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DEA-SBM模型、碳排放评估模型、面源污染测算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动态刻画湖南武陵民族地区37个县域种植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解析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湖南武陵民族地区种植业生态效率低等级的行政单元不断向高等级转化，其等级结构不断优化；②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总体东高西低，东西及南北方向的变化均较为缓和，并呈“中心–外围”式分布特征；③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演变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自然条件是影响其格局及演变的基础，农业技术是其演变的牵引力，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产品市场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 区域未来种植业发展应当关注碳排放问题，并注重发挥相对发达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随地下水埋深H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在沙区植物生态建设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草本植物能达到最佳的防风固沙效果，这仍然是需要深入科学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移动风洞，在野外种植草本植物群落（沙打旺和中科1号羊草），在4种不同植被盖度下（10%、20%、30%和40%）探索其对输沙率与风速廓线的影响，以明晰该植物种类的防风固沙能力，风洞原位测试结果表明：沙打旺的防风固沙效能明显强于羊草，表现为在同等植被覆盖度和风速条件下，沙打旺的输沙率显著小于羊草，风速减少率和风蚀抑制效率明显大于羊草。沙打旺的最佳防风蚀盖度为30%，能抑制近地表20 cm以内约90%的输沙量，羊草植被盖度为32%时，能抑制地表20 cm以内75%的输沙量。从植物形态和结构来看，植物茎杆硬度大、茎多数且数个丛生其防风固沙效果更好。

本文运用河南省鸡公山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全轮、早材与晚材径向生长数据，分析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鸡公山马尾松的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均包含较多的气候信息，且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全轮与早材主要受上年生长季前期和当年生长季前期和末期的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其中当年春季的水热组合是影响该地马尾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晚材主要受上年秋季降水和当年生长季前期水热组合的影响。该地区在1994年发生气温突变后，全轮与早材的年轮指数增长明显，晚材的年轮指数变化不明显；随着气温的升高，全轮与早材对气温的响应增强，晚材对气温的响应变化不明显。通过分析鸡公山马尾松年轮的不同指标，可以较为深刻理解马尾松径向生长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变化，为大别山西部地区森林更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评价面积−高程积分（Hypsometric index，HI）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以2 km×2 km网格计算HI，通过热点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来探讨兰坪盆地HI特征及其控制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坪盆地HI具有聚集分布特征，HI值介于0.198~0.746，平均HI为0.495，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期，HI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崇山、龙马山、雪帮山隆起带，低值区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沘江和漾濞江的河谷，整体上呈自西向东逐渐减小的趋势；②HI与网格面积大小的相关性较差，但与海拔、起伏度和坡度等地形指标以及圆度指数、降水量等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HI无尺度依赖性，但受流域形态和地形气候的影响；③HI在不同岩性区的排序为：火成岩区（0.532）＞变质岩区（0.503）＞砂页岩区（0.494）＞碳酸盐岩区（0.470）＞松散岩区（0.446），表明在岩石抗蚀性较强的区域地貌发育演化更趋向壮年期特征。HI与构造因子的相关性表明距主断层的距离也是控制HI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随着距主断层距离的增加，构造活动性减弱，HI逐渐降低。综上，研究区地貌演化是构造隆升、降水侵蚀与岩性阻力相对抗的结果，研究可为未来自然灾害防治、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育提供重要参考。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碳储量损失61.77万t；除EPS模式碳储量增加5.09万t，2030年其他模式与2020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研究对预测未来碳储量及经济价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全面测度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助于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屏障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黄河流域8省（区）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刻画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创新维度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②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上游–下游>上游–中游>中游–下游”特征，并且地区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全流域Kernel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向右移动，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提高，分布曲线在2018年后出现由单峰向双峰或多峰转变，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在2018年后呈现极化分层特征。本研究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黄河流域合理构建农业产业布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沉浸式旅游场景对于形成难忘、非凡旅游体验至关重要，互动是沉浸式旅游场景中的关键因素，深入挖掘沉浸式旅游场景中游客多元互动及其组态影响路径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APS理论），基于“情境−认知情感单元−行为单元”探究了沉浸式旅游场景游客多元互动的概念、维度，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游客多元互动影响因素的组态路径。本文提出了沉浸式旅游场景的概念，是集技术、叙事及互动等为一体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虚拟或现实空间。根据CAPS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出游客多元互动的量表，涵盖认知互动、情感互动及行为互动等维度。最后，在目的地要素、目的地魅力、消费者创新性、游客涉入度、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利用fsQCA方法共提炼出11条组态路径，将其归纳为4类逻辑，即地方依恋逻辑、情境参与逻辑、形象认知逻辑及深度体验逻辑。研究为今后开展游客沉浸式体验、旅游场景、游客互动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同时为旅游目的地沉浸场景的开发、管理及营销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对蒙古高原典型脆弱区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格局动态及驱动机理进行探讨，进一步开展中蒙两国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1982—2020年，蒙古国典型区草地NPP多年均值明显低于中国，约为中国区域的4/5；两国典型区草地NPP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区域NPP增长速率约是蒙古国的2倍，且表现出显著性。②由第一阶段（1982—1999年）发展到第二阶段（2000—2020年），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面积占所属国典型区草地面积的比例各增长了19.0%和22.1%，分别达到了91.7%和85.8%，研究区草地以恢复为主。③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其次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而草地NPP的减少则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其国别差异在于：在草地NPP增加上，蒙古国呈现由双因子转变为单因子的驱动演变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持续的三因子驱动特征；在草地NPP减少上，蒙古国表现为人类活动驱动的单因子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三因子驱动特征。④降水是影响蒙古高原草地恢复的主要因子，人类活动是中蒙两国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和强化政策实施，以促进草地恢复；蒙古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改进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管理措施，以政策引导加快草地生态保护和治理。

