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叙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方式，其对遗产旅游发展和游客遗产责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数字可供性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半结构访谈收集定性数据，实证检验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不同维度如何通过情感、认知路径影响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发现：①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情景下，数字可供性维度可以划分为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二者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②目的地心理所有权与目的地形象共同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③目的地熟悉度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与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游客对目的地较为熟悉时，二者的正向关系会加强，反之会减弱。本文在理论方面补充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数字技术前因研究，在实践方面为文化遗产管理者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一定借鉴。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带，是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了探究与水共生的生态智慧，以山地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形态量化、景观图示等方法，建立传统村落水适应性空间形态及景观模式研究框架，并以湘西保靖县为例，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与水环境交互适应的组织结构及景观差异，构建由空间分布、形态格局、景观模式等组成的内容体系。研究发现：①保靖县传统村落大都遵循了“择水而居，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兼顾取水、用水与防洪安全；②在复杂的水环境影响下，保靖县传统村落形成了带状、团状、指状等多种形态格局，水适应性特征差异也十分明显；③以山间平坝、河谷坡地、山腰台地为典型地貌，归纳得出保靖县传统村落应对旱涝威胁的3种水适应性景观模式：“林−村−田−河”的平坝景观模式，“林−园−村−河”的坡地景观模式，“林−村−田−塘”的台地景观模式。可见，水适应性山地型传统村落空间建设提现了沿水而居的选址理念，因地制宜的空间形态，抗洪防旱的景观模式。

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合作模式、产业链地位和嵌入性演变。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全国尺度的城市合作网络存在多中心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全球尺度存在“境外研发出版–国内运营”（模式1）、“国内研发–境外出版运营”（模式2）、“国内出版运营–境外研发”（模式3）3种合作模式。其次，中国城市总体上仍处于全球数字游戏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和出版环节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城市依赖性较大，但随着模式2和模式3的快速崛起，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厦门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再次，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在近10 a里大致经历了本地化嵌入减弱、国内跨城联系增强、国际依赖减弱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去本地化特征和地方−全球再分工过程。本研究助益于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全国15个重点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①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单个因素并非制约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②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4种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重驱动型、技术–环境双重驱动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表明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多样化的组合路径和驱动类型。③由技术基础设施、智慧文旅平台和冰雪装备制造技术组成的技术因素是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表明技术因素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遍的作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冰雪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为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全球南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张力，强调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本土适应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南方智慧城市的建设实践展现了“技术追赶”与“本土适应”的双重特征，理论创新应当融合南方本土经验与城市建设实践，以重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非正规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模式挑战了技术决定论，揭示了南方发展的韧性逻辑。这些发现解构了线性技术进步观，证明南方国家（地区）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研究为技术民主化提供理论启示，推动智慧城市从效率工具转向社会公平载体，助力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向知识生产主体的角色转型。

湖泊表层水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物理量之一，也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中国2260个面积＞1 km²的湖泊为研究对象，分析1985—2022年湖泊表层水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分析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对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85—2022年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年均值及其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均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分布态势。②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中国湖泊表层水温的年均值以（0.126 ± 0.016）℃/10a的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五大湖区中增温速率最快的为东部平原湖区[（0.214 ± 0.037）℃/10a]，最慢的是青藏高原湖区[（0.05 ± 0.015）℃/10a]；不同面积湖泊的表层水温增温速率不同，面积越小，增温速率越显著。③东部平原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在四季均呈增温趋势，春季增温最快，冬季最慢；青藏高原湖区因结冰期长，春季表层水温呈微弱下降趋势，秋季增温最快；其他3个湖区均在秋季增温最快。④影响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纬度、平均气温、海拔和湖泊面积；五大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因素以及风速和湖泊水深的影响。总之，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相互关联、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湖泊表层水温的变化。

以边境国道G219为案例，在线型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启发下，构建了由景观资源、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和自驾服务构成的旅游廊道体验系统。运用空间资源可视分析、网络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廊道资源分布特征及旅游流动过程，并分析了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地域差异及影响。结果发现：边境国道G219是典型的线型旅游目的地，具有线路流动性、空间粘滞性、流量集聚性、路径辐射性等特征；节点与流量是表征旅游廊道影响的核心要素，沿边境G219国道自驾游途经的4个省区在旅游资源、地理空间、自驾服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廊道形象是吸引自驾游客移动流量、流程、流速的驱动力，旅游廊道建设应凸显空间性、地方性差异。

