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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4 , Vol. 44 >Issue 4: 553 - 561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567

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超越技术的视角：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 叶玉瑶 , 1 ,
  • 陈奕嘉 , 2, * ,
  • 刘向杰 1 ,
  • 许吉黎 1
展开
  • 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70
  • 2.东莞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106
陈奕嘉。E-mail:

叶玉瑶（1980—），女，四川乐山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群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6-15

  修回日期: 2024-05-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3-1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21&ZD107)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Beyond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Theoretical basis and scientific issues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Ye Yuyao , 1 ,
  • Chen Yijia , 2, * ,
  • Liu Xiangjie 1 ,
  • Xu Jili 1
Expand
  •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Guangdong,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106,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15

  Revised date: 2024-05-28

  Online published: 2024-03-18

Supported by

Foundation: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ZD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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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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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大国崛起的引擎，也是经济地理的前沿和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超越技术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中关于新基建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技术关联性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重点关注的3个科学议题及研究思路，分别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和新基建统筹布局与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本文旨在建立新基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中国更好发挥新基建战略潜力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新型基础设施; 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一体化运行; 技术−制度协同; 关键赋能技术

本文引用格式

叶玉瑶 , 陈奕嘉 , 刘向杰 , 许吉黎 . 超越技术的视角：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J]. 地理科学, 2024 , 44(4) : 553 -561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567

Abstract

New infrastructure is not only the cornerston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a great nation, but also the frontier and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beyo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levant theories about new infrastructure in current economic geography,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the theory of key enabling technology,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system co-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this basis, 3 scientific issues and research ideas that need to be focused on are proposed, namely,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system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enabling industr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 to better play the strategic potential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technological-institutional co-evolution; 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1]。新基建自提出以来，学界和社会对其理解呈多元化趋势，目前已形成“七大领域说”“三方面说”“新技术驱动说”和“新要素说”等[2]。其中，“三方面说”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20年4月提出的较为官方和权威的解读[3]，也是目前地理学者采用较多的解读[4-6]。基于此，本文对于新基建的定义遵循“三方面说”的理解，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3个方面[7]。
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新基建既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其最突出的新特征在于广泛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首先，新基建相比传统基建而言，在形成规模效应后，具有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边际收益，这源于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具有轻物质、重技术的要素投入特征，而不同于传统基建以钢铁、水泥、化工等重资产、重物质要素投入为主[8]。其次，相比钢筋水泥铁路公路等传统基建，新基建与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更有利于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把握数字经济自主权[9]。最后，新基建依托自身技术的天然优势，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有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10]。
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由于中西方语境的区别，并没有直接以新基建为对象的研究，但在西方语境下，与新基建类似的概念是工业4.0。两者虽然有所不同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工业4.0是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西方学者聚焦于技术角度，着重探讨工业4.0的地理起源、工业4.0的不均衡地理发展和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等议题。首先，基于关联性视角阐释了工业4.0的地理起源，学者认为工业4.0技术并非完全路径创造，而是根植于区域新兴关联产业的要素禀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关联的区域技术群[11-12]。其次，基于分异性视角探讨了工业4.0的不均衡地理格局，通过揭示高门槛和高复杂技术的空间集聚[13]，表明工业4.0的路径依赖特征，新兴技术或将加剧区域不均衡发展。再者，工业4.0的互补性和通用性特征有利于促进区域重组式创新，对创新和经济增长发挥广泛赋能作用。通过新兴技术的本地“蜂鸣”（即广泛引用）有利于推动区域新路径分叉，减少对本地知识基础的依赖[14-15]。国内经济地理学者针对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亦日益增加。一方面，主要探析新基建的空间布局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6]，与区域经济和创新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相关。具体而言，5G基站呈现显著的中心城区集聚倾向[16]，数据中心区位则由邻近市场向需求–成本综合导向型演变[17]，人工智能布局则以梯度性层级结构为主[18]。另一方面，侧重于探讨新基建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新基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创新创业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5]，但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达到良性耦合[4]，而与创新产出协调发展趋势较好[19]。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新基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存在不足：一是，更多从技术视角出发分析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空间格局与创新赋能，较少融入技术以外视角，对新基建技术–制度系统的多尺度协同演化与跨区域运行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剖析不足；二是，部分研究虽讨论了新基建的区位布局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但缺乏探讨新基建推动区域经济系统的多元路径和内在规律。整体而言，目前研究尚未能全面剖析新基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亟需明确相关科学议题及理论基础，以便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因此，本文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如何赋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科学问题，系统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中关于新基建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技术–制度–经济–区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需要重点关注的3个科学议题及研究思路。本文旨在超越技术的视角，建立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中国更好发挥新基建战略潜力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关键科学问题的提出

