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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6 , Vol. 46 >Issue 1: 92 - 104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50492

前沿与研究进展

中国人才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 古恒宇 , 1 ,
  • 林瑶 , 1, * ,
  • 高权 2
展开
  • 1.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 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林瑶。E-mail:

古恒宇（1994—），男，广东广州人，研究员/助理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口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5-04-28

  修回日期: 2025-09-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012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5712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4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790032)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3QNRC001)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Talent Geography in China: Progress and prospect

  • Gu Hengyu , 1 ,
  • Lin Yao , 1, * ,
  • Gao Quan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4-28

  Revised date: 2025-09-14

  Online published: 2025-12-16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0127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57129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240)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23YJC790032)

Young Elite Scientists Sponsorship Program by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3QNRC001)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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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摘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空间流动和再分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及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深刻影响着区域竞争格局。作为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方向，中国人才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010年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人才地理学沿革和最新进展，解析关键概念及总结学科属性与发展脉络，从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特殊类型人才的分类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从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和空间效应机理入手解析中国人才分布与流动的关键机制，从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人才红利地理、全球人才流动3个角度展望中国人才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人才地理学议题的内涵与理解，为中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思路。

关键词： 人才地理学; 人才分布; 人才流动; 人才红利;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古恒宇 , 林瑶 , 高权 . 中国人才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 2026 , 46(1) : 92 -104 . DOI: 10.13249/j.cnki.sgs.20250492

Abstract

Talent is the primary resource for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on are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regional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fostering innovation capacity, thereby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shaping the geography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As an emerging yet rapidly expanding branch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Talent Geography in China originated in the 1980s and has accelerated since 2010 under the combined for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 expansion, and policy-driven regional competi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d integrative review of its disciplinary evolution, key concepts, analytical traditi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bases, while synthesizing research progress across multiple categories of talent, including highly educated talent, skilled labor,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special-type talent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creative workers. It further distills the core mechanisms shaping talent distribution and mobility from 4 dimensions: economic push-pull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wage differentials and job opportunities; place-based amenities reflect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 livability;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interventions embodying China’s government-led talent strategy; and spatial effects manifested in spillovers, non-stationarity, and intercity interactions collectively structure China’s complex talent landscape. Looking ahead, this paper identifies 3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advancing talent geography research: 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capture the diverse spatial behaviors and development roles of different talent groups; establishing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talent dividend geography to evaluate how talent-driven gains vary across regions; and deepening the study of global “talent ocean currents” to understand China’s evolving position within worldwide talent circulation networks. By integrating historical review, mechanism-based analysis, and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talent geography and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implementing China’s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through talent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lent Geograph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lent; talent migration; talent dividend; China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各国不仅注重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更加关注新技术、新思想、创新创造能力等无形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均与人才紧密相关[1]。在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背景下，人才已成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①。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包括直接落户、购房补贴以及生活补助在内的一系列人才政策，其核心目标是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抢占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2-3]。人才已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可能成为当今少子化、老龄化等难题的破局之道[4]。
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在各尺度地理单元之间的流动深刻影响区域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5-6]，成为影响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也将重构国际科技、产业竞争的权利秩序。人才影响区域发展差异，并能催生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科技追赶乃至超越[2,7]。在学界，尽管人才的地理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等议题受到了持续关注，但人才地理总体上尚未发展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研究分支，存在人才群体界定不统一等问题，致使对人才地理的驱动机制缺乏统一共识，亟须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推动人才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

1 人才地理学沿革

1.1 人才地理学学科属性

1.1.1 人才的概念界定与分类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https://www.qstheory.cn/tbzt/gjzcqrcfzgy/，数据下载日期：2025-03-11）将人才定义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实证研究中，受教育程度被作为人才界定的核心指标[8]。然而，这一标准存在一定局限：首先，高等学历并不必然等同于专业胜任力，许多岗位所需的实践技能往往通过工作经验积累获得；其次，统一的学历标准忽视了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导致的培养质量差异[9]；最后，这一界定方式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背景缺乏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群体的人力资本价值。
广义上，人才地理学中的“人才”可被定义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的劳动力个体[10]。区别于其他学科，人才地理学对人才的定义不仅局限于人力资本，更强调个人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文化多元性以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关注人才流动、集聚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具体分类上，人才不仅限于高学历群体，还涵盖专业技术人员等技能型人才，以及具备创新能力并能取得创新成果的创新创业人才与特殊人才。

