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蕴含着所属民系的 “基因”信息，其演变过程可用作揭示历史迁徙的侧面证据。但是当前仍然缺乏在大地理范围内研究传统聚落形态的手段，难以获得整体普遍的规律。本研究提出一个遥感AI探索大地理尺度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变的思路，可以自动从村落遥感影像中提取其聚落形态的民系原型信息，结合村落背后的民系迁徙过程，以还原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韩江、梅江流域存在客家村落和潮汕村落的聚落形态原型，并沿着迁徙路径呈现出形态渐变规律。本文结合数据驱动结果和历史资料，从聚落形态和地理空间2个角度论证出，客家和潮汕2种聚落形态原型在民系迁徙驱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即“百鸟朝凤”型，兼具客家和潮汕原型特征，从而补充现有的聚落形态知识。

本文基于MCD64A1火烧迹地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法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法分析大兴安岭野火时空格局演变，利用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大兴安岭野火发生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001—2021年大兴安岭野火过火面积总体呈递减趋势，季节变化表现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其中春季过火面积占全年的73%。从空间分布上看，大兴安岭春季野火主要聚集于研究区东北部以及中部区域，而夏、秋、冬季野火则多集中在研究区中部。此外，春秋两季野火在空间上呈较高的聚集性。近20 a研究区37%的区域野火面积呈上升趋势，而63%的区域呈减少趋势。按影响因子对野火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居民点密度＞月总降水量＞水系网密度＞月平均饱和水汽压差＞植被类型＞坡向＞月平均风速＞坡度＞道路网密度＞海拔高度，表明大兴安岭人为因子、与湿度相关的因子以及植被因子是野火发生的关键影响因素。

从多个维度感知街道活力并探究建成环境与多维街道活力之间的关系，是提升街道活力的基础。以深圳市福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热力图数据、大众点评数据、POI数据，从社会、经济、文化3个维度测度街道活力，结合XGBoost和SHAP分析多维街道活力与建成环境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①不同维度的街道活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经济活力整体空间分布呈现多中心点状空间结构，文化活力则呈现多中心片状结构，社会活力与经济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小，经济活力与文化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大；②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多维街道活力，其中，功能密度、最近商圈距离、最近地铁站点距离、建筑密度4个建成环境指标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重要性程度更高，且累积解释力度均达到了60%；③建成环境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明显，且对不同维度街道活力的影响共性与差异并存。多维街道活力与功能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公交站点密度整体上均呈现正相关趋势，与最近地铁站点距离整体上均呈现负相关趋势；高功能混合度、高绿视率与文化活力存在正相关趋势，而与社会和经济活力存在负相关趋势。研究结果可为提升街道活力、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集中化指数以及资源优势度等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工业遗产资源与旅游利用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主要以重工业类为主，轻工业类较少，各省间类型分布差异化明显；东北地区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呈聚集分布，在市域尺度呈现较明显的不均衡结构；东北地区工业遗产资源优势度区别较大，主要有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等分布特征。据此从推动工业遗产资源区域整体均衡发展、加快工业遗产资源向产品转化、推进工业遗产资源产品的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出工业遗产旅游利用方式，为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合作模式、产业链地位和嵌入性演变。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全国尺度的城市合作网络存在多中心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全球尺度存在“境外研发出版–国内运营”（模式1）、“国内研发–境外出版运营”（模式2）、“国内出版运营–境外研发”（模式3）3种合作模式。其次，中国城市总体上仍处于全球数字游戏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和出版环节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城市依赖性较大，但随着模式2和模式3的快速崛起，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厦门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再次，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在近10 a里大致经历了本地化嵌入减弱、国内跨城联系增强、国际依赖减弱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去本地化特征和地方−全球再分工过程。本研究助益于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科学认识文化与旅游（以下简称文旅）融合的多元化效应，有效激发文旅融合在构建强韧性经济格局中的内在潜力，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熵值法测度2006—2022年中国省域文旅融合水平和经济韧性，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文旅融合水平上升态势明显，东部省份为文旅融合“先发区”；经济韧性持续增强，空间上呈“东-中-西”递减的分布格局。②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旅消费需求升级、文旅财政支持力度、信息化技术水平正向调节了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积极效应。③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具有地区异质性影响，文旅融合对经济韧性的积极效应在西部和北方地区更为突出。

以福建平潭国际旅游岛北港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海岛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演化路径，为探索海岛乡村空间可持续演化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北港村空间演化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参与及其相互竞争与协商推进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异质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②北港村行动者网络转换过程中异质行动者的加入使得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出现再转译和角色转变，关键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也发生了转换和更替；③由于内源力与外源力的交错，北港村空间演化路径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推动”向“上下互动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反映了异质行动者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调适。

