其中国内城市149座,国外城市80座;2017年明星活动范围则涉及34个国家的183座城市,包括123座国内城市和60座国外城市,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已经初步呈现出向外扩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和2017年明星到访的城市中,分别有59 %和42 %的城市到访次数在3人次以下,并且仅有45 %的城市在2个年份同时有明星到访,表明大量城市的明星活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体现出娱乐传媒产业市场环境多变、不确定性较高的特点。由于娱乐传媒产业的这一特点,大量中小城市与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仅存在较弱的耦合关系和空间粘性[23]
从明星到访频次看,不同国家和城市对娱乐传媒产业的吸引力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国内,北京以超过30 %的占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体现出其全国媒体中心的重要地位[24]。其他明星活动较为集中地区主要包括4类城市:①部分省会城市,如长沙、杭州、成都、广州; ②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如上海、深圳、苏州; ③娱乐传媒产业先于中国内地(大陆)发展的中国港澳台城市;④具有知名影视拍摄基地的城市,如金华(横店影视城)。总体而言,排名前15位的城市在2012年和2017年均集中超过80 %的明星活动,反映出娱乐传媒产业非常明显的集聚特征(图1)。
图1 明星活动在中国城市分布情况

审图号:GS(2020)4619号(自然资源部监制),底图无修改

Fig. 1 Distribution of celebrities’ activities across cities in China

2) 中国内地(大陆)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影响力变化对比明显。对比2012年和2017年城市排名的差异,可以发现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地域分布的2个重要变化:第一,中国港澳台城市对明星活动的吸引力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内地(大陆)城市的影响力则不断上升。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和中国澳门的排名分别从第2、4、12位下降至第5、8、19位,而高雄则跌出了前15位;与此同时,上海代替中国香港成为排名第2位的城市,而长沙、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名次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一对比反映出中国内地(大陆)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华语娱乐传媒领域影响力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内地(大陆)文化娱乐产业的制作能力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持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娱乐传媒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港澳台娱乐传媒产业则在亚洲金融危机、海外竞争加剧、传统亚洲市场萎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较大下滑。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港澳台明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内地(大陆),通过与中国内地(大陆)从业者和公司的合作提升在内地(大陆)市场的价值捕获能力,从而逐步形成了以中国内地(大陆)为中心的华语娱乐传媒市场[4,25]。第二,在中国内地(大陆)城市中,部分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如武汉、重庆、合肥)排名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而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如杭州、苏州、金华)则相应上升,表明随着中国内地(大陆)娱乐传媒产业市场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东部地区的人才、资金和创意优势越发明显,与中西部地区在文化娱乐产品生产和消费能力上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3) 国外活动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如表2所示,一方面,以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及其主要全球城市(如纽约、巴黎、伦敦、米兰等)吸引了大量中国明星的到访,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全球娱乐传媒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及影响力。另一方面,受到地理和文化邻近性的作用,部分距离中国较近、华人数量较多并且与中国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亚洲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成为中国明星到访频次较高的地区。这一结果表明相比于制造业部门,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会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汤加等,也出现了中国明星到访开展活动的情况,体现出政策因素对文化娱乐生产领域的重要导向作用
表2 明星到访人次排名前15的国家及外国城市