1.1.2 人才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人才地理学是研究各类人才空间分布状况及其规律性的新兴学科，属于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综合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学科特点，交叉领域覆盖区域经济学、空间人口学、人才学、组织行为学、科学学等。基于区域经济学视角，劳动力的地区迁移是运输成本影响下的产业集聚与地区竞争拥挤效应的综合结果[11]。劳动力迁移与产业迁移息息相关，随着运输成本的增加，集聚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和消费多样化寻路成本下降显著，促使劳动力向特定区位集聚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结构[12]。人口研究中的另一重要学派——空间人口学则强调将人才的地理分布看成一个有机的空间过程，需运用多源大数据技术方法，研究人才迁移的动机、格局及效应[13]。人才学是管理学视角下以人才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侧重从组织的角度研究如何有效吸引、激励、培养和留住人才，以提高组织绩效[14]。组织行为学侧重研究人才的工作动机、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15-16]。科学学则聚焦科技人才，探讨科技人才的培养、流动规律及其对科学生产力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如通过科学计量学分析科学家的生产率、影响力和合作网络及其对科技发展的贡献[17]。
人才地理学遵循“格局–过程–机制”的研究范式，聚焦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强调运用专题地图定量揭示人才的流动现象、区位选择行为的空间特征与隐含机制。人才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以下方面：①研究人才在地区层面的分布、流动与集聚，以及其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②关注人力资本、技能和创新性思维资源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③探讨有技能和教育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对经济活动和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人才地理学不仅扩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空间解释，也深刻体现了地理学中经典的人地关系理论，涵盖了空间、区位、集聚、地方、格局、区域和流动等核心地理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随着GIS的快速发展，地理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精确性显著提升，地图可视化技术也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运用地理学的概念框架、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探究人才问题，已成为人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式。

1.2 人才地理学发展脉络

对人才地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英国学界普遍对英国正遭受的人才流失困境产生忧虑[8]。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尤其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开始关注高学历人才的迁移[18]，但关于高技能人才迁移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文献逐渐出现于人们视野[18-19]。与此同时，英国地理学家协会（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IBG）成立了国际技术移民工作组，通过制定研究议程确定了大量潜在、重要和可行的研究主题。在分析国际技术移民的机制时，传统的宏观经济移民理论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学观点被取代，而中观层面的制度观点（如跨国公司）被学界关注[20]。同期，人才地理学传入中国，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今名人的分布及迁移特征展开研究[21-23]，成为中国人才地理学早期的研究启蒙。20世纪90年代，人才地理学领域涌现出大量实证研究，高技能人才迁移的特征和机制在此时得到系统探讨。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之外，行为方法和制度方法也被广泛用于解释高技能人才流动的背景、机会以及个人和家庭的决策与动机之中[17,19]。尽管人才迁移的议题在此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除了Fielding的“自动扶梯区域假设”[24]，以及Greenwood的美国国内州际人口迁移研究框架[25]，其他相关研究相对忽视了国家及洲际内部的人才迁移问题。进入21世纪，地理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积极地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为人才迁移的研究引入了广泛、及时与可行的主题[6,13]。与此同时，跨国主义、全球–地方关系、流空间等话题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人才地理学科的快速发展[26]，聚焦国家内部的人才迁移研究逐渐兴起。

2 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

2.1 高学历人才的地理分布与空间流动机制

国内研究普遍定义高学历人才为拥有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27-30]。中国高学历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不均衡地理分布格局——人才集聚度与城市行政等级具有正相关关系：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高行政级别城市形成了强大的人才虹吸效应，而普通地级市则面临高学历人才占比持续偏低的困境[28]；在集聚程度方面，则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人才主要集聚在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人才相对匮乏，西部地区则严重缺失[27,30]；同时，各省内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中心集聚，边缘短缺”现象[28]，而城市群则是人才集聚的高地[27-29]。21世纪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有序推进，高学历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有所缓解[28-29]。进一步对高学历人才内部的学历梯度等级进行划分，研究指出，人才集聚的不均衡程度呈现学历梯度效应，各学历层次人才集聚的空间差异均呈现逐步收敛态势[4]。
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是当前影响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29]，高学历人才迁移的动机以就业为主要导向，人才基于对薪酬水平、职业发展空间等经济性因素的理性评估，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区域向边际收益较高的区域进行迁移[28]。除经济因素外，生活质量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Graves的均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解释中国高学历人才流动机制[30]，该理论强调舒适物在人口迁移决策中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高学历人才对地方品质的诉求逐渐增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消费场景、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优质的生态环境，正逐步成为城市人才竞争力的核心要素[27]。