新基建之“新”是相对于过去或传统的“旧”而言的，也是随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替演化的。纵观全球发展史，历次产业革命的兴起都是以相应时代的新基建为前提，这些新基建通过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推动大国崛起（图1）。第一次产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依托蒸汽动力构建起全球海陆交通网（铁路和港口等），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全球性霸权；第二次产业革命兴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等依托内燃动力与通讯技术等，建立起汽车产业链，全球航空和通讯网络（高速公路、机场和海底电缆等），国家实力大幅提升；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美国为主导建立起以全球互联网络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光纤、卫星和基站等），美、日、西欧和东亚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抢占先机，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凸显。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亦为智能时代到来奠定基础。
图1 历次“新基建”与大国崛起

Fig. 1 Successive “new infrastructure”and the rise of major powers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向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过渡期。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5G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正逐渐成为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新基建，为未来万物互联和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数据传输、存储和算力等基础配套，并广泛赋能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正由传统的“铁公基”项目驱动转向科技主导的新基建发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多数技术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新基建的战略潜力，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然而，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存在诸多挑战，体现为“技术–制度–经济–区域”4个方面：一是，新基建某些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面临缺“芯”少“核”的技术瓶颈。二是，新基建制度建设滞后于硬件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监管和治理制度等软联通机制仍待强化。三是，新基建需求牵引不足，存在“重建轻用”和“供需不匹配”的现象，使用率低，难以有效发挥新基建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四是，新基建跨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缺乏统筹谋划，容易导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等问题。
本文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如何赋能区域经济发展？这其中不仅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本身的变革，还涉及到相应的制度体系、经济体系以及区域体系的系统性革新。因此，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至少包括以下3个重点议题。第一，纵观历次产业革命，新基建相关技术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背景下最具破坏性创新、最底层和最具应用价值的技术。但新基建绝非单纯的技术导向，也并非技术堆砌。与新基建的技术创新相比，制度创新往往容易被忽略，从而导致制度建设跟不上技术创新，严重影响新基建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新基建研究应重视新基建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第二，新基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新基建本身，新基建更大的战略意义在于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底层支撑。为此，新基建研究需剖析新基建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三，新基建并非技术堆砌，区域一体化运行逻辑对充分发挥新基建的效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新基建”的技术创新与物理联通相比，机制上的联通与一体化运行往往更容易被忽略，影响“新基建”的区域一体化运行，降低了其运行效率、规模经济的发挥和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支撑。为此，新基建研究应重视新基建的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

2 相关理论基础

新基建涉及的相关地理学理论众多，如区位论、尺度理论、区域管制理论、创新系统理论等。然而，新型基础设施如何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涉及技术体系、制度体系、经济体系和区域体系的系统性革新，本文更加注重新基建对“技术–制度–经济–区域”系统的革新作用与反馈机制。基于4个系统之间的逻辑关联，采用涉及系统之间的主要相关理论将其联系起来，包括技术关联性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其中，技术关联理论旨在寻求与新基建技术关联度较高的技术群落，并基于区域技术基础的创新发展，是衔接技术系统与区域系统的重要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旨在表明新基建发展需要依托新技术，而新技术的配套制度往往会与现行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需要地方多元主体共同协作推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衔接技术系统与制度系统的重要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重点探讨新基建技术的互补性和广泛性对经济产业的赋能推动作用，以串联技术系统与经济系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则涵盖了技术–制度协同发展和跨区域运行机制，从多主体、多尺度、跨区域的宏观视角衔接4个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3大科学议题，尝试以超越技术的视角，为“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图2）。
图2 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2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new infrastructure to empower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1 技术关联性理论