Table 2 Top 15 foreign countries and cities most visited by celebrities

国家
2012年占比/% 国家 2017年
占比/%
城市 2012年
占比/%
城市 2017年
占比/%
  注:“占比”为该国家、城市明星到访人次数占全部国家、外国城市明星到访人次数的百分比。
美国 17.4 法国 22.9 伦敦 12.3 巴黎 17.4
法国 16.3 美国 22.1 巴黎 10.2 纽约 10.2
英国 13.2 意大利 8.7 新加坡 7.3 戛纳 8.9
日本 7.3 日本 7.2 纽约 6.8 米兰 8.7
新加坡 7.3 泰国 6.6 东京 6.0 洛杉矶 6.5
意大利 6.0 英国 5.1 戛纳 5.8 伦敦 5.4
韩国 4.9 瑞士 4.3 洛杉矶 4.7 布拉格 4.6
马来西亚 4.9 捷克 4.0 吉隆坡 4.5 东京 3.7
德国 3.6 新加坡 3.2 首尔 3.1 新加坡 3.7
澳大利亚 3.1 新西兰 2.6 米兰 2.9 阁昌 3.5
加拿大 2.8 摩洛哥 1.9 曼谷 2.6 巴塞尔 2.0
泰国 2.6 马来西亚 1.7 悉尼 2.1 吉隆坡 2.0
巴西 1.6 德国 1.3 柏林 1.8 旧金山 2.0
瑞士 1.3 巴西 1.1 多伦多 1.8 日内瓦 2.0
奥地利/西班牙/新西兰 1.0 加拿大/西班牙 1.1 釜山 1.8 曼谷 1.3
总计 93.3 总计 94.0 总计 73.8 总计 81.6
4) 不同价值活动分布及全球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明星活动进行分类汇总,可以发现不同类型活动在地域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表3)。价值创造(如综艺节目录制、影视拍摄、排练演出)和价值捕获(如排练演出、商业活动)类活动分布范围相对较为广泛。前者揭示出中国娱乐传媒产业日益出现的“制作逃逸”现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制作公司也选择将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等文化娱乐产品的拍摄地转移到传统影视基地或制作中心(如金华、宁波、长沙、杭州)以外的地区(如阿拉善、曼谷、布拉格),以借助当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提升产品的吸引力,或者利用地方政府的补贴及其他支持降低制作成本,即“创意逃逸”和“经济逃逸”现象[10]。而后者则反映了部分娱乐传媒产业价值捕获过程的独特性:由于演出和商业活动均需要生产者(明星)与消费者(观众及粉丝)开展面对面的互动,因此明星活动的地域覆盖范围是决定其收益(如票房和代言收入)的重要因素。而价值增值类活动则根据其采用宣传方式和平台的不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地理特征:作品宣传类活动由于同样需要明星和消费者直接而广泛的互动,其地理分布与商业活动较为类似,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特点,在经济发达、消费能力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如上海、香港、广州、南京)相对集中;而媒体宣传和娱乐庆典类活动需要依托于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机构、影视节、时装周等中介平台,因此主要分布在此类平台较为集中的核心城市(如巴黎、伦敦、纽约),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城市在全球娱乐传媒生产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表3 不同类型明星活动国家及城市分布情况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elebrities’ activities across counties and cities

活动类型 分布国家数量/个 分布城市数量/个 国外活动数量/个 国外活动占比/%
2012年 2017年 2012年 2017年 2012年 2017年 2012年 2017年
  注:“分布国家”包括中国;数据不含无法确定地址的活动。
综艺节目录制 6 17 29 76 9 93 1.8 6.0
商业活动 14 15 88 64 37 69 5.3 7.3
作品宣传 13 5 62 58 38 37 5.6 4.4
娱乐庆典 12 9 66 37 77 140 12.4 21.5
影视拍摄 11 16 48 60 20 82 7.8 17.5
排练演出 23 14 149 89 105 50 14.6 11.0
网络互动 2 7 6 31 1 19 5.0 12.3
艺术及公益活动 16 6 65 37 40 15 14.2 6.8
媒体宣传 9 7 33 19 31 19 12.7 13.1
个人活动 17 4 40 8 27 5 17.4 11.9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活动国外数量占比反映出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全球化程度的差异。其中,国外活动数量和占比相对较高的主要集中在价值创造环节的综艺节目录制和影视拍摄类活动以及价值增值环节的娱乐庆典类活动,并且其数量在2012—2017年间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表3)。其结果表明随着近些年中国内地(大陆)影视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影视节目的制作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并且开始利用国外的一些取景地或制作团队以提高影视产品的多样化水平,增强对国内观众的吸引力;也反映出当前全球娱乐传媒产业的核心资源(如电影节等)仍然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其他地区的生产者需要借助这些平台资源对其产品进行宣传,以提高国际影响力。相比之下,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作品宣传和排练演出类活动国外数量和占比均较低,且集中在海外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纽约、伦敦、温哥华等),表明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娱乐产品的需求依然较低。以上结果彰显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生产网络具有内需驱动的全球化特征,即开展国外生产和宣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产品对本国观众的吸引力,而非拓展国际市场。这一特征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内地(大陆)庞大的娱乐消费市场使得相关从业者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尚未形成拓展海外市场的强烈意愿,甚至一些原本在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产者(如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制片公司)也将重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内地(大陆)市场;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由于中外文化制度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市场需求差异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娱乐产品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主流消费市场的传播。由于涉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领域,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相比于制造业等部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3.2 明星行动轨迹网络

基于明星行动轨迹构建的城市网络表明,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生产网络形成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图2)。北京和上海成为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中2个最重要的节点;长沙、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香港、南京、台北等城市构成生产网络的核心圈层;巴黎、戛纳、伦敦、新加坡、曼谷、东京、吉隆坡、纽约、洛杉矶、多伦多等全球城市构成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海外布局的合作网络;而大量的国内外中小城市(包括部分偏远地区)则作为影视作品的拍摄地或消费市场而嵌入该生产网络。2012年和2017年的网络结构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中重要性的下降和中国内地(大陆)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重要性的上升。同时,大量低等级城市的变动则表明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的外围结构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需要不断开拓各地的差异化资源和市场以维持娱乐产品的创新性和吸引力。
图2 明星行动轨迹网络