2.2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机制

作为特殊的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因其应届生身份在区域人才争夺中占据关键地位，成为各大城市重点吸纳的对象。自2017年起，以新一线城市为主导的人才竞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持续升级[31]。
受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呈现东部导向和中心城市指向特征，其中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构成了毕业生就业选择的主要目的地[32]。然而，高昂房价与低居住满意度等“大都市化陷阱”使毕业生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逐渐下降[31,33]。此外，就学地对毕业生产生黏滞作用[34]，如上海作为就学地展现出强大的人才虹吸能力，而其周边则呈现显著的人才净流出特征[32]；二线城市正逐渐成为大量毕业生向更发达城市流动的“跳板”[35]。
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受地区经济因素、舒适度因素和个人及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呈现复杂性[31,34-35]。另一方面，人才政策也是影响就业迁移的重要拉力，其中落户政策最受关注，租房补贴政策较购房福利政策的吸引力更强[32]。同时有研究指出，面临人才流失的城市虽渴望通过出台引才政策破局，但收效甚微[35]，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虽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但仍能吸引毕业生大量流入。这种以人力资本集聚为特征的空间分布格局强化了“马太效应”，可能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进一步扩大[35]。可见经济水平与城市舒适性是影响毕业生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而现行人才政策在引导毕业生流动配置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31]。

2.3 技能型劳动力流动、再分布与区域发展

技能型人才指具有一定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专业职业的人口[36]，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组织实施的“技能中国行动”，推动学界人才研究的焦点从高学历逐渐向技能型人才转移。
目前，对于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定义主要从最高学历和从事职业2个角度来解释。依据最高学历、适龄劳动年龄和工作状态定义高技能劳动力的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省际迁移格局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的演变[37-38]。依据从事职业差异划分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技能劳动力的研究发现，2类劳动力均呈现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但高技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大城市群，一般技能劳动力则在东南沿海和中西部省会城市集聚；至2010年后，一般技能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性更强，但高技能劳动力整体分布更分散[39]。
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技能劳动力迁移均呈现显著的经济机会导向特征[40]。其中，经济因素对一般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高于高技能劳动力，但地方品质因素对高技能劳动力跨省迁移的促进作用则要高于一般技能劳动力[39]。社会关系在劳动力永久定居意愿中的作用也得到关注，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往往受到与亲属、原籍社区、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显著影响[41]。
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不仅促进了迁入地的知识外溢和创新效应，还增强了地区产业集聚与关联，推动了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人员结构优化[42]。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会产生自我增强的累积效果，推动知识生产的多样化，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也会在报酬递增效应下促进内生经济增长[43]。然而，高技能劳动力的单向迁移可能降低迁出地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正外部性，进而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态势[36]。

2.4 特殊人才地理流动

2.4.1 科研人员及高层次学术人才地理流动

科研人员与学术人才的流动路径既包括传统的工作单位变更，也涵盖以客座教授、兼职教授、访问学者等身份开展的跨机构科学交流与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高度不平衡和空间集中的格局，这类特殊人才高度集聚于一线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44]；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是中国3大科研人才中心，区域创新产出与科研人才的分布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45]。全球尺度下，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在工作阶段的跨国流动主要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引用越高的科学家移动意愿越强烈，且在跨国流动时地理距离已不具备摩擦作用；全国尺度下，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是科研人才流动的主要迁入地[46]。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流动主要受薪酬水平和就业市场状况等经济因素驱动，而中高级职称科研人才的流动则更多取决于医疗资源、公共服务质量以及人才政策等综合性因素[47]。在东部地区，空气污染阻碍科研人才流入；而中西部地区的绿化水平则表现出强大的拉力[44]。
1998年，胡兆量和王恩涌等学者开始关注教授和院士群体的人才分布与迁移，总结其分布特征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江浙一带最密集”[21]；基于1986—2016年中国顶尖科研人才的流动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和制度完善（如职称评定与晋升）是吸引该类人才流入的主导因素[48]。虽然院士群体的求学地和初次工作地呈现分散趋势，但其工作地变更向北京、上海等东部国家中心城市流动，呈现明显的指向性和空间集聚性[48]。

