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治理

王博林; 白凯

doi:10.13249/j.cnki.sgs.20241037

地理科学 >

2026 , Vol. 46 >Issue 1: 179 - 190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41037

人文经济地理

中国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治理

王博林 ^,¹ ,
白凯 ^,¹^,²^,^*

展开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2.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119

白凯。E-mail: bkshaanxi@163.com

王博林（1995—），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E-mail: 2819504957@qq.com

收稿日期: 2024-09-22

修回日期: 2024-12-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16

基金资助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D051)

版权

收起

Governance of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 of five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 China

Wang Bolin ^,¹ ,
Bai Kai ^,¹^,²^,^*

Expand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2. Shaanxi Tourism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22

Revised date: 2024-12-30

Online published: 2025-12-16

Supported by

National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Fund Key Program of China(23AZD051)

Copyright

Fold

摘要

采用TPSN空间关系框架和三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理论，将领域、地方、网络、尺度的空间关系和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文化实践的文化构成进行交叉分析，明晰了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对应治理方略，探讨了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5个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的突破方向与行动路线。研究发现，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遵循地方引导型和网络引导型2类空间生成顺序，且因现实差异分别形成了地方、尺度和网络3个空间关系治理重心。同时，各类空间关系的功能内涵在不同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情境下保持着较高一致性。地方关系承载着绝大部分文化资源，是国家文化公园吸引力的关键内核。领域关系体现了多元权力主体对地方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初步规定了各类治理对象的运行规则和调整手段。尺度关系重点聚焦各类要素在不同空间层次上的嵌套组合，是衔接并整合治理领域的关键工具，而网络关系则有效确保了其他空间关系正常运行，是贯穿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全过程的基础性关系。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 文化空间; 多维空间关系; 空间关系治理

本文引用格式

王博林 , 白凯 . 中国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治理[J]. 地理科学, 2026 , 46(1) : 179 -190 . DOI: 10.13249/j.cnki.sgs.20241037

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n innovative outcome form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rge-sca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ources in China, through localization practice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ultural space, this study adopts the TPSN spat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structure theory, utilizes Cross-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dimensions of territory, place, network, scale,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ultural material carrier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nd constructs a general governance logic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urthermore, the breakthrough directions and action routes for the spatial relations governance of the 5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have been explore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current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ollows 2 types of spatial generative orders: place guided order and network guided order, and due to differences in practical conditions, 3 spatial relations governance focuses have been formed: place, scale, and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ctional connotations of various spatial relations maintain high consistency in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governance contexts. Place relations are the main carrier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onstitute the key core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erritory relations reflect the recognition and adjustment of place relations by diverse power entities, and preliminarily stipulate the operational rules and adjustment methods of various governance objects. The scale relations focuses on the nested combination of various spatial elements and their governance strategies at different levels, which is a key tool for connecting and integrating governance fields. Network relations are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 that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other spatial relations and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governance.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ultural spac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 governance of spatial relation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新时代情境下赓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性工程，是由中国独创的一种新型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模式^[1]，其治理过程和行动势必面临一系列新难题和新挑战。首先，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空前宏大，往往横跨数个乃至十数个省级区域，内部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文风俗、产业经济等情况千差万别^[2]，这为建立统筹发展全局、服务国计民生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增加了难度；另外，国家文化公园嵌入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3]，与经济、社会、政治、民生等系统相互交织，其所囊括的诸多元素和结构也是其他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担负着内涵多元且彼此竞争的发展使命。这种复杂性和嵌入性特征注定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不能在传统静态理念范式中抱残守缺，必须开创更具动态化、灵活化的新型治理体系。

空间关系作为各种地理元素之间的异质性、变化性、多空间性关联，可深度诠释空间中各类现象、结构、过程和效应^[4]。基于此的多维空间关系论，认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多维空间关系在特定场域中联结、竞合和诱变的结果^[5]。在应对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挑战方面，多维空间关系论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空间关系治理能促进多元行动者之间的诉求协同，减少因恶性竞争引发的负向博弈，最大程度上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共赢^[6]；二是空间关系治理聚焦地理要素间的动态联系，主张从特定情境中分析各种空间关系的结构约束性生成路径^[5]，实现对现象、结构和趋势的深层诠释与调控；三是空间关系治理重视网络化、全局型思维，强调对某种空间关系的调控必须考量其他相关关系。这一主张可对接国家文化公园的嵌入性特征，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紧密衔接。由此，本文在对接国家文化公园战略定位与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利用TPSN[领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和网络（Networks）]空间关系框架分析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理念和举措，明晰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5个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的行动路线，进而为国家文化公园的高水平建设提供支持。

