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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3 >Issue 8: 1433 - 1441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8.012

远方的家：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家的感知和营造

  • 陈敬复 , 1 ,
  • 王炳钰 , 2, *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
  • 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天津 3000350
王炳钰。E-mail:

陈敬复（1985—），男，广东汕尾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活方式移民、旅游移民、城市生活、流动性等。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13

  修回日期: 2022-04-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8-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65)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Home at a distance: Making home for elderly lifestyle migrants

  • Chen Jingfu , 1 ,
  • Wang Bingyu , 2,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13

  Revised date: 2022-04-17

  Online published: 2023-08-3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65)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3.
Fold

摘要

家是理解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的重要维度，对迁移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选取海南三亚为案例地，关注东北候鸟老人往返三亚和原居地的季节性生活方式移民，基于定性研究数据从3个层面探究他们的家感知和营造。① 候鸟老人对三亚的家认同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归属感又有疏离感，并通过日常休闲协商家感知的冲突。② 基于代际纽带的扩大的家在跨地方尺度的再生产持续地影响候鸟老人的异地生活实践和体验。③ 异地生活的居住条件、邻里关系、夫妻互助等影响以老年夫妇为核心的老人的家。本文贡献了综合视角分析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在地生活和家认同，同时深化了对健康导向的异地养老实践中老年人生活感知的认识。

关键词： 生活方式移民; 家; 异地养老; 老年人生活; 地方感

本文引用格式

陈敬复 , 王炳钰 . 远方的家：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家的感知和营造[J]. 地理科学, 2023 , 43(8) : 1433 -1441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8.012

Abstract

Hom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elderly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migrants' quality of life and happines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study of the seasonal lifestyle migration of the Houniao (also call 'snowbirds' who are mostly retirees from northern China) between Sanya, a tropical city in southern China, and northeastern Chinese provinces. Research data was derived from ethnographical field work in Sanya and mainly generated from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aphors of home from three aspects: homely city (place-based home), extended home (collective home) and elders' home (private home). First, in Sanya, the Houniao simultaneously have senses of belonging and estrangement. Treated as outsiders by the locals, they think highly of Sanya's natural environments but keep distance from local socio-cultures. Through everyday leisure, the Houniao negotiate their ambivalent feelings of home in the tropical city. Second, extended home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ties is produced at the trans-local scale and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 Houniao's daily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destination place.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s from the offspring and their opinions exert great impacts on the elderly migrants' motivations for seasonal migration and their post-migration lives. Third, the Houniao’s sense of home is also enormously shaped by the elderly couple's practices of home-making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issues, including living conditions,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spousal care. This paper centralises the analysis of home in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foreground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elderly migrants' diverse and complex feelings of home in receiving places. It also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older people's living experiences in health-oriented mobilities and ageing practices in other pl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lifestyle migration; home; ageing in other places; elderly life; sense of place