红色为中国城市;蓝色为国外城市;圆半径大小代表城市与其它所有城市的联系总强度的大小;连线表示城市间存在联系;仅显示联系强度大于2的城市联系

Fig. 2 The network of celebrities’ trajectories

3.3 娱乐传媒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特点

不同类型活动地理分布的差异性反映了中国娱乐传媒各价值环节的战略需求与国内外不同地区特定资源的战略耦合关系。参考Coe和Yeung[19]对战略耦合类型的划分,可以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布区域归纳为5种主要类型(表4)。其中,以北京、上海、长沙、香港为代表的“娱乐传媒中心”是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主要从业者、企业、平台和机构的集聚地,吸引了各类活动的到访,因此具有最强的控制能力和价值捕获能力,与整个娱乐传媒生产网络的耦合度也最高。“国外全球城市”主要包括巴黎、伦敦、纽约、米兰等全球文化娱乐产业中心。这些城市通过控制国际主流传媒平台与中介机构,在全球娱乐传媒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成为中国相关企业和从业者开展跨国活动不可或缺的海外战略耦合节点。以金华和宁波为代表的“拍摄基地”主要借助其影视拍摄配套服务功能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嵌入娱乐传媒生产网络。该类区域需要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确保相关拍摄活动的持续入驻,且面临同类资源的激烈竞争,因此与娱乐传媒生产网络的耦合程度属于中等水平。而“外景地”和“消费区域”则由于其资源或市场的可替代性以及娱乐传媒产业的动态性而呈现出与整个生产网络较弱的耦合关系。与典型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相比,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中传媒平台和中介机构所在地形成了更强的战略耦合能力,体现出价值增值环节对该行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娱乐传媒产业生产制作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临时场景”搭建,固定资产投入比例低于典型制造业,且受众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明星迭代速度较快,导致外围生产和消费区域呈现出更弱的耦合性。所以,通过不断的地理扩张和跨地域价值转移,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的发展演化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核心节点与边缘区域价值捕获能力的差距,从而造成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表4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主要分布区域战略耦合特点

Table 4 Strategic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China’s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区域类型 主要活动 耦合类型 区域优势 耦合强度 代表城市
娱乐传媒中心 各类活动 内生耦合 主要从业者、企业和平台集聚地 北京、上海、长沙、香港
国外全球城市 娱乐庆典、媒体宣传、商业活动 功能耦合 主流娱乐传媒平台与中介机构 较强 巴黎、伦敦、纽约、米兰
拍摄基地 影视拍摄、综艺节目录制 功能耦合 大型影视拍摄基地 中等 金华、宁波
外景地 影视拍摄、综艺节目录制 结构耦合 独特自然或人文景观 延安、阿拉善、丽江、布拉格、普吉岛
消费区域 排练演出、作品宣传、商业活动 结构耦合 经济发达、华人数量较多(国外) 青岛、大连、新加坡城、吉隆坡、温哥华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2012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 https://www.forbeschina.com/lists)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对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不同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格局、全球化特征及网络联系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揭示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并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拓展。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主要阶段,主要形成了“对外贸易”“全球化制作”“对外文化投资”3种全球化模式,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内需驱动式特点。②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部分省会城市、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港澳台城市以及具备大型影视拍摄基地的城市为核心圈层,主要全球城市和海外华人集中城市为国外节点,大量国内外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为拍摄地或消费市场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内地(大陆)城市在整个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③娱乐传媒产业中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个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逐步参与则表明政策因素会对文化全球化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明星轨迹数据刻画了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特征,探索了新兴国家近期出现的娱乐传媒产业全球化现象,同时对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应用于娱乐传媒等服务业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次尝试。在理论层面,本文研究揭示了娱乐传媒生产网络与传统制造业主导的生产网络之间的若干差异。①在生产网络的行动者构成上,由于娱乐传媒产品独特的价值属性,明星从业者不仅是产品内容的创作者,同时也是构成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深度参与到生产网络的多个价值环节,并形成了较高的空间流动性。明星从业者成为连接地方生产要素和外部生产网络的重要渠道,体现出个体从业者在文化创意类生产网络中更加突出的重要性。②在价值活动空间组织上,相较于制造业部门,娱乐传媒产业具有固定资产投入比例低、市场需求多变、产品生命周期较短等特点,导致其生产网络的演化迭代更为迅速,同时宣传营销等价值增值活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重要性更加突出。这一特点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的核心节点具有更强的价值控制和捕获能力,而边缘区域则容易被锁定为战略耦合粘性较弱、可替代性较高的生产“外景地”和“消费区域”,难以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明星从业者的跨地域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转移,娱乐传媒生产网络的发展演化会进一步加强核心节点与外围区域在产业收入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差距。③从全球尺度来看,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产业格局相比于制造业部门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欧美发达国家借助其先发优势和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形成了对全球娱乐传媒核心资源的垄断,而非核心国家参与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竞争则面临着远高于制造业领域的困难。由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和媒介资源,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往只能选择特定的小众市场(如海外华人群体),难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文化、价值观和制度差异等非经济要素在文化创意类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演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2点政策建议。①各地政府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相关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娱乐传媒产业不同价值活动的需求特点和区位特征,在此基础上选择符合本地资源条件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提升本地从业者与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度,并尽可能避免由于市场需求快速迭代带来的负面影响。②在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加强各类传播平台的建设,着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明星从业者、传媒机构、交易平台和展会活动,提升文化核心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从而拓展中国娱乐传媒产品的海外受众和国际市场份额。
[1]
Price Wterhouse Coopers.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9-2023[R/OL]. United Kingdom, 2019.https://bestmediainfo.in/mailer/nl/nl/2019_Global_E_M_Outlook.pdf,2019.