1 研究进展

1.1 空间关系与TPSN框架

空间关系既关照地理元素在物理空间区位和社会活动网络之中的相应位置，也考察该元素与其他元素之间的联系目的、性质、路径和效应等^[7]，呈现出一种兼顾“固定区位”和“相对网络”的折中式内涵。以空间关系为认识和治理工具，既能通过空间统一性和邻近性诠释同一空间中现象、结构和过程的相似性^[8]，又能突破人为划定的地域边界，洞悉各类行动者及其内在联系在地理空间中的关键作用^[9]。在此基础上，空间关系在诠释和优化文化空间运转模式方面拥有强大的理论张力，并形成了两派观点：一种是单维空间关系论，认为存在一种关系在空间演变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10]，如Marston以尺度作为分析工具，探究了社会再生产与消费空间的发生机制^[11]。另一种是多维空间关系论，主张复杂的空间现象和活动最终源于2种或多种的空间关系^[12]。相比于单维论点，多维空间关系论坚持运用更丰富的概念工具，关注多种空间关系在特定范围内的耦合与竞争，在避免概念泛化的同时，有效诠释各类空间现象的生成机理和演变规律。

多维空间关系论中，TPSN空间关系框架是颇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5]，该框架认为领域、地方、尺度和网络是最能解释社会文化空间的4类关系，并且灵活开放地界定了4者内涵：“领域”通过构建内外分界线划分区域，领域内的各类要素遵循特定的组织关系，形成独特的空间模式；“地方”以地理邻近性、空间嵌入、地域差异和地方认同作为驱动力，实现对要素的组织与整合；“尺度”指社会文化空间的垂直分化所生成的关系类型，是组织地理空间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工具；“网络”是由网络节点及其间的关联所构成的关系类型^[13]。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领域和地方关系，与其他知识体系中的既有内涵存在差异。地方被赋予了相对狭义的内涵，它不是被社会化建构而来承载一切事物的“人化空间”，而强调将治理行为与活动排除在外的原生性地方关系。领域则具有更显化的治理属性，不仅指涉与外界存在显著差异的均质区域，还强调为维持这一均质区域而构筑的制度、契约等权力形式^[14]。

1.2 基于TPSN框架的文化空间解析

以空间关系为认识工具，文化可被看作是那些形成于社会交流、社会再生产和秩序建设等活动的符号意义系统^[15]，并表现为跨时空背景下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关系结构^[16]。正如Geertz所言：“人是一种悬浮在其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文化便是这个意义网络”^[17]。基于各种复杂交织的关系拼装过程，文化可划分为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践3个部分^[18]。文化物质载体是将符号意义系统具象化的物质客体，是文化介入并塑造外在空间的有形化见证^[19]。文化表征是经由语言、文本、图像等形式对符号意义进行的再理解和再生产^[20]，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表征主体对文化的系统性凝练，能有效反映各类社会群体与被表征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实践建立在文化主体的认同基础之上，融入文化主体的日常化行为活动，是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现实基础。

作为多维空间关系的重要成果，TPSN框架可通过2种路径实现对文化空间的有效治理：一是把握多维空间关系的性质。空间关系的性质关乎文化空间的存在形态^[21]，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文化空间的开发模式、群际关系和利益分配。二是把握各类空间关系的应有作用。当前研究针对该话题主要秉持固定论和情境论2种观点。固定论认为领域、地方、尺度和网络4种空间关系各自发挥着特定作用。如Gailing等认为地方是空间中最重要的关系，领域是权力和制度对地方关系的确认和声明，尺度影响着其他空间关系的扩展与收缩，而网络则被看作一种贯穿空间生成过程的额外支持性关系^[13]。相比之下，情境论主张所有的空间关系都不具有先验的特殊地位，彼此间的关联机制也要视空间情境而定^[22]。固定论和情境论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语境下，尚未得到充足验证，应对其保持悬置态度。