韧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生计韧性分析是解决地区或个体家庭生计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基于国内外生计韧性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本文梳理了生计韧性的概念内涵、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研究发现：①生计韧性是以人及其能动性为核心，在应对生计系统冲击时能够抵御扰动、完成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其概念内涵可基于过程、能力、策略和转型4个视角进行划分。②生计韧性研究主题呈现“融合递进式”发展，从外界气候变化转向对于自然灾害的应对意识，再转向人为扰动因素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尺度呈现出全局化、多尺度的趋势，指标体系构建更趋于主客观统一，但仍存在概念泛化、忽略生计策略转变与生计长期变化等局限。③根据主导干扰因素与研究主题演变，可将生计韧性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方法分为“气候变化型”“自然灾害型”和“人为扰动型”3种：气候变化型生计韧性衔接气候适应与生计保障，服务长期气候适应政策；自然灾害型聚焦突发性灾害应急响应与短期恢复能力的量化评估；人为扰动型关注人本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交互，资源利用、知识学习等细分维度更贴合社会经济场景。未来应逐步构建系统类别式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强化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和多案例应用研究，关注生计韧性评估的多尺度权衡及时空动态性，探索生计策略的长期动态变化特征。

齐家文化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是中国最早受欧亚大陆史前文化交流显著影响的重要文化类型，由于缺少对已发表测年数据的系统性研究与评价，对于齐家文化形成年代和发展过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本文收集整理了已发表的37个遗址的137个齐家文化¹⁴C测年数据，并选择可靠测年的71个植物残体（作物种子）和骨骼测年数据，利用贝叶斯方法建立年代模型，由此推测齐家文化形成时代为4200—3400 cal a B.P.（指距1950年的日历年，即2250―1450 a B.C.），结束年龄比过去认为的3500 a B.P.更晚，并发现已发表的炭屑测年存在200~300 a的“老碳”效应。依据新建立的齐家文化年代模型，齐家文化在4200 cal a B.P.首先在甘肃东部的泾河-渭河上游发展，后向西扩散到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河西走廊东段，随后在3800 a B.P.之后重心收缩到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推测齐家文化晚期受跨大陆交流影响导致的齐家文化内部分化和转型是齐家文化走向衰亡的原因。

探明地表过程中各要素的因果作用关系并量化因果效应，对理解地表变化规律至关重要。近年来，遥感技术和因果推理研究的快速发展，为基于遥感观测数据开展多尺度地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可能。然而，面向地学领域的因果关系、因果效应和因果推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尺度地表过程因果作用机制和规律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本文首先回顾因果推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研究进展；然后，通过实验探索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归因方面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因果推理在地表过程研究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表明：①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是当前地表过程研究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前沿热点，但却面临着因果关系假设过强、虚假因果关系识别困难、验证数据缺乏等诸多挑战。②2001—2020年云南省地表植被时空变化过程的实验结果表明，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的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中具有显著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植被与气候因子间存在显著因果作用关系和滞后效应，其中温度与地表温度是影响云南省地表植被变化的主导因子，同时植被对气候因子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反馈作用。③在地理大数据与地学大模型的背景下，支持地表过程因果推理验证的数据集构建、时空耦合的因果推理与可解释性的机器学习方法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术文献与社会公众因划分依据不同或缺乏科学认识，导致茶卡盆地存在划为柴达木盆地或共和盆地的地理归属不清问题，且其仅发生在晚更新世末成盐的可能机制亦不清楚。为此，从构造、地形地貌等特征讨论了茶卡盆地演化、成盐和地理单元空间划分，以形成科学认识，规范科学表述，科普社会公众。结果显示：早在10 Ma的晚中新世早期，隆升的鄂拉山已将茶卡-共和-青海湖等区域与柴达木盆地分割开来。茶卡盆地与共和凹陷的沙珠玉内流水系仅被高出现代湖面不足20 m的第四纪沉积横梁所分割，远低于西侧的鄂拉山分水岭最低点，地形上看茶卡盆地属于共和盆地的一部分，其流域面积约为3100 km²。茶卡盆地转为内流水系的动因可能是恰卜恰（共和）运动与第四纪沉积过程（洪积扇连接的东分水梁）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确认。茶卡盐湖成盐大致发生于新仙女木时期或全新世早期以后，湖盆沉积成盐与盆地封闭的水系演化并非简单同步关系，成盐过程在湖盆构造与地貌条件满足的同时还取决于气候的制约。