2.4.2 创意阶层地理流动

中国学者对创意阶层定义不一，但普遍认同其核心特征在于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并能产出创新成果[49]。创意阶层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家级城市群以及区域性核心城市[49]，其中北京作为典型代表，吸引了大量文艺和科研人员，形成了独特的“北漂”现象[50]。崔丹等提出，中国创意阶层空间分布呈现以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集聚中心的“核心–边缘”模式：东部地区仍是创新型人才的集聚区，但已出现向西部扩散的趋势，而东北地区则面临创新型人才增长乏力的困境[51]。在城市内部，创意阶层主要集中于创新产业发达地区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周边[52]。除经济因素外，区域政策支持、社会舒适性以及休闲舒适性对创意阶层分布的影响日益凸显[51]。

2.4.3 技术及科技人才地理流动

作为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技术及科技人才的地理位置与流动性对知识积累与传播、企业创新效率及生产率差异具有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科技人才在省际尺度上呈现趋于集聚的空间格局，行业创新能力显著促进了人才集聚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间的竞争性流动[53]。在影响因素方面，政府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具有快速而显著的引导作用，但地区生活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工资的吸引力[54]。

2.4.4 来华留学生与归国人才地理流动

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周边国家和美国，本科生与研究生占比相对均衡[55-56]。国界接壤与学历互认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为贸易协定[55]。就来华留学生城市区位选择而言，留学生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近年来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56]，城市等级成为区位选择的核心吸引力因素。
归国人才的回流对地区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等诸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57-58]。研究对象维度，从早期的泛化留学归国群体逐步聚焦到海归创业者、企业高管和高校教师等特定群体；研究领域维度，经历了从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向经济增长与企业效益的拓展，并进一步延伸至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认知演化等更深层次的研究主题[57]。驱动机制方面，原籍国经济发展势头、引才政策及市场机遇是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社会关系网络（如亲属关系、校友网络和地缘纽带等）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对回流空间决策产生显著影响[57]。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海归人才更容易实现跨地区流动，回流后更有可能成功地再次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经济结构[58]。

3 中国人才地理流动关键机理

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人才跨区域流动兼具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双重原因[26]。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本文将围绕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空间效应机理梳理中国人才流动的动机。

3.1 经济推拉机理

区域经济因素的差异是人才流动最主要的驱动力，具体体现在：①工资差异和就业：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和失业率差异是驱动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首要动因[27,39]，就业岗位匹配也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东部地区大量高技术型工作岗位的设立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集聚到东部地区；高技能人才在就业过程中除了关注收入水平，还重视岗位与自身知识技能的匹配程度，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区域选择则更多取决于工作机会差异；大城市中的集聚经济会导致“工资溢价”，使得大城市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40]。②投资差异：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59]。③地区住房价格水平差异：地区相对住房价格水平差距是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36]，房价对各省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比值（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影响有差异，表明房价上升对人才迁入具有“门槛”效应[60]。

3.2 地方品质机理

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角度来看，因区域不可移动品产生的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迁移产生作用，可被归纳为地方品质效应。地方品质与人才流动关系的研究始于1954年Ullman提出的“舒适物”概念，定义城市舒适物为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的综合性要素体系，而人才倾向于向城市舒适物指数较高的区域流动[61]；随后Graves的均衡框架指出，地区间劳动力报酬的差异是对地区舒适度差异的补偿，劳动力迁移的本质动因是对地区舒适度的需求[62]。
作为地方品质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地方舒适性因素主要考察地区的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包括温度、湿度、日照等），这些因素被发现与人口迁移、人才集聚乃至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密切联系。然而，人才对纯粹的自然舒适度偏好在一些文献中被质疑[63]；相反，便利的、高质量的城市服务舒适度被认为与人才集聚和区域创新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且研究已证实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一流大学毕业生、高技能劳动力受上述因素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33]。与西方城市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不同，中国城市舒适物体系呈现显著的物质导向特征，如商业设施完善度和交通可达性构成当前影响城市舒适物水平的核心要素。这一差异折射出中国仍处于以物质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阶段[64]。
目前，尝试对比经济因素和地方品质因素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效应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且数据严重落后于实际需求[37]。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讨论不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框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制度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政策抓手。例如，户籍制度绑定着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权，同时也体现着迁移者的社会身份认同，极大限制了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因而，在考虑人才迁移时，制度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