TPSN框架面向人类社会空间的基本组织关系，而“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文化实践”的三元构成则是对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特性的基本关照。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定位和实际情境下，将2个理论进行交叉分析，可探析不同文化结构与多元空间关系的结合点，以结构化方式梳理大尺度文化空间关系的治理逻辑。由此，本文尝试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定位与学理基础，探究多维空间关系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物质载体、表征和实践的治理方略，寻求不同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治理的重点、方向和逻辑，从而为大尺度文化空间建设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参照。

2 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对应治理方略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工程，相关工作必须确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协同释放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2/05/content_5458886.htm）。本部分先行确立地方、领域、尺度和网络4类空间关系的优化治理目标，然后在国家文化公园情境下探索它们对接“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文化实践”的治理主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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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对应治理方略

TPSN为领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和网络（Networks）

Fig. 1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logic of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2.1 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关系治理

TPSN框架中，地方被视作通过地理邻近、历史源流、利益共创等共生性关系，将各类行动者在特定空间中整合起来的独特关系体^[23]。地方关系是前治理阶段中各种元素及其结构的原生呈现，如古建、文物、民俗、艺术等资源要素，生成并发展于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中，是国家文化公园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对象。同时，各元素在地方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联系，打通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间的关联通道，使文化具备存在、传承和传播的土壤。

对前治理阶段中文化元素组织结构的关注，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治理应确立重引导、重协调的思路。通过减少对原生地方关系的过度干涉，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的高水平保护，响应“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策理念。由此，国家文化公园地方关系治理应确立“功能独特、意义根植”的治理目标^[24]，深入探究地方关系的结构、属性、环境和发展历程，整合新技术和新理念促进地方文化资源的高水平保护与利用。对接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践，地方关系治理应分别确立如下方略。

一是推动地方实体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优化利用。重新界定实体文化资源的基础概念和应有类别，建设全天候资源监控网络和卫星遥感监测体系，更新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实体资源谱系和资源清单体系。厘定各类实体文化资源的开发规范，强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发主体的资源保护意识，完善实体文化资源开发引导和监管制度。二是对接地方实情进行表征重塑与提升。把握地方中“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簇，以历时性视角生产紧密切合地方实际的文化表征。尊重当地居民的主人翁权利，在表达方式、表征内容、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充分体现居民的文化诉求，夯实国家文化公园表征体系的群众基础。三是在生活层面上促进地方连续性的保持与强化。合理推进地方要素产业化和产业要素地方化，发展旅游、餐饮、文创、农副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推动地方性培育同居民生计发展相结合。将地方特色文化注入“文化下基层”等惠民活动，从改善人居环境、丰富休闲活动、优化社交空间等领域发力，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展示地方特色。

2.2 国家文化公园的领域关系治理

领域关系是人类在空间中配置和使用权力的重要依靠^[25]，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行动者在连续空间上设置边界，划分区域，并在边界内开展准入管控、权属划分、物质调配等活动时所形塑的一类空间关系。领域划分建立在地方关系的形态结构之上，成熟的领域边界往往与原生性地方相贴合^[26]。

受地方本底差异的影响，不同领域在资源属性、权责归属、社会形态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因此，国家文化公园领域治理应锚定地方本底来优化领域关系，既要推进生产要素权属的科学划分，明确多元群体的享有权利和应有责任，也要关注文化领域边界的渐变性特征，灵活采用“模糊边界”处理过渡区域的复杂情境^[27]。同时，应以制度建设强化领域关系的执行效力，将各方力量整合进统一的领域系统中，发挥领域对地方关系的塑造作用。国家文化公园的领域关系治理应推进：① 加强领域边界的清晰化和有形化塑造。依据权属法定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建立多元归属、多方互惠的文化物质载体权属划定方案。强化设施、建筑、标识等实体要素中的文化色彩，推动文化物质载体特色化建设，打造“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领域边界。② 推进注重价值引导的文化表征治理。文化表征的领域治理需要兼顾地理空间层面的去领域化和价值层面的领域化，既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表征在全国乃至全球层面传播，寻求表征意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衔接，又要运用各种新闻和教育渠道在公众心理认知中建立“价值-空间”的图式结构，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和特定文化意涵深度绑定。③ 落实基于内部群体实践调控的领域内核塑造。通过明辨内部群体文化实践的行为规律和活动特征，对照区域内的资源赋存、地理区位和制度积淀，双向动态优化文化实践和领域格局。结合“十抵制、十提倡”活动，坚持服务人民群众生活的价值导向和对接地方文脉的传承导向，引导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区域内的民俗、乡约等非正式规范良性发展。