数字化重构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贸易格局。数字经济与地理的关系日趋紧密，港口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议题。中国港口数字化存在规划路线不明、多尺度协同欠缺、技术场景应用不足等问题，而港口数字化的相关研究缺乏。本文聚焦港口与数字化耦合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国际主要港口的比较，归纳总结港口数字化的特点，提炼出“创新推动−场景联动−协同驱动”3种港口数字化类型。在港口代际演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Space）+合作（Union）+尺度（Scale）+转型（Transformation）=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港口数字化耦合模式，以期为数字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思路。

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系统探究了县镇村联动发展的学理认知、科学内涵及作用机制，构建起实现县镇村联动发展的逻辑体系，并提出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县镇村联动发展作为新型城乡融合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县域内县城、乡镇和农村在支撑体系、空间组织、产业体系及综合治理的联动，促成县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规划、产业网络、空间管控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县镇村联动发展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为支撑基础；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县域、镇域与村域在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协同；在产业体系构建上依托县镇村异质性产品形成具有产品提升潜力与升级空间的县域产品空间网络；并在县镇村多层级组织体系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治理。面向城乡融合目标，县镇村联动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及发展主体强化，依据县镇村各层级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市场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展乡村内生力量、社会及市场主体，强化生产协作、服务共享和经营联合等多元联动渠道。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空间流动和再分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及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深刻影响着区域竞争格局。作为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方向，中国人才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010年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人才地理学沿革和最新进展，解析关键概念及总结学科属性与发展脉络，从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特殊类型人才的分类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从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和空间效应机理入手解析中国人才分布与流动的关键机制，从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人才红利地理、全球人才流动3个角度展望中国人才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人才地理学议题的内涵与理解，为中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思路。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的多维理论框架，提出多维度与多尺度交互的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并结合三维魔方空间分类模型与三角形模型构建了冲突分区管控方案。以202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的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能从多维度、多尺度提高土地利用冲突评价的科学性和全面性；②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为154 881.22 km²，其中功能冲突较为突出，规模冲突相对较轻，格局冲突以中度为主，整体土地利用冲突分布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③依据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结果，研究区被划分为规模管控区、功能优化区、格局调整区、发展调控区及战略预留区5类分区，其中战略预留区占比最高（60.82%），规模管控区占比最低（0.12%），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分区管控是缓解冲突的关键路径。本文提出了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新视角，可为丰富土地利用冲突理论内涵、多维度识别与管控土地利用冲突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科技企业为现代金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金融企业通过市场购买技术服务，由此促成了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溢出与金融企业建立创新联系。本研究依托商业银行向科技企业购买应用于金融科技新业务的技术交易数据，基于技术溢出视角，构建城市金融科技联系网络，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由新业务发展需求推动、产业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的金融科技网络已经形成，呈核心–边缘结构且具有小世界属性，技术溢出交易与东部城市密切相关，贵阳是网络西部的核心节点；②网络核心节点的中心性显著，技术溢出能力突出，城市行政等级较高；③三大城市群的金融科技网络各具特色，3类商业银行接受技术溢出的行为倾向亦存在差异；④城市的创新能力、金融环境、经济发展态势、行政等级及交通通达性等均对金融科技网络有影响，但对吸收技术和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不一。技术需求所促成的技术溢出为金融与科技跨行业构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网络不仅为解构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素材，也为金融与科技结合后研判拥有大型科技企业的城市的竞争力提出了新命题。

中俄原油管道是中国重大能源战略通道，极大地保障了中国能源安全，其中国段位于大兴安岭地区，穿过多年冻土区和季节性冻土区，管道极容易受到冻胀灾害影响，对中俄原油管道的稳定性监测评估十分迫切。本文利用2016—2021年Sentinel-1B卫星SAR数据，对时间基线为12 d的差分雷达干涉像对进行校正与叠加，得到长约1000 km的中俄原油管道沿线区域冻结季多年平均形变信息。经分析，管道沿线20 km缓冲区地表的多年平均冻胀量>20 mm区域占比17%，其中形变>50 mm的强冻胀区占3%。对管道每隔1 km进行分段并统计管道段所经地表的形变状况，所经显著冻胀地表的管道段数占区域总管道段数目的17%，其中形变>50 mm的强冻胀区占1%。北部漠河站至塔河站，南部黑河市、齐齐哈尔与大庆湿地影响区域冻胀显著。使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冻胀的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并结合积水点调查处的冻胀量统计分析，可知土壤水分条件是影响冻胀量的最主要因素，冻胀形变监测结果及空间特征分析可以为管道沿线区域的工程建设和维护提供参考。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