基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面临的实体空间认知困境，以逻辑空间为更新视角，以实现有机更新为目标导向，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分析框架，并以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高椅村为例，探索了基于逻辑空间的有机更新实践路径。结果表明：① 图式语言作为从实体空间到逻辑空间转变的媒介，为逻辑空间更新认知重建提供方法支撑；通过典型图式的提取、空间秩序和意境的解析为逻辑空间的识别创造了条件。② 有机更新是逻辑空间更新的理论落脚点，图式语境和图式语法指导逻辑空间更新与有机更新理念是契合的，拓展了有机更新研究的视角。③ 针对高椅村逻辑空间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出了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3条实践路径：延续村落格局，织补空间意境；移植街巷肌理，修复空间秩序；建设文化场域，传承地域文脉。以期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省份，近年来人口总量显著“缩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少子化严重，同时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移，大部分县域变成人口收缩地区。文章基于“五普”至“七普”数据及《湖南统计年鉴》，从“全省–区县–主体功能区”多尺度，系统分析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变化趋势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总量呈现“先快速增长–顶峰–急剧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空间上人口从县域（乡村）向市辖区（大城市）的单向迁移格局；②区县层面，从市辖区向外随距离增加人口收缩程度不断加深；2000—2010年区县人口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年后区县人口收缩范围扩广、程度加深，持续收缩型区县24个，新增人口收缩型区县52个；③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流入集聚，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而不断收缩。最后，就省域人口空间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对策。

选择临汾盆地陶寺遗址附近中梁黄土剖面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磁化率、元素含量等的变化，结合AMS¹⁴C测年，重建该区域末次冰消期以来东亚夏季风（EASM）演化过程。认识如下：① 中梁剖面磁化率和地球化学元素变化记录了自16 ka B.P.以来一系列短尺度气候波动事件，如新仙女木事件（YD）和10.2 ka B.P.、9.2 ka B.P.、4.2 ka B.P.降温事件，但8.2 ka B.P.降温事件在该区的记录并不明显，表明末次冰消期以来该地区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特征，但同时也受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② 东亚夏季风EASM在（16.6—6.0） ka B.P.持续增强，（7.6—6.0） ka B.P.达到最盛，6 ka B.P.以后呈现波动减弱的趋势；③ 东亚夏季风EASM在早全新世对太阳辐射有一定的滞后性，全新世中期与太阳辐射变化基本一致，表明东亚夏季风总体上受太阳辐射驱动，同时也受到北高纬冰盖的调控；冰盖以及冰川融水注入大西洋引起的北大西洋径向环流（AMOC）的减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亚夏季风的强度，导致出现如新仙女木事件和9.2 ka B.P.东亚夏季风明显减弱事件。

考古遗址中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组合，不仅反映了先民对植物资源的直接利用，也体现了其管理、控制和开发所塑造的人为景观。当前，运用生态学研究方法对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统计分析，在人为景观视角下揭示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成为国际植物考古新兴的研究方向，中国在此领域仍较薄弱。本文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并引入了淀粉类植物组合[水稻（Oryza sativa）、芡实（Euryale ferox）、菱角（Trapa bispinosa）、橡子（Fagaceae）、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长江下游8200—3200 a B.P.期间20处遗址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时期植物物种丰富度增加，均匀度呈下降趋势；各淀粉类植物的比例存在历时性的变化；不同区域（浙闽丘陵、宁绍平原、江淮东部地区及环太湖地区）在植物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太湖地区开发了更多种类的植物资源；良渚时期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在植物资源利用上亦存在明显不同。人为景观和淀粉类植物组合的演变与差异性，集中反映了先民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环境适应与植物资源管理策略。环太湖地区对水稻的定向选择与开发，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求和、网络文本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评价旅游休闲街区的citywalk网络影响力，提炼核心发展要素，识别街区发展路径及要素间关系。研究发现：①游客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整体关注度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较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重庆、福建、广东等省（市），区域差异较大；②旅游休闲街区的良好发展是核心发展要素组态效应的结果，5个核心发展要素通过组态形成 3条等效发展路径，分别是产品强驱型、设施业态双驱型、文化营销助力型路径；③条件变量文化赋能与产品驱动之间存在互斥关系、设施加持与业态创新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因此，科学合理投放产品、千方百计创新业态将有助于旅游休闲街区获得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