2.3 国家文化公园的尺度关系治理

尺度是一组存在于特定领域内的行动者之间，由制度、资源、话语、身份等工具塑造而来，具有延展性和嵌套性的关系^[28]。尺度关系源于邻近地方或领域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多样性决定了邻近地方和领域之间存在差异，必须通过逐层归并进行整体认识和统筹管理，统一性则使这种逐层归并分析成为可能。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力量推动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宏大文化工程，其内部复杂的空间嵌套、多样的群际关系、丰富的资源形式，都为尺度关系在治理体系中赋予了重要地位。

对邻近地方和领域之间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注，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尺度关系治理必须平衡全局与部分的关系，重点推进尺度层级间的灵活交互和多元权力的梯次配置。推动信息、资源、技术等的跨尺度流动，释放不同尺度群体的能力和站位优势，从而优化决策权、所有权、使用权、监管权在不同尺度和群体之间的配置情况。具体可在以下方向优化国家文化公园尺度关系：① 推进跨地域的文化物质载体多方位整合。应结合文化受众的需求尺度，把握其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打造面向全球、全国、区域和本土受众的设施、场馆、文艺作品等文化物质载体。强化文化物质标识系统建设，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大尺度行动者和居民、企业、旅游者等中小尺度行动者的灵活交互，打造国-省-市-县4级文化物质标识体系。② 建设多需求面向的立体化文化表征体系。宏观表征要在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和中国成就；中观表征应强调对地方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加强区域地方性的话语凝练和表征呈现；微观表征应着眼于对接人的全面发展，塑造其文化自信和地方自豪感。③ 促进跨尺度文化实践的多层次协调。中宏观行动者应聚焦于文化实践治理的方针政策优化，而微观行动者应在平衡自身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选取最佳的文化实践活动。按照“提出问题、确定利益、吸纳同盟、行动动员”的转译步骤^[29]，推动优秀文化实践的尺度跃升和尺度下移，促进国家文化公园优秀文化实践的跨尺度交流与传播。

2.4 国家文化公园的网络关系治理

空间关系治理视域下的网络，是由各类行动者及其间的复杂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拓扑式结构^[30]。网络作为TPSN框架中最具延展性的关系类型，与其他空间关系的联系机制更加灵活，微观网络由少量地理元素及其间关系组成，是构成地方关系的一类基本结构；宏观网络则以地方和领域为节点，形成规模宏大且包含复杂尺度层级的空间结构。可以说，网络关系在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深度影响着其他空间关系的生成与发展。

网络关系在联系不同元素、地方和领域方面的功能，决定了相关治理工作应重点促成各种地理要素和单元之间的协同联动格局，具体应确立网络行动者地位的相对平等化、网络关系路径灵活化塑造、资源与信息的流畅精准传输3个目标。换而言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重点保障弱势行动者参与治理活动的能力，完善各类行动者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行使合法权利的路径渠道，促进政策、信息、资源、技术等的高效精准传输，具体在以下3方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网络关系治理。①以协商共建促进文化物质载体的联动开发。围绕文化物质载体开发利用的决策、建设、管理和监督过程，在权力、利益、信任等方面建立多元群体协商共建网络机制。瞄准文化物质载体的不可移动特性，通过交通串联、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式，编织快捷高效的文化物质载体空间网络。② 实施一核多元式的文化表征系统性引导。坚持国家在价值引领方面的核心地位，在“条块结合”的行政格局中明晰各部门和层级的具体职能，保障各群体合法生产文化表征的权利，充分发挥多元文化表征在展示国家文化公园发展面貌和建设成果、强化对建设治理工作的外部监督职能等方面的作用。③ 推进多类型文化实践自主化治理。尊重社区居民在传承和创新文化实践时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文化团体等其他行动者的合理合法参与，完善各类文化实践活动的政策、资金、设施、技术支持。依托传媒平台、惠民演出、宣传教育等方式，将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的各类文化实践整合为开放互鉴、共生互促的流动性网络，从而实现在差异之中寻特色、从交流之中求创新。

3 中国5大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治理的实践解析

当前设立的5个国家文化公园都属于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区，但彼此在文化资源类型、要素衔接方式、文化空间区位和文化核心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这也决定了5大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应在普遍原理上采取差异化的方略（表1）。