东北地区夏季极端降水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降水资料的准确性对于防灾减灾和科学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国家基准气象站1998—2018年东北地区逐日以及吉林省内逐小时降水资料，对比分析了CLDAS多源融合降水数据和CN05.1格点化降水数据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适用性。结果表明，CLDAS-Pre和CN05.1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合理地反映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相较于CN05.1，CLDAS-Pre与观测降水的相关性更好（>0.8），平均相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更小。CLDAS-Pre和CN05.1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模拟分别存在干偏差和湿偏差，这种现象在8月最明显。两套资料对于小雨和中雨量级降水日数的再现都偏多，对于强降水日数的模拟则都偏少。CLDAS-Pre小时降水再现的准确率峰值全区大致在午夜至凌晨。综合而言，CLDAS多源融合降水在东北地区的适用性更好，但CN05.1数据序列较长，在模式检验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也不可忽视。

以哈尔滨市旅游爆火现象为例，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旅游信息流对客流的触发机制、时空动态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旅游信息流与客流在准备、启动、爆发和持续4个阶段呈现引流与互动共生的特征，引流体现在阈值效应和前兆效应，互动则通过反馈强化形成良性循环；②旅游信息流与客流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地区层面则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人群消费潜力、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对旅游客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对客流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信息传播和营销策略提供实践指引。

新高铁线路的开通不仅提升了沿线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和区位优势，还可能带来区域层面的网络效应，从而在不同尺度影响高铁城市的经济活动结构。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探讨高铁网络发展对不同尺度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着重分析新建高铁线路对城市的本地效应与网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新高铁线路的开通对土地价值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直接使高铁沿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平均提升了11.2%（本地效应），另一方面还对区域内其他高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带来平均约2%的额外提升（网络效应），揭示了高铁网络扩张对城市群整体网络价值的增强作用。②新建高铁的网络效应在不同等级城市呈现显著差异，相较于县和县级市，高铁网络效应对市辖区住宅用地价格的提升更为显著。本研究强调了高铁效应中的本地和网络尺度特征，增强了对高铁网络发展的多维度与异质性影响的理解深度。

土地覆盖及其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变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碳循环、水循环监测等重大需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卫星遥感技术、计算机存储与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土地覆盖制图与变化监测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空间分辨率从1 km提高至10~30 m，时间更新频次也从单期制图发展为逐年更新。本文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公开发布的21套全球土地覆盖产品，从土地覆盖分类体系、模型算法以及数据产品3个方面进行了综述。首先，系统性归纳当前全球土地覆盖产品的分类体系，阐明了各自的特色和优缺点；其次，从全球土地覆盖制图和长时序变化监测两个方面梳理了产品算法模型的发展历程，评估了全球土地覆盖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趋势；最后，阐述了当前全球土地覆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该方向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各行业的碳减排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选择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数据要素对农业碳减排的激励效应与溢出效应。首先利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数据要素对农业碳减排的激励效应，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据要素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据要素对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得出结论：①数据要素具有显著的环境激励效应，能够促进区域农业碳减排。②在数据要素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中，存在着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与成本效应的中介作用。③数据要素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即数据要素在抑制本地农业碳排放的同时，会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与数据监督3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作为国内外遗产研究的最新范式，重新审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从多维度深入探索遗产营造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人文地理学立足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推动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议程，特别强调了对主体、遗产与地方之互动建构过程和时空异质性的认识。本文对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之相互关联的研究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遗产地理研究已形成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而对“遗产认同与遗产治理”“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日常生活与活态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混杂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的交织并行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能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遗产地理研究体系和实践理论提供启示。

城市群是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城市间技术溢出的重要纽带，现有文献大多将城市群作为分析边界，忽视了城市群战略实施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差异化影响。为此，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转移数据，分4个时间段对中国19个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专利转移的总体特征与时空动态进行分析，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城市群协调效应、集散效应、联动效应出发，分析城市群战略对不同尺度专利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9个城市群专利转移网络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化和区域化的特征，以北京、上海、广深和成渝为顶点的“菱形结构”逐渐显现，城市群战略促进了同一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的专利转移。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