生活方式移民是老年人异地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是相对富裕的群体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体验而进行的长期或短期人口迁徙[1]，主要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于西方国家，深受全球化、文化艺术潮流和日常生活变化等因素影响，是日益普遍的全球人口流动现象。生活方式移民的群体构成复杂多样，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出行动机，被目的地的多种特质（自然环境、慢节奏生活、低生活成本等）所吸引。其中，老年迁移者倾向于借助流动提升生活体验、重塑退休生活的意义。
在中国，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愈加普遍，凸显了老年生活的动态化。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全国老年流动人口主要包括4种类型：劳动迁移者、失能迁移者、健康退休迁移者和家庭供养迁移者。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属于健康退休迁移者，处于老年学定义的第三年龄（The Third Age），即从退休后到丧失自主生活能力的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国内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群体规模显著增加，主要以北方老人往返自然环境优越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为主。这些老人的迁徙规律与候鸟的季节性流动类似，因而常被称为候鸟老人。这种候鸟型休闲流动促进老年群体寻求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较高的生活热情[3-5]，是当代中国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家是理解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异地养老实践和体验的重要维度。家蕴含复杂的符号、观念、空间想象、情感和意义[6-7]，与个人主体性、记忆、生命历程等紧密联系，影响着个体的栖居和存在方式。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晚年生活的“港湾”，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日常体验和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在传统文化中，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终是以家为中心构建的理想晚年生活[8]。与在地养老不同，生活方式移民改变了老年人的人地关系和家庭生活。尽管如此，家的认同和想象仍然深刻地嵌入老年迁移者的社会文化网络生产，作用于他们的惯常实践和生活质量[9]。
本文探究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家感知和营造。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迁移者，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10-12]，而家则较少地作为研究重点。一些学者探究了家庭对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异地生活的影响，强调家庭的经济、照料等功能[9,13-14]。对生活方式移民过程中家的情感和符号意义的变化及影响的研究较少。多数学者对于家的研究也倾向于强调基于血缘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忽略了家的多尺度性和复杂性。本文采用综合的分析视角剖析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家空间的多元重构。
本文以三亚的东北候鸟老人为案例。三亚是国内候鸟老人最主要的目的地；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老人则是三亚市最早的、规模最大的生活方式移民群体之一。家的感知和营造极大地影响北方老人的异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现有研究指出，家空间是多尺度的、复杂的、动态的[6]。本文强调生活方式移民对候鸟老人家认同和实践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具体而言，本文从地方、集体和个体3个层面讨论家的隐喻，剖析了以地方纽带为基础的城市的家、基于代际关系的扩大的家和以老年夫妇为核心的老人的家（图1）。在城市层面，候鸟老人对三亚产生矛盾的家认同，归属感和排斥感并存。在代际关系层面，扩大的家的跨地方生产持续地作用于他们的异地生活实践和体验。在老人的家层面，不同的居住方式，夫妻互助和社区关系使候鸟老人的家感知产生较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2点：① 揭示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过程中家在不同层面和尺度的再生产，贡献了老年人视角和非西方语境下生活方式移民的理解。② 探究健康导向的异地养老生活及老年迁移者的生活感知，深化对流动性情境下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家空间和幸福感的认识。
图1 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与家的多尺度互动

Fig. 1 Multi-scalar interactions between elderly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home

1 文献综述

1.1 家、空间和流动

家是物质的、感知的、意义的和想象的[6]。它提供人们栖居的场所，也是情感的集合和意义的网络。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家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创造了安全感和稳定性[15]。不过，批判人文地理研究指出[16-17]，家给不同性别、阶层和年龄群体带来的体验是差异化的。在不同权力结构下，家的感知不总是积极的。它也可能引起恐惧、压迫、痛苦等消极负面情绪[7,18]。除了不同的家体验，家的意义也是多元的。家庭教育、历史、规则等塑造了独特的家文化，深刻地影响人的行为、审美、好恶、生活方式等。与根文化、乡土文化一起，家在国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是影响国人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核心要素[8,19]。
家不是既定的而是持续变化的空间[6]。家的认同建立在特定的意义和情感联系基础上，处于不断协商状态。家营造，即家空间的生产，是一个赋予地方文化符号和意义并建立情感纽带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关系在资本、流动、技术、信息等因素作用下经历深度变化；典型的例子是大众旅游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和乡村地区家的商业化[20-22]。另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区、文化和社会的个体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营造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换言之，家的感知和情感纽带的建立不必然依托血缘、姻缘和业缘关系。城市青年社区等类家空间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23]。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家作为人与地方互动的空间具象和表征，为反思人的主体性和人地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18,24]。
家是多层次的、多尺度的[6]。例如，海外华人的家认同包括迁入国的家、先辈的家、故乡、祖籍国等不同层面[15]。受生命历程、观念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个体的家认同可以表现在不同的尺度和地方，比如1个房间、1个社区、1个城市乃至1个国家。然而，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住宅和家庭，极少探讨城市[25]等更大尺度的家的表征和感知。
人口流动也影响了人们对地方的家感知。例如，有学者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研究发现，再安置的农民积极重构家认同，也在快速城市化中面临边缘化困境[26]。关于随迁儿童[27]和第2居所的研究[28] 同样揭示了迁移者复杂的家认同。流动使得人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方式多元化、动态化，进而改变个体的家感知。现有研究运用不同理论和方法剖析了人口流动及家空间在物质、意义和情感层面的变化和再生产，取得诸多成果。然而，多数研究关注中青年移民，而相对忽略了老年群体的家感知。