表1 5大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概要

Table 1 Summary of spatial relations governance in 5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主导空间关系	地方	地方	尺度	网络
空间关系的生成性顺序	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	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	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	网络-地方-领域-尺度
重点治理方向	长城遗产的全方位保护；长城精神和边塞文化的保护传承	传统地方及文化资源的保护；文化治理与流域治理协同推进	长征精神的活化传承与传播；长征精神与地方文化实践的融合	大运河沟通功能的延续和发掘；大运河遗产的挖掘、保护与活化
基本治理逻辑	基于遗产利用的“边塞”地方营造治理	多类型地方营建的协同化治理	多重尺度整合的顶层统筹式治理	多内涵网络重塑的功能提升式治理

3.1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基于遗产利用的“边塞”地方营造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不同历史时期长城及其配套设施遗址为基础的文化空间系统。以八达岭-慕田峪长城、山海关、镇北堡为代表的长城资源，文化内涵深厚，可观赏性强，理所当然地成为空间关系治理的出发点。这些资源首先与关系相近的其他元素组成微观网络，并在特定空间中拼装成具有特定功能和意义的地方。地方间在自然环境、资源属性、历史文化方面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彼此间形成或清晰、或模糊的边界，通过权属确证、区域规划等活动形成具有制度和规则的领域。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作用下，领域关系可以对接“中央-地方”的行政层级实现细分或归并，进而构建起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尺度关系体系和宏观网络结构。如图2所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各类空间关系，按照“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的地方引导型生成顺序发展和演变。虽然这种顺序可追溯到微观网络，但治理视角下的微观网络形式繁杂、内容琐碎，无法为空间关系治理提供精准有效的参考依据。因此，地方仍可作为地方引导型生成顺序的起始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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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PSN[领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和网络（Networks）]空间关系框架多维空间关系的生成性关联模型

Fig. 2 Generative association model of TPSN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

功能性层面，地方关系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主要源于地方关系中的长城文化资源。相比于其他国家文化公园资源类型，长城文化资源具有更为突出的历史性和可观赏性特征，因而治理工作应围绕长城文化资源的高效保护和地方关系的优化调整展开。通过强化各个地方在文物遗产、社会景观、产业经济等方面的连续性和独特性，可彰显地方之间的原生性边界，明确领域治理的现实基础。同时，更具特色的地方意味着更容易识别不同地方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助于建立起以地方为单元的多尺度治理网络体系，从而推动各类空间关系的有机整合。

基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特征，应确立基于遗产利用的“边塞”地方营造治理路径。围绕长城资源科学保护与利用，把握长城精神和边塞文化2个主题形塑地方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践，夯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本底。在此基础上辐射周边拥有长城物质遗存、长城文化底蕴的城镇和村落，构建带状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治理领域。在尺度治理方面，要围绕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保护性要求，采用垂直化、层级式的尺度管理策略，更新完善《长城保护条例》（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7907.htm）、《长城保护总体规划》（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2/09/content_5459721.htm）等制度体系，贯彻分段保护、整体监管理念，统筹管理各项保护开发工作。在网络治理方面，既要坚持以尺度关系统筹资源保护网络，将各类开发行为纳入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尺度保护体系之中，又须以扁平化理念构建多元群体共同参与的表征和实践网络，夯实长城文化的群众实践基础。

3.2 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多类型地方营建的协同化治理

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均是依托大河文化带，整合多个亚文化区域的大范围文化公园类型。二者不是面向某一类特色资源，而是囊括了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文化空间集合，这从根本上决定了2个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和治理手段的多元性。因此，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工作必须精准梳理不同区域中的地方关系，明确它在生成其他空间关系方面的作用，依托多类型地方之间的天然/人为边界和嵌套关系，确立起“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的生成性治理次序。

地方关系在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同样发挥主导作用，不同之处在于，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地方关系的重要性源于类型多元、结构复杂的文化治理对象。这种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相关治理工作必须尊重地方的应有结构与功能，给予地方更加充分的相对独立性。由此出发，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关系治理可根据地方关系基础划定领域边界，并从地方和领域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出发调节尺度和宏观网络关系的形式与内容，推进文化治理与流域治理、经济治理的系统衔接。