技术关联性理论是目前学者研究新基建技术创新过程和时空特征的基础理论之一[13-15]。技术关联性理论源自演化经济地理学，指两个产业或产品之间存在技术相似性或认知邻近性[20-21]。基于技术关联性概念和全球各地的实证研究，学者发现地方倾向于发展与现有产业禀赋存在较高技术相关性的新产业，源于地方现有产业能为新产业出现提供其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等资源[22-24]。近期，学者开始将技术关联性理论运用到新基建和工业4.0的兴起发展。例如，Balland等[25]基于欧洲专利数据，发现欧洲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技术的空间布局符合关联性法则，即某个地区的现有技术禀赋与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技术关联性越强，则该地区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技术的可能性更高。随后，Laffi等[26]进一步分析地方哪些现有技术与新基建存在较高技术关联性从而推动地方新基建发展，研究发现以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该地方发展工业4.0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2.2 关键赋能技术理论

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者研究新基建的另一个基础理论视角。关键赋能技术源于Bresnahan 等[27]的通用目的技术概念，后由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正式提出，该概念重点探讨技术对经济产业的赋能推动作用。根据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新基建作为关键赋能技术对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赋能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关键赋能技术与普通技术相比，具有技术互补性和应用广泛性两个特征。技术互补性指关键赋能技术作为底层技术设施，能够为其他行业的技术发展提供支撑和互补，发挥扩大技术创新边界作用[28-29]。应用广泛性指关键赋能技术具有平台性质，可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并最终渗透到经济产业的每一个部分[27]。第二，基于熊彼特的组合式创新理论，技术创新来源于知识重组。新基建作为关键赋能技术，能够通过自身特有的应用广泛性和技术互补性，为地方产业的技术重组提供更大范围的可能性，从而推动地方产业创新[14,29-30]。在实证上，Montresor等[14]基于欧洲专利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新材料等作为关键赋能技术在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Antonietti等[15]研究进一步验证新基建作为关键赋能技术，能充分利用应用广泛性和技术互补性特征，与地方现有产业进行深入融合与重组，进而推动地方产业创新发展。

2.3 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

新基建不是单纯的技术产物，技术–制度协同发展才是保障新基建充分发挥自身效能的根本。因此，新基建研究在技术视角基础上，需增加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综合视角。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是对传统技术中心视角的扩展，该理论认为技术不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与该技术相配套的制度也至关重要，即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发展是保证产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31-33]。并且，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在地方发展新基建时尤为重要，源于新基建发展需要依托新技术，而新技术所需要的配套制度往往会与现行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和摩擦，要求地方多元主体共同协作推动技术与相应制度的协同演化发展[33-34]。如Chen[33]采用案例分析方法，研究人工智能新基建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应制度配套的协同演化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4 区域一体化理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涉及技术–制度协同发展，更是一个复杂的跨区域运行系统，其顺利实施有赖于良好的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经济地理视角下区域一体化理论主要包括区域管治理论和尺度理论等[35-36]。区域管治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不仅是国家政府驱动下平衡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国家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35]。社会融合和文化认同成为辅助经济和权力等“硬要素”乃至决定区域一体化成功与否的“软要素”，从而在原有的区域一体化行为主体（以国家、区域、地方政府为主导）框架下引入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公民、企业、社区等），反映了区域一体化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37-38]。尺度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一体化伴随全球与地方的复杂、动态联系，并非尺度的垂直叠加，跨国公司、各级政府和地方行动者不断重塑原有地理空间结构及组织形式，通过尺度重组塑造了更加复杂和嵌套的区域一体化格局[36,39]。区域一体化理论从多元行为主体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为理解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归纳，如宋晓宇等[8]认为发展新基建需要推进投融资制度创新。由于新基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大，起步阶段拉动经济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不如传统基建，需要创新制度以推动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合作，探索高效的融资合作路径；Kaul[40]认为，跨境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一种跨境公共产品，其建设与供给依赖多层级、多区域、多部门的治理主体的合作，但面临集体行动困境。
上述理论之间并非割裂存在，而是环环递进的。从技术关联到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旨在从新基建技术创新的过程机理探讨，进一步深化赋能效应分析，遵循机理到效应的范式；而超越技术的视角，补充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和区域一体化理论，在考虑不同主体和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跨区域的地理学视角。