1.2 生活方式移民和家

生活方式移民的家感知是复杂的。迁移者既希望逃离原居地和生活，又与原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9,29]。对于三亚季节性流动退休老人的研究发现，这些移民在不同程度上对三亚和原居地都产生了家的地方依恋[30]。与其他移民相类似，生活方式移民形成了多元的家认同。长期定居的迁移者对目的地和原居地均产生了较强的归属感，倾向于融入目的地社区，但是语言、文化等差异使他们很难实现真正的社会文化融入，处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双重角色[4,29]。相对比之下，季节性移民对原居地的家认同更强烈，尽管多数人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适应目的地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他们与原居地的地方纽带，规律性地回迁则使他们得以维系原有的家庭关系、生活实践和社会网络[31]。还有一类生活方式移民，他们秉持着对理想家园和生活方式的执著追求，不断地更换目的地并在流动中寻找想象中的家[32]，形成了动态的地方感和家认同。
家是生活方式迁徙者重构理想生活的重要基础。在目的地，家串联着生活方式移民原有的生活实践、文化和社会网络[32]，也是他们在目的地建立地方纽带、重塑身份认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空间。例如，不少英国的生活方式移民在法国乡村重新构建的理想家园既保留了原有的生活记忆和英国文化，又融入了他们对法国乡村的地方想象以及传统英国乡村生活的向往[33]。对老年生活方式移民而言，后辈关怀和家庭支持为他们实现异地迁徙和生活创造了基本条件[9,14,34-35]。
虽然现有研究对生活方式移民和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多数研究将家局限于家庭范畴且重点关注老年人家庭。本文主张更加综合的视角审视旅游移民影响下家在不同层面和尺度的再生产。家的多元性和动态性是人与地方复杂关系的缩影，为理解生活方式移民的生活体验和实践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

2 研究案例和方法

三亚市拥有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6~27℃，是国内著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2019年，三亚接待过夜旅游者2294万人次，实现旅游接待收入581亿元[36]。它也是海南省最重要的候鸟老人目的地。2019年，海南省的候鸟人口134.12万人，包括常住型候鸟人口49.65万人和流动性候鸟人口84.47万人[37]。根据三亚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估计，三亚每年接待超过30万~40万的候鸟老人，这些候鸟老人拥有比三亚本地老人更高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他们高度评价三亚的气候环境对他们健康的促进作用[38]。
研究数据主要基于2014—2015年的田野调查以及2018年和2019年的补充调研。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二手数据采集。具体而言，本文采用随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共访谈了17名候鸟老人，年龄60~87岁，包括9名男性和8名女性。根据三亚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以及实地调查数据，访谈对象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符合东北候鸟老人群体的基本特征。在三亚，公共空间是东北候鸟老人主要的日常活动场所和社会空间。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掌握了候鸟老人在不同空间的活动规律、群体构成等特点，选取了三亚市内最主要的2个公共空间海月广场和白鹭公园—— 接触和邀请潜在访谈对象。样本选取充分考虑活动类型、空间使用、性别比例等要素以提升样本的代表性。此外，还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接触更多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尤其是活跃在社区休闲场所和室内活动的候鸟老人。提前将潜在受访者的选取标准告知推荐人，减少抽样误差。为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本文提及的访谈对象均采用匿名编码（表1）。
表1 三亚市主要候鸟老人群体受访对象基本信息表

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from key Houniao groups in Sanya