文化治理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确立多类型地方营建的协同化治理逻辑。首先，从纵向文化发展历程和横向资源要素对比出发，梳理不同亚文化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明确不同地方的结构、特征和趋势，以“和而不同”的思想推动多类型地方的发展。在领域治理方面，应确立泛区域、紧密式、多形态的领域格局，即在黄河/长江干支流及故道的全部辐射范围内，面向具有保护和开发价值的黄河/长江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综合流域边界与行政边界，划定边界灵活、类型多样的文化治理领域。同时，灵活多样的领域边界必然增加文化尺度治理的复杂程度，应根据治理任务特征和空间实际情境，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职能，按需调整各领域之间的组合关系，塑造弹性化的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尺度体系。最后，推进协同化的多元网络治理，灵活运用垂直化和扁平化2种网络形态，构建富有针对性的资源、产业和话语网络，动态协调各种网络联动发展，最终形成多群体协作共赢的治理效果。

3.3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多重尺度整合的顶层统筹式治理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涵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伟大壮举所途经的地区。相比其他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核心资源来源于红军长征的历史史实，升华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留存于长征沿线地方的物质景观、集体记忆和文化风俗之中。因此，地方关系具有保存文物文化遗产，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功能，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起始空间关系。在此基础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按照“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的生成性次序，逐步形成了衔接严密、循环互促的空间关系体系。

尺度关系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当前空间关系治理架构的建设和完善。长征文化资源具有较弱的视觉观感和深厚的价值引领特征，相关开发需要较高的资金技术和价值解析门槛，必须依托党和政府强大的资源调度和价值引领能力，凭借从中央到地方高效紧密的治理架构，逐层推进长征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在此基础上，应强化党史国史军史研究，对接不同尺度需要，将长征文化细化至各个地方的营造过程，进而结合地方的属性、边界和内涵逐步确立起相应的领域和网络关系。

基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价值特性，应确立多重尺度整合的顶层统筹式治理逻辑。首先，把握地方关系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的起始性作用，统筹无形资源传承和实体资源保护2个领域，重点从遗产保护、历史研究、话语生产和实践传承方面强化沿线地方的红色基因。领域关系方面，应明晰长征实体文化资源的条带散点式空间布局，整合位置邻近的长征实体文化资源并完善相应的设施和制度配套，综合运用文艺、传媒、节事等手段推动长征无形文化资源的价值凝练和传播，构建涵盖空间和价值2大层间的领域边界。尺度治理方面，应从全局高度出发，坚持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地构建政策框架、推动资源保护、强化价值引领、提供配套扶持，实现对地方、领域和网络关系的有效统筹。在此基础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也需建立由政府引领、多元群体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体系，既要发挥政府在资源保护和价值引领方面的统领地位，又须充分调动居民、企业、文化团体等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引导多元行动者在正确价值引领下协同推动长征文化创新发展。

3.4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多内涵网络重塑的功能提升式治理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3 部分组成，总长度接近3200 km。时至今日，相当部分的大运河仍发挥着航运功能，仅京杭大运河的通航里程仍有1442 km，年货运量接近6亿t^[31]。大运河网络通过绵绵不绝的客流与物流推动沿线地方间的交流融合，深刻改变了沿线地方的节点性质和联结形态。这一过程中，沿线地方间的文化隔阂逐渐弱化，领域间的矛盾冲突渐趋减少，进而塑造起更加包容开放的尺度体系。如图2所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呈现出基于“网络-地方-领域-尺度”的网络引导型生成顺序，网络关系凭借基于跨区域交流的文化融通完成对其他空间关系的塑造，构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内核与景观风貌。

功能层面，网络关系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大运河网络依托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建立起涵盖京津、黄淮、江浙、河洛等多个区域的网络体系。这一体系重塑着沿线区域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和人文风俗，诠释着大运河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是大运河文化区得以形成、维持和发展的根本所在。通过加强基于大运河网络的多元交流活动，可推动地方在内容和形式层面上的变革创新，带动领域关系的持续优化，进而实现尺度治理体系的动态调整。