3 重点研究议题和思路

3.1 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

新基建研究应纳入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视角，并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一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路径多样性。首先，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对新基建之所以展现路径多样性是由新基建涉及的制度多样性所决定的。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核心要素，而新技术的潜力发挥则需要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投融资制度和监管制度等多元化的制度创新作为保障；其次，新基建类型多样性同样导致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路径多样性。例如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而创新基础设施是支撑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往往以催生突破性的革命性技术为目标。因此，两者对制度创新的要求各不相同，创新基础设施与融合基础设施相比，往往需要更大程度的制度创新作为支撑。
二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背后的多尺度动力机制。在新基建的投资融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中，需着重探讨多方参与主体的角色及其互动机制，应如何创新机制提供制度支撑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发挥政府和非政府力量？结合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手段推动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提出包括市场准入、经营方式、法规体系、监管标准、融资模式、产权保护、协同合作、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机制，为完善新基建制度运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保障。
为此，可通过梳理不同行政尺度的政策制度文本、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资源，系统整理新基建的利益共享、沟通协调、信息交换和实施保障等制度，采用文献研究、参与式调研等方法分析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过程机理与动力因素。具体而言，围绕某新基建案例，重点梳理促进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发展的财税、运营和投融资等制度设计，基于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针对核心技术研发和制度建设亟待强化的现实问题，研究不同尺度的制度设计对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归纳新基建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变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

3.2 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新基建短期可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以稳增长促就业，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上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8,10,41-42]。本文认为新基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一是，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多元路径。不同类型的新基建因自身特征对产业创新的作用路径各不相同。例如，信息基础设施能够依托工业互联网强化产业链组织创新，通过产业链组织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构建产业链互补互联的信息化平台，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又如，创新基础设施能够强化基础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依托区域化布局和联动构建多尺度创新生态系统，强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总而言之，新基建技术经济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经济赋能机制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分别通过创新驱动、信息筑链、数字赋能3条不同的动力路径赋能产业创新发展，并在关联机制上呈现系统协同、链式联动以及融合联通的特征。基于新基建的多样性特征，研究应关注不同类型新基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多元路径与机制。
二是，新基建作为关键赋能技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目前，Montresor等[14]和Antonietti等[15]学者基于欧洲专利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凭借其技术互补性和应用广泛性的关键赋能特征，通过与地方现有产业深入融合，在促进地方发展新的产业路径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新基建是否通过类似机制起到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展现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动力机制？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之下，重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等创新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互补性和应用广泛性两个动力机制外，更多通过构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区域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空间流动，进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因此，中国创新生态系统与国际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跨主体、跨领域、跨区域协同创新的多尺度、多维度特征，为新基建作为关键赋能技术的中国式理论创新创造了新的机遇。
为此，可通过收集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技术库、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新基建设施、相关产业链和创新链数据库、数字化应用案例等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复杂网络和案例分析等方法讨论新基建技术和设施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关联机制和赋能效应。在新一轮科技变革背景下，探讨不同类型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多元路径和作为关键赋能技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极具重要性。