[2]
Miller T, Leger M C. Runaway production, runaway consumption, runaway citizenship: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J]. Emergences: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Media & Composite Cultures, 2001, 11(1): 89-115.

[3]
Coe N 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M]// Jones C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eative indus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86-501.

[4]
Keane M, Flew T, Yecies B. Willing collaborators: Foreign partners in Chinese media[M]. 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5]
臧志彭.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 世界格局审视与中国重构策略[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7): 64-73+87.

Zang Zhipeng. GVC of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Review of world structure and China’s restructuring strategy.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8(7): 64-73+87.

[6]
Caset F, Derudder B.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global cultural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J]. Area, 2017, 49(2): 238-248.

DOI

[7]
Poorthuis A, Power D, Zook M. Attentional social media: Mapping the spaces and networks of the fashion industry[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0, 110(4): 941-966.

DOI

[8]
Florida R, Jackson S. Sonic city: The evolving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music industry[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29(3): 310-321.

DOI

[9]
Christopherson S. Behind the scenes: How transnational firms are construc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media work[J]. Geoforum, 2006, 37(5): 739-751.

DOI

[10]
Scott A J, Pope N E. Hollywood, Vancouver, and the world: 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atellite production centers in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7, 39(6): 1364-1381.

DOI

[11]
Currid-Halkett E, Ravid G. ‘Stars’ and the connectivity of cultural industry world cities: An empi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human capital mobi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2, 44(11): 2646-2663.

DOI

[12]
Hoyler M, Watson A. Framing city networks through temporary projects: (Trans) national film production beyond ‘Global Hollywood’[J]. Urban Studies, 2019, 56(5): 943-959.

DOI

[13]
弋俊楠, 董小静.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现状、问题及策略[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3): 64-68.

DOI

Yi Junnan, Dong Xiaoj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hina’s foreign cultural trade. Practice in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2019(3): 64-68.

DOI

[14]
郝凝辉.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电影产业“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J]. 电影评介, 2016(17): 11-13.

DOI

Hao Ninghui. Policy support for ‘going out’ strategy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Movie Review, 2016(17): 11-13.

DOI

[15]
文嫮, 张强国, 粟旭. 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J]. 地理研究, 2020, 39(6): 1329-1342.

DOI

Wen Hu, Zhang Qiangguo, Su Xu. The struc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duction network of traditional television drama and internet drama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e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6): 1329-1342.

DOI

[16]
梅林, 都行. 中国城市电影票房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2): 22-29.

Mei Lin, Du Hang.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ovie box office in Chinese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2): 22-29.

[17]
辛晓睿, 曾刚. 基于网络结构的中国电影制片业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5): 119-127.

Xin Xiaorui, Zeng Gang. China’s film prod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5): 119-127.

[18]
方远平, 陈宏洋, 毕斗斗. 中国省域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计量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 39(2): 214-220.

Fang Yuanping, Chen Hongyang, Bi Doudou.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radio and TV industry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214-220.

[19]
Coe N, Yeung 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
Turner G. Understanding celebrity[M]. London: Sage, 2004.

[21]
Currid-Halkett E, Scott A J. The geography of celebrity and glamour: Reflections on economy, culture, and desire in the city[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3, 4(1): 2-11.

DOI

[22]
魏鹏举, 戴俊骋, 魏西笑. 中国文化贸易的结构、问题与建议[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10): 55-60.

Wei Pengju Dai Juncheng Wei Xixiao. The structur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cultural trade.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7(10): 55-60.

[23]
刘逸.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J]. 地理研究, 2018, 37(7): 1421-1434.

Liu Yi.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 1421-1434.

[24]
Huang A L. Beijing: A media capital in the making[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5(2): 178-193.

DOI

[25]
Zhang X, Wang J. Transborder film produc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fter CEPA: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market forces[J/OL].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https://doi.org/10.1111/tesg.12466, 2020-10-13.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