据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遵循多内涵网络重塑的功能提升式治理方略。首先应完善港口、船闸、护岸、航标等水运设施，加强河道清淤、水量保育和环境保护，在强化交通运输功能的同时利用统筹规划、联合营销、交通串联等手段，编织起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协同开发网络。同时，应从区域景观、运河商贸、民间风俗等层面梳理沿线地方的独特样貌，明晰地方和运河网络的内在联系，以整体视角审视地方的发展。在领域治理方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呈现出以运河廊道联结沿线城镇、乡村和遗产的串珠式格局，相关工作应依托沿线资源赋存及分布情况，科学识别各河段差异化的治理诉求，灵活设置领域范畴，动态调整领域边界。最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综合运用垂直化和扁平化的尺度治理网络，既要在运河全线落实“河长制”，细化河道管理和文物保护责任，又需在话语生产和实践治理方面发挥多方群体的创造能力，凸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性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多维空间关系论具有系统全面和多管齐下的先天优势^[32]，不同空间关系的治理主张及其关系协调对优化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工作意义重大。本文运用TPSN框架和“物质载体-表征-实践”的三元文化结构，通过交叉分析法探究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的对应治理方略，并结合实际分析了5大国家文化公园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关系、突破方向与行动路线，主要结论如下：

1）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中，多维空间关系分别为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践赋予了差异化的治理逻辑。这些差异建立在以下共同事实之上：一是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前提，相关措施涵盖了从管控保护到全方位利用的渐变治理谱系。二是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全民共有共建共享的文化工程，既需要党和政府作为领导核心以确保对珍稀资源的科学利用，也需要其他群体充分参与以发挥其资源、意愿和能力优势。三是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践的重要程度因情境而异，但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是确保国家文化公园达成应有功能目标的关键。

2）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生成性顺序呈现出地方引导和网络引导2大类型。其中，地方引导型空间生成顺序发端于前治理阶段中的原生性地方，呈现出“微观网络-地方-领域-宏观网络/尺度”的秩序样态，典型案例包括长城、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网络引导型空间顺序则发源于功能网络对各类空间关系的形塑机制，呈现出“网络-地方-领域-尺度”的秩序样态，典型代表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3）现有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主导空间关系同样存在差异。长城、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遵循以地方关系为主导的空间治理逻辑，整合多方行动者优化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塑造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关系内核。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应将尺度关系放在首位，发挥国家统筹能力以实现长征精神的持续传承和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则应以网络关系为主导，优化运河网络的交通运输和文化融通功能，确保大运河文化生生不息，蓬勃发展。

4.2 讨论

瞄准国家文化公园的大尺度、差异化和嵌入性特征，本文旨在厘清多维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确立相应的空间关系治理理念与方略，继而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工作。通过梳理5大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生成性和功能性规律，既以过程性视角确立不同时期治理工作的节奏和任务，又精准识别了不同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治理关系。同时，多维空间关系作为一套凸显空间内外部联系的理论工具，可有效反映国家文化公园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嵌入式关系，从而将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行动之中。如网络关系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与跨区域经济联动相结合，地方关系则实现了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流域综合治理的深度衔接。

本文对5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各空间关系的功能性联系分析，体现了固定论和情境论两派观点的结合。总体而言，地方关系是绝大部分文化资源的直接载体，构成国家文化公园吸引力的关键内核。领域关系体现了多元主体对地方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初步规定各类治理对象的运行规则。尺度关系聚焦各类空间要素和结构在不同层次上的嵌套组合，是衔接并整合领域关系的关键工具，而网络关系则是确保其他空间关系正常运行，贯穿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全过程的基础性关系。这些论点未与既有成果完全一致。首先，地方关系并未像Gailing声称的那样总是处于最重要位置^[13]。对那些形成于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大尺度文化空间，网络中的各种“流”能介入和重构地方、领域和尺度关系，最终成为最重要的关系类型。同时，网络关系并不局限于“额外性”的角色^[24]，而是贯穿于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全过程。微观网络既是地方关系的形成基础，也是文化资源价值得以存在和释放的重要凭借；宏观网络则以地方和领域为单元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嵌入。

囿于方法限制，本文重点从多维空间关系和多元文化结构的交叉中寻求新型治理逻辑，而未使用基于TPSN框架的二次交叉分析（如“地方-领域”“地方-尺度”等），这导致本文对空间关系间的互动机制刻画得不够细致。此外，尽管TPSN框架是多维空间关系研究中最成熟的理论成果，但依然不乏对该框架的质疑。如将“尺度”作为地方、领域和网络3个概念二次抽象的“关系纠缠论”^[33]；主张引入“功能”维度以避免过度强调空间形式的“形式功能并重论”等^[34]。因此，未来研究可持续跟踪多维空间关系前沿成果，进一步刻画大尺度文化空间关系之间的交互机制，并就本文提供的治理逻辑对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关系治理模式进行深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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