3.3 政策驱动机理

与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人才流动不同，中国的人才政策呈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在中国，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主导的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有显著影响，这些政策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响应过程。

3.3.1 精英化

人才的流动往往受精英化政策的驱动。精英化政策的特质在于通过提供超越普通劳动力待遇的特殊优惠和奖励，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其核心在于突出差异化待遇，侧重于物质激励和地位象征。中国的精英化政策主要包括：①直接经济激励，如深圳市通过提供高额科研经费，成功吸引了一批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科学家；②税收优惠，如上海出台的《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①提出“实施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③职业发展支持政策，如国家级人才工程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的职称评定等支持措施[65]；④生活配套政策，如北京中关村为顶尖人才提供专属医疗、子女入学等“一站式”服务。
然而，精英化人才政策的实施也面临挑战和争议。精英化政策往往与城市发展水平及地方财政收入有关，这就导致华东和华南地区作为主要流入地，持续吸引大量高端人才集聚而中西部地区面临人才流失加剧的“空心化”危机，东北地区则陷入人才吸引力持续下降的发展困境。从组织层面看，精英化政策显著加剧了人才竞争态势；而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视角考察，精英化机制驱动的人才流动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增值效应尚未充分释放，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竞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3.2 市民化

市民化人才吸引政策的特质在于赋予人才当地市民的基本权利和福利待遇，降低其在迁入地的生活成本和制度障碍。市民化机制强调平等融入、制度性融入，核心是通过户籍、社保、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消除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人才能够以“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发展红利。然而，市民化人才政策的实施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政策的公平性问题——例如传统的积分落户制度可能导致差别化待遇，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其次，市民化政策需要与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协同推进，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因此，未来的市民化人才政策需要在公平性、可持续性和协同性等方面进行优化。

3.3.3 本地化

本地化政策核心目标是帮助人才融入当地社会，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实现长期留才。本地化机理更注重文化和情感层面的融合，反映了中国政府在人才政策中的细致考量，其主要特征和作用机理体现在：①通过文化活动和交流平台，帮助外来人才了解当地文化，降低文化障碍和信息不对称；②支持成立同乡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为人才提供社交网络支持，增强其社会资本，有利于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③通过促进本地人才与外来人才的交流互动，提升地区的创新能力。
各地本地化机制的实施主要由当地政府主导，体现了地方政府在人才引进中的积极作用。如成都的“蓉漂计划”除了提供住房补贴等物质支持外，还组织文化节帮助外来人才了解成都文化。这些政策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人才需求的敏锐把握和快速响应能力。然而，本地化人才政策的实施也面临一些挑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对本地化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过于统一的政策可能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本地化政策时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忽视了文化融入和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性[66]。

3.4 空间效应机理

3.4.1 空间溢出

空间溢出是人才迁移中常见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中介机会模型与竞争目的地模型：前者认为两地之间的劳动力迁移规模与两地之间的中介机会成反比，而与两地距离之外的机会成正比，后者强调迁移者在候选目的地子集中进行选择，彼此邻近的目的地会产生竞争效应[67]。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体现在：中介机会效应下，由于经济和地方品质因素的空间关联性，邻近区域的人才迁移呈现显著的空间趋同特征；目的地竞争效应理论进一步揭示，人才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目标区域的经济与地方品质，还受到邻近竞争区域相关特征的显著影响，且距离越近影响越大[36]。整体而言，人才迁移因这些空间溢出因素与周边地区迁移产生关联，同时人才对地区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也促进了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迁移流的空间关联性，使人才迁移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比传统人口迁移更为显著。
研究表明，无论是区域迁移还是空间分布，中国各类人才都呈现出显著且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高知识密度与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不仅能够有效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还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区域形成次级高技能人才集聚区，构建起区域人才发展的梯度格局[53]；高校毕业生就学地之间和就业地之间均存在正的溢出效应，而就学地周边与就业地周边之间存在负的溢出效应[44]。