编号 来源地 性别 年龄 迁移模式
HM1 黑龙江 男 77 夫妻同行
HM2 黑龙江 男 60 独自迁移
HM3 黑龙江 男 72 夫妻同行
HF1 黑龙江 女 63 夫妻同行
HM4 黑龙江 男 71 独自迁移
HM5 黑龙江 男 70 夫妻同行
HF2 黑龙江 女 87 夫妻和子女同行
HF3 黑龙江 女 83 夫妻同行
HF4 黑龙江 女 61 夫妻同行
HF5 黑龙江 女 62 夫妻同行
JF1 吉林 女 60 夫妻同行
JM1 吉林 男 70 独自迁移
JF2 吉林 女 74 夫妻同行
JM2 吉林 男 79 夫妻同行
LF1 辽宁 女 66 夫妻同行
LM1 辽宁 男 81 夫妻和子女同行
LM2 辽宁 男 78 独自迁移
参与观察法主要运用于候鸟老人的公共休闲活动和社区生活。研究者在海月广场和白鹭公园对候鸟老人的休闲活动进行了长时间观察，也参与到部分休闲活动中，比如广场舞、羽毛球运动和象棋等。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进入性。参与观察的数据以调查笔记、照片和视频的形式记录。在田野调查期间，研究者住在两个候鸟老人聚居的社区，能够进一步地观察、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规律。二手数据主要包括城市年鉴、政府工作报告、网络报道、报刊杂志等数据。

3 城市的家：“第二故乡”的亲近与疏远

东北移民是三亚主要的外来人口之一。根据田野调查，除了候鸟老人，三亚的批发零售业、交通业、酒店业、餐饮业等行业也活跃着众多东北劳工移民和商人。黑龙江人在三亚的人口规模庞大，三亚也因而被一些受访者和新闻媒体戏称为“黑龙江省三亚市”。这种提法颇具争议，但侧面折射出东北移民的“主人翁”心态。多数受访者表示，到三亚过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季节性生活方式移民对他们晚年的生活品质和健康至关重要。不少人将这个热带城市称为“第二故乡”；这个比喻进一步体现出他们对三亚的家归属感。
不过，候鸟老人对三亚的家感知是差异化的。尽管他们对三亚冬季的环境和生活给予高度评价，却很难适应夏季的闷热和潮湿。此外，根据访谈数据，候鸟老人对三亚社会人文环境的评价比自然环境的评价低。对于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退休老人而言，三亚的地方经济、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滞后。其中，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尤为突出。受访对象经常使用“落后”“闭塞”等极具争议的词汇来描述三亚的本地社会和慢节奏生活。
“这里落后很多，比不了哈尔滨。垃圾箱随便放在马路中间；三亚湾和解放路经常堵车（HF5）。”
“三亚的年轻人太懒了。睡到大中午才起床，你说还能干什么？能改变他们落后的局面吗？（HF1）”
这些观点深受候鸟老人对困难年代的记忆以及艰苦奋斗精神的影响[39]，折射出他们对本地发展相对滞后的焦虑。此外，很多受访者也不能认同本地老人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生活。根据实地调查，本地老人对公共休闲娱乐的热情不如候鸟老人，更喜欢家庭和社区活动，比如看电视、带孙子孙女、宗教活动等。在不少候鸟老人眼中，不仅“宅家”的生活习惯不利于老年人身体健康，而且本地社区的婚丧嫁娶、祭祀等活动常被视为封建迷信。这些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对本地文化的兴趣以及融入本地社会的动力。
因此，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对三亚的家认同是多元的、矛盾的。尽管他们对三亚有较强的归属感，高度评价三亚的冬季生活，却更喜欢原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对三亚产生了即亲近又疏远的感情。除了东北老人的感知，这种矛盾的情感也受本地人对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态度的影响。在本地人眼中，候鸟老人与东北劳工和商务移民都是外来人口。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方言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他们的外地人身份。无论是主动疏远还是被动排斥，东北候鸟老人在三亚陷入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
公共休闲是候鸟老人协调身份冲突和家营造的重要手段。根据实地调查，无论是在原居地还是三亚，绝大多数候鸟老人热衷于健身操、舞蹈、乐器表演等集体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充实他们的异地生活、提升健康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在三亚重塑熟悉的社会文化网络、建立地方纽带。以快乐舞步健身操为代表，许多东北老人熟悉的休闲活动在公共空间被广泛地实践，使他们能够在异地重新体验原居地的文化生活[40]。而且，大量候鸟老人参与到公共休闲活动中也使很多三亚的公共空间成为他们集聚和社交的场所。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公共空间和集体活动中见到亲人、前同事和同学。日常休闲促进了东北老人与三亚的地方互动以及熟悉的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使他们对三亚的公共空间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候鸟老人对这个城市的家感知。