3.3 新基建统筹布局与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

新基建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和市场复杂性等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的特性，导致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运行是在多空间尺度和多元行动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由此，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一是，新基建跨区域统筹布局规划设计。传统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因素虽存在异质性，但基本与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因素相关[43-44]，而新基建需耗费大量的电力资源，为市场提供数据传输、存储、算力分析与应用等功能，跨区域统筹规划以权衡能源、土地成本与市场距离的重要性凸显，如在全国层面，“东数西算”战略通过布局8个算力枢纽与10个数据中心集群以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在省域层面，广东省规划粤东西北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利用周边空闲资源以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布局。因此，需进一步挖掘新基建设施的总体规划、建设标准与空间效应，深化新基建跨区域统筹布局的地理学思考。
二是，新基建多元行动主体合作关系。新基建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建设与供给依赖多尺度、跨部门的多元主体的互动协作来推动，但同时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克服新基建投资、运营和管理“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在于厘清多元行动主体的协作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持续的多元合作行动框架。合作框架中，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形成跨部门、跨界合作的治理理念，以调动多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是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借助公共服务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新基建投融资、运营、监管中，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合作互动中形成的多中心关系网络展开探讨，以深入揭示新基建多元行动主体一体化运行机制，进而围绕法规体系、监管标准、职能定位等多个角度，探析适应新技术、新需求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合作模式，并对包括市场准入、经营方式、融资模式、产权保护、协同合作等多个方面的制度支撑展开讨论。
三是，新基建跨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与传统基础设施注重硬件联通相比，新基建更注重规则对接、市场对接、数据对接、制度对接等软件层面的互联互通，行为主体更加多元、组织机制更加繁杂，这使得新基建的跨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相比传统基础设施更加复杂。同时，新基建的区域一体化运行涉及到城市内部、区域内部（城市之间）以及跨境区域不同空间尺度（如粤港澳大湾区），由此可能面临差异化的标准、数据和规则衔接问题，因此需要将其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视作具有尺度敏感性的多空间尺度议题[37]。运用经济地理学的尺度理论作为认识论的总体框架，重点关注国家、省、市、社会组织等不同尺度权力主体在新基建的布局和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识别不同主体的作用方式及路径，分析推动新基建建设的权力尺度重组过程。另外，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运行也依托若干战略空间作为政策试验与制度创新的示范区域，可从权力的多尺度重组角度研究创新特别合作区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尤其是这些创新合作区为实现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运行的多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
为此，在统筹考虑市场和资源成本对新基建区位布局影响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开展两个层面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分析，包括城市内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机制和城市间区域一体化联动机制研究，针对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的“集体困境”，通过实地调研挖掘不同行为主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之间在形成联动时的障碍和诉求，提出针对性策略，以解释多元行动者在新基建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空间效应，实现新基建设施的合理布局与功能发挥。

4 结论与讨论

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底座和基石，研究新基建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不仅有利于丰富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也可为中国发挥新基建的战略潜力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新基建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本文围绕“技术–制度–经济–区域”4个系统维度，梳理了经济地理前沿理论基础，并提出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及思路，为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指明方向。
在理论层面，尽管目前针对新基建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即使在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研究较为匮乏，且多以技术视角为中心。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超越技术的视角”，将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视为一个涉及技术体系、制度体系、经济体系和区域体系的系统性革新过程，采用技术关联、技术–制度协同、关键赋能技术和区域一体化理论串联不同系统，强调新基建在制度、经济和区域层面所应深化的研究议题，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思维。
在实践层面，本文提出的3大议题对中国新基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以技术关联和制度协同为准则，推动新基建技术攻关和空间布局。在考虑不同城市技术禀赋的基础上，布局与本地关联较高的新基建产业技术环境，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形成多元和互补的产业技术格局。针对新基建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薄弱技术，探讨建立与技术协同演化的制度配套建设体系，对于不同类别新基建的制度细项，进行技术标准对接、监管规则衔接和运营制度创新，推动新基建技术与制度协同发展，完善新基建技术的集成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以刺激新基建应用的新业态。另一方面，探讨建立新基建区域运行一体化机制，以充分发挥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目前新基建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的多元参与主体和制度环境仍难对接，可依托行业应用场景的现实需求，将新基建规划与交通、能源、制造、教育、医疗、消费、休闲娱乐等领域的发展协同规划与布局，深入推进跨区域新基建一体化发展。基于上述讨论，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存在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值得引起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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