3.4.2 空间非平稳

空间非平稳性是地理学第二定律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外延特征。由于地理区位差异，各驱动因子在人才迁移与空间再分布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呈现出空间异质特征。相较于非城市群，城市群的地区行政等级对人才密度和人才占比的影响更大。这源于城市群中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其集聚了大量企事业单位总部、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因其人才政策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强大的综合吸引力[39]。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人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显著提升，这种需求层级的跃迁导致其空间选择偏好发生转变，更倾向于选择舒适度较高的城市定居[64]。由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明显优于西部内陆城市，人才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水平更加敏感；而空气污染程度对人才集聚的负向效应则在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得更为明显[36]。此外，西北、东北地区高校数量对科研人员分布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反而在南方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44]。

3.4.3 空间相互作用

在人才流动的动因研究中，“推拉理论”最为常见。其基本原理是：人才自发性的跨区域流动是迁出地相对劣势的“推动型”因素和迁入地相对优势的“拉动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理论，引力模型及其改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测度人才城市间迁移的空间相互作用，已有研究证实了两地空间距离对人才迁移的阻碍作用[27,33]，但相比普通劳动力，人才迁移受地理距离制约较小；此外，两地人才存量、社会网络联系也被证明对迁移流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6,40]。近年来，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日益强调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势差效应”，即迁入地只要在某些维度上相较于迁出地具有更高水平的位势，就有可能促进人才的流动，但过大或过小的知识或经济“势差”会削弱其对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2]。

4 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展望

本文从学科定义、研究内容、关键机理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人才地理的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中国人才地理研究的重点领域，在丰富中国人口地理学议题、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深化的过程。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人才地理学研究仍需不断创新和拓展。未来，中国人才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向，以期为中国的人才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4.1 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

人才群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类型的人才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贡献和需求也各不相同。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才地理学理论框架，需要系统考察3个核心维度：①应深入分析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规律、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指导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②需构建基于抽象空间的人才集聚距离衰减模型，重点关注人才需求特征与日常生活、工作环境的时空演化关系；③必须深入探究人才与城市群的互动机制，包括人才流动对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作用、城市群人才累积循环的协同效应及其潜在风险——例如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人才过度集聚可能引发人才泡沫和恶性竞争，同时加剧边缘城市的人才流失，这种极化效应将制约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深入研究中国人才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人才流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制定差异化的人才政策和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发展阶段。

4.2 人才红利地理

人才红利（talent dividend）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及其充分利用，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持续性贡献，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往往与城市等级、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要素密切相关。例如，一线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浓厚的创新氛围，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人才红利，相比之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则面临人才流失和红利匮乏的困境。因此，人才红利地理学的研究可以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人才红利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人才红利的测算：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的人才红利进行量化评估和空间分析，揭示人才红利的地理分布格局和演化趋势。②人才红利形成机制研究：探讨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创新生态等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人才红利的积累和释放，尤其是后发地区对先发地区的追赶和超越过程中如何盘活人才存量和增量的红利效应。③人才红利传导效应研究：关注人才红利如何通过空间溢出、产业链接和知识扩散等途径在区域间传导和扩散，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人才红利的地理分布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化。近年来一些新兴城市和城市群通过优化人才政策和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正在快速积累人才红利，改变着传统的人才红利地理格局。因此，动态监测和预测人才红利的空间演化趋势，对于制定前瞻性的区域人才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人才红利地理学还需要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人才红利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人才体系提供科学指导。

4.3 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格局中的地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国际人才流动现象日益显现。各类人才在全球各国及地区间流动形成的规律性、周期性地理特征可被类比为全球人才洋流现象[68]，对全球人才洋流格局的系统研究和未来动向的精准把握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目前，已有诸多学者从留学生、技术移民、科学家等角度对全球人才洋流展开研究[65-68]，揭示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人才洋流中扮演的重要锚点和目的地角色。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https://databrowser.uis.unesco.org/，2025-02-13）显示，自1999—2018年，全球国际留学生人数从200万人增加至560万人，越来越多的留学机会已向诸多新兴发达国家转移，未来，这些国家将扮演更加重要的地位。也有学者揭示出中国制定的一揽子海外引才战略对全球人才洋流中外来人才的吸引力[68]。因此，需要从人才地理学、世界地理学等学科交叉的视角，运用更多源的大数据及模型，评价全球人才洋流中的中国地位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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