4 扩大的家：代际纽带和家空间的跨地方协商

生活方式移民也促进代际互动的变化和家空间的跨地方生产。在现代中国，家庭结构、权力和责任发生深刻变化[41]，但家文化依旧发挥着巨大影响。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却呈现“分而不远”“离而不疏”的局面。同城几乎是父母和子女居住空间的边界[42]。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在很多方面互动互助，形成相对松散“扩大的家”[8]，承担诸如照顾孙辈、赡养父母等责任。然而，生活方式移民极大地改变了“扩大的家”的空间，改变了代际互动模式。距离限制了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面对面接触，诸如身体照料、家庭集体活动等难以维持。在三亚，候鸟老人很难时刻掌握子女家庭的动态，也不能获得后辈的及时照顾和帮助。
尽管如此，扩大的家在候鸟老人的季节性迁徙和异地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成员，尤其是成年子女，对老年人晚年的移民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家庭义务的羁绊（比如照顾孙辈）以及后辈的反对是阻碍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的重要因素。受孝道伦理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独立生活能力的怀疑，一些年轻人并不支持父母晚年独自在外地生活。
“孩子们起初是不同意我们出来的。跑大老远到三亚，他们不放心。万一出了什么事都没有个照应（HM3）。”
后辈的问候、关怀和支持则对候鸟老人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心理健康和异地生活的勇气至关重要。除了迁移决策，成年子女也影响着老年迁移者在目的地的生活。他们为候鸟老人提供经济支持，并给出饮食起居、生活习惯、社会活动等诸多建议。扩大的家也能够给予候鸟老人在生病、失能等困境中最有力帮助，是他们异地生活的“避风港”。
更重要的是，季节性流动促进了扩大的家的跨地方协商。除了一些长时间居住在三亚的东北老人，多数候鸟老人在冬季和夏季往返于三亚和原居地。在夏季，回迁流动促进了家庭活动的恢复，强化代际纽带和家认同。在三亚居住期间，代际交流也可以在春节、黄金周、寒暑假等特定时间得以强化。一些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会在假期前往三亚度假，由此实现家庭成员的短期团聚和集体生活。
除了面对面互动，基于通讯技术的虚拟交流也是跨地方家营造的重要手段。这对长期居住在三亚的候鸟老人尤为重要。大多数受访者定期与后辈打电话或语音，分享他们在三亚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同时了解（孙）子女在原居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亲属网络的变化。通话的频率和对象因人而已。视频交流也是候鸟老人维系家庭纽带的重要方式。受访者一般采用微信与原居地的家庭成员互动。与语音沟通不同，视频交流能够实现身处异地的家人“面对面”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距离产生的疏远感。
“孩子们主要问我们身体怎么啦，去哪里玩啦，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打电话就是报平安（HM3）。”
虚拟交流对跨地方家的生产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因人而异。一些受访老人指出，因为子女忙于工作，孙辈忙于学业，所以他们与后辈在原居地的交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异地生活对代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小。在一些案例中，生活方式移民甚至促进了老年人和年轻一代的交流和感情深化。
“我来了三亚，孩子反而经常打电话。以前在家里，一个月都见不到他一次。这可能是距离产生美吧。你在家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等你不在身边，他就开始想你的好，关心你了（LM2）。”
不过，对大多数候鸟老人而言，异地生活和季节性流动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他们与后代的亲密接触，削弱了家的情感纽带，尤其对他们与孙子女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无论是虚拟交流还是特殊时间的短期家庭聚会都难以替代他们在原居地的家庭生活。