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蕴含着所属民系的 “基因”信息，其演变过程可用作揭示历史迁徙的侧面证据。但是当前仍然缺乏在大地理范围内研究传统聚落形态的手段，难以获得整体普遍的规律。本研究提出一个遥感AI探索大地理尺度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变的思路，可以自动从村落遥感影像中提取其聚落形态的民系原型信息，结合村落背后的民系迁徙过程，以还原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韩江、梅江流域存在客家村落和潮汕村落的聚落形态原型，并沿着迁徙路径呈现出形态渐变规律。本文结合数据驱动结果和历史资料，从聚落形态和地理空间2个角度论证出，客家和潮汕2种聚落形态原型在民系迁徙驱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即“百鸟朝凤”型，兼具客家和潮汕原型特征，从而补充现有的聚落形态知识。

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测度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空间分异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的新命题。基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下中国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并识别脆弱类型。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暴露度指数增加，高暴露城市集中于川渝、苏皖和东北地区；敏感性有所改善，低敏感城市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以及大部分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适应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高值核心区，向内陆递减的圈层结构。②10 a间超过1/2的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有所好转，但是东北地区却明显上升。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低脆弱区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及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中高脆弱区分布于东北地区以及陕甘川、蒙冀、湘桂和豫皖四大交界区的特点。③老龄化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梯度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显著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有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脆弱性越低的特点。④人均GDP增加有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但是GDP增长率对脆弱状态没有缓解作用。⑤2010—2020年城市脆弱类型空间演化呈现“东部向好，华北、东北脆弱”的特点。

快速的城镇化深度改变了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导致地区间居住环境配置的不均衡，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构成了风险。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GIS空间可视化和Tobit回归模型，揭示了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各个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并分析了地市级和县区级行政单元的2个不同空间尺度下，城镇化率和居住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差异，同时考虑了两者的混杂影响。研究发现：① 自评为健康的老年人的全国平均比例为87.25%，只有城镇化率超过76%的地区才达到或超过这个平均水平。② 在全国地市级和县区级单元全样本模型中，城镇化率与老年人健康水平显著正相关，PM_2.5质量浓度、绿量NDVI、地表温度、道路密度、人均建筑面积、医院床位数等因素均对老年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③ 不同城镇化阈值的地区环境特征也会导致城镇化率与老年人健康水平影响关系的差异。④ 城镇化率具有调节效应，影响了地表温度、PM_2.5质量浓度、道路密度和人均建筑面积等环境因素与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本研究为构建老年宜居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集中度、空间自相关等指标方法，研究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龄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呈上升趋势，高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高龄化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城镇高龄化程度高于乡村。②空间上东部沿海地区高龄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口高龄化空间格局未突破“胡焕庸线”；高龄化在性别上以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域上表现为较大差异；高龄化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日益显著。③近20 a来，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从人口和自然因素为主向人口、自然、社会经济多因素转变。

共享单车是与城市绿色发展相关的低碳基础设施。为了弥补现有研究对共享单车能动性关注不足的问题，文章以城市拼装为方法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共享单车关系“黑箱”。首先，通过非线性和动态的关系视角阐释了共享单车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日常实践，发现共享单车是人与非人元素不断协商的社会关系产物；其次，从城市本体、社会-技术互动、技术对主体性影响3个方面反思，以期人文地理学者能结合全球城市化和智能化新趋势进行地理知识生产。通过对共享单车多元权力博弈和空间演化过程的分析，洞见了更广范围的社会和技术互动，并从新的视角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思考。

本文基于MCD64A1火烧迹地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法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法分析大兴安岭野火时空格局演变，利用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大兴安岭野火发生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001—2021年大兴安岭野火过火面积总体呈递减趋势，季节变化表现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其中春季过火面积占全年的73%。从空间分布上看，大兴安岭春季野火主要聚集于研究区东北部以及中部区域，而夏、秋、冬季野火则多集中在研究区中部。此外，春秋两季野火在空间上呈较高的聚集性。近20 a研究区37%的区域野火面积呈上升趋势，而63%的区域呈减少趋势。按影响因子对野火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居民点密度＞月总降水量＞水系网密度＞月平均饱和水汽压差＞植被类型＞坡向＞月平均风速＞坡度＞道路网密度＞海拔高度，表明大兴安岭人为因子、与湿度相关的因子以及植被因子是野火发生的关键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