5 老人的家：异地生活和家的重构

以老年夫妇为核心的老人的家的异地重构是生活方式移民影响下候鸟老人家营造的重要内容。老人的家是当代中国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与扩大的家共同构成了他们核心的家认同。季节性流动和异地生活也改变了迁移者的居住空间、社区环境和日常活动，对老人的家产生差异化影响。
根据实地调查，候鸟老人在三亚的住房包括私人房产和短期住房。除了少部分较早的购房者和富裕家庭的老人拥有私人房产，绝大部分候鸟老人冬季居住在短期住房。后者包括出租屋、老年人公寓和廉价酒店3种类型，以出租屋为主。一般而言，短期住房在冬季的价格是旺季的3倍左右。具体的租金受室内装修、设施条件、区位、租期等影响较大。为了获得高性价比的住房，很多候鸟老人花费大量时间在本地社区寻找合适的房源，不定期地更换住所[42]。需要指出的是，选择短期住房的东北老人并不一定都来自低收入家庭。由于海南的限购政策和三亚的高房价，一些中高收入家庭的候鸟老人也不得不采用租房方式在三亚过冬。
总体而言，大多数候鸟老人在三亚经历了居住条件下降。这些老年迁移者一般在原居地都拥有私人住房。在三亚，考虑短期居住、性价比等因素，很多季节性移民降低了对出租屋在面积、内饰、小区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居住条件下降减少了家的舒适度，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候鸟老人的家感知。与购房者相比，租房的老人在三亚的居住条件和体验与原居地相比下降更大。除了业主的限制，候鸟老人也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和金钱改善出租房的生活环境。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
“将就能住就可以。重要的是水、电、厕所、冰箱、煤气炉这些能用……别的东西我们也不想多买，买多了搬家时也搬不动，不方便（HM1）。”
夫妻互助和邻里关系对老年迁徙者的家认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除了丧偶、家庭矛盾等少数情况，生活方式移民一般是老年夫妇的共同决定。在三亚，日常活动，包括家务活、陪伴、休闲等，是候鸟老人家营造的关键手段。而且，夫妇的相互照顾和关怀为老年人的异地生活提供了必要支持，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家认同。老年迁移者或多或少地受疾病困扰，需要定期的药物和物理治疗、身体检查乃至日常护理。尤其是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老人，丈夫或妻子的照顾尤为重要。夫妻互助体现了强烈的家的责任感和关怀。
“年纪这么大了，人没毛病是不可能的……孩子们离得远，平常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老伴有高血压，平时我都提醒他吃药（HF3）。”
邻里关系是影响候鸟老人的家感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购房者比租房者拥有相对更稳定的社区生活。房产强化了他们与三亚地方纽带，弱化了流动对社区互动的负面影响。候鸟老人相似的季节性流动和生活规律以及共同的外地人身份和居住社区促进了邻里关系的发展。一些候鸟老人以志愿者身份组织社区的老年迁移者开展娱乐和社会活动，密切集体联系。良好的邻里关系和共同的社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老年移民的家认同。例如，HF4是一个以候鸟老人为主的住宅小区的志愿者，通过合唱团帮助来自不同地方的老年迁移者互相认识，强化了老年群体的集体认同。她说道:
“远亲不如近邻！都是来三亚过冬的，子女不在身边，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身边的邻居都过来帮忙。我们这栋楼邻里关系可好了，亲如一家人（HF4）。”
与购房者相比，租房的候鸟老人在三亚的家是流动的，邻里关系更加脆弱。在租赁社区，由于左邻右舍经常变化，邻居们很难持续增进互信，甚至缺乏对彼此的生活近况的关注。这种疏离感在候鸟老人、劳工移民等混居社区比较明显。JM1的观点比较典型：
“这里都是外地人。大家都不认识，很难交心。我的邻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怎么搭理（JM1）。”
与混居社区相比，老年人公寓的多数租客是北方候鸟老人，邻里关系相对稳定。在一些公寓，候鸟老人自发组织集体娱乐和特定节日的演出，互帮互助比较普遍。这些因素有利于增进邻里感情以及老年迁移者对住所的家认同。
总体而言，租房过冬的候鸟老人对住所的归属感相对较弱。租赁社区缺少足够的公共空间，而且出租房的有限空间使长时间的室内生活不利于老年人健康。老年租客倾向于在海边、城市公园等公共空间休息或参加不同的休闲活动。出租房很大程度上则只是他们日常居住的场所。

6 结论

本文基于东北候鸟老人的案例探究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异地生活和家空间重构。它从地方、集体和个体3个层面剖析生活方式移民对老年群体的家感知和营造的影响。候鸟老人的家在不同尺度的再生产又反过来作用于他们对季节性移民的意愿以及目的地的生活质量和体验。在地方层面，候鸟老人对三亚的“家”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滨海空间等休闲场所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但倾向于忽视本地社会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难以被本地社区接纳。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三亚的家的隐喻具有争议性。根据候鸟老人的生活状况和满意度变化，地方的家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因人因时而异，进而影响他们对季节性生活和三亚的热情。
在集体层面，季节性流动和异地生活改变了候鸟老人与成年子女的居住空间和代际互动方式，促进了扩大的家的跨地方协商。尽管老年人与后辈的家庭权力、义务和生活空间在现代社会经历深刻的变化，老年群体对松散的“扩大的家”仍然抱有强烈的归属感。虽然冬季南迁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代际互动，但是夏季回迁、后辈造访和虚拟通讯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家庭纽带。扩大的家极大地影响候鸟老人的家感知和异地生活。后辈的经济支持和情感关怀对他们的异地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而他们的迁徙决定也受到家庭义务和子女态度的制约。
在个体层面，老人的家对候鸟老人的异地生活体验和家归属产生显著影响。生活方式移民降低了候鸟老人的居住条件，使得社区关系更加动态化，凸显了夫妻互助的重要性。由于远离子女，老年夫妇的日常活动和相互照料在异地的家的营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体而言，多数候鸟老人对三亚住所的家认同相对下降，而对公共场所熟悉的社会文化空间产生更加强烈的归属感。而且，老年人的家是脆弱的；候鸟老人一旦在三亚生病或者受伤，日常生活将陷入困境，甚至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面临生命危险。除了夫妻照料，邻里互助和社区关怀对维持候鸟老人的异地生活至关重要。
本文丰富了对老年生活方式移民家感知和营造的理解。与在地养老不同，生活方式移民和异地养老改变了老年群体的人地关系，推动家空间在不同尺度的再生产。流动和异地生活不仅改变了迁移者的家庭生活实践，而且促进了家的情感和符号意义的变化。本文对城市的家、扩大的家和老人的家的分析为理解老年迁移者在生活方式移民过程中的家感知和营造提供了综合的视角。与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中青年群和西方生活方式移民不同，本文贡献了老年人视角和非西方语境下生活方式移民的理解，揭示了迁移者家认同的多尺度性、动态性、复杂性。
此外，本文对候鸟老人家认同的研究丰富了对异地养老和老年人生活的理解。老年人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深入发展的特征之一，不断地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期许、体验和身份认同。作为健康老龄化的实践，生活方式移民有助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热情和主动性。然而，老年迁移者在异地生活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社会，家深刻地嵌入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本文从家的视角剖析了候鸟老人的生活实践和体验，贡献了异地养老和流动性情境下老年人生活环境、体验和幸福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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