以中国15个城市群多年份数据为样本，在测度并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和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并剖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15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整体呈微弱的单中心化趋势。②研究期内各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高于内陆地区城市群。③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说明当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有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④效应模型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到间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高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中等级和低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更有利于其经济韧性提升；多中心结构在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较高时对于其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土地沙漠化问题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护沙区生态平衡、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紧迫任务。本文以科尔沁沙地为研究区，运用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4期的土地利用和降水量等数据，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进行分析，通过生态需求评估识别生态源地，借助电路理论，结合Linkage Mapper工具箱和Circuitscape软件提取生态廊道、识别夹点区和改善区；最终构建研究区1990—2020年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①1990—2010年生态源地数量、面积呈现出增加趋势，其中源地面积增幅达8.37%，这与林地、草地面积增加有关。2010—2020年源地数量下降，源地面积减少了1.38%，说明研究区近年来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②1990—2010年生态廊道数量从32条增加到120条，2010—2020年生态廊道数量减少了30条，表明生态源地面积的增减显著影响生态流的流动强度；③夹点主要分布在研究区林地和草地集中地区，改善区则分布在未利用土地与城区周围；④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一带、两轴、三中心”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策略，为科尔沁沙地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手段。

城市群功能分工研究对于优化城市群城市体系、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功能分工研究多基于城市功能差异的属性视角，缺少从城际功能关系的角度刻画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本文综合运用功能单中心–多中心理论、供应链分工关系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供应链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和“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②“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稀疏且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相对紧密且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紧密且处于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为主。③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单中心模式的“离心型”分工和“向心型”分工之间，单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之间的转变相对较少，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关系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尚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从流动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拓展了以往建立在属性数据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文献，力争为后续基于关系数据开展的功能分工研究奠定新的范式基础。

开展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逻辑路径探究是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推动该类村落保护性开发，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积极探索。通过构建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理论框架，明确重构目标定位，剖析重构驱动力、维度，继而解析系统重构逻辑，并以典型村落为例开展重构路径探究。结果表明：①传统村落重构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区位的自然本底条件支撑，民族文化体验的旅游市场需求，追逐利益的企业资本投入，改善民生的地方居民诉求及乡村振兴战略下旅游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与一般乡村重构驱动力相比，需重点关注共性驱动要素在这类特殊地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强化效果；②重构对象包括空间格局、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自然人文环境等多个维度，各维度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③基于系统性重构思维，具体从空间范围、景观特点、生产类型、旅游开发形式、开发主体、利益分配、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展开老洞村重构路径探究，结合物质空间景观特点和保护开发形式将其划分为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构性景观协调区，针对各区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差异，通过重塑生产逻辑与价值导向、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优化市场发展模式、重视生态服务价值赋能生产方式转型，驱动生产关系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共治转变，形成复合社会关系网络，继而引导各区文化生态重构。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吉林省白城市为例，采用2015—2022年多源数据（空气质量、气象、卫星、遥感），在系统分析重度污染事件形成成因的基础上，筛选了重度污染事件PM_2.5质量浓度预测的最佳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在2017年以前，白城市重度污染发生频率较高，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初和深冬；2017年以后重度污染天数显著减少。重度污染主要分为4种类型，即本地排放型、传输主导型、气象诱导型、复合污染型，其中复合污染型比例最高。本文构建了重度污染发生期间的空气质量、气象、遥感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预测算法，对白城市PM_2.5质量浓度进行了预测，XGBoost算法表现最优，R²为0.92，均方根误差（RMSE）为24.6 µg/m³，显著优于随机森林（R²=0.87）和支持向量机（R²=0.67）等算法。本研究为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重度污染的预测提供了一种简洁、易掌握、精度高的流程和算法，有利于大气环境日常管理。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叙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方式，其对遗产旅游发展和游客遗产责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数字可供性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半结构访谈收集定性数据，实证检验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不同维度如何通过情感、认知路径影响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发现：①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情景下，数字可供性维度可以划分为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二者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②目的地心理所有权与目的地形象共同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③目的地熟悉度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与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游客对目的地较为熟悉时，二者的正向关系会加强，反之会减弱。本文在理论方面补充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数字技术前因研究，在实践方面为文化遗产管理者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一定借鉴。

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全国15个重点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①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单个因素并非制约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②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4种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重驱动型、技术–环境双重驱动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表明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多样化的组合路径和驱动类型。③由技术基础设施、智慧文旅平台和冰雪装备制造技术组成的技术因素是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表明技术因素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遍的作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冰雪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为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提升经济韧性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1999—2018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从网络稳健性对中国297个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面板回归探究城市技术网络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机理，以期从技术网络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提供新视角。结果表明：①不论是随机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还是定向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的稳健性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2008年之后增长显著，北京和上海一直是中国技术网络结构稳健性较高城市，深圳、广州、苏州、南京、武汉等几个区域中心城市增长较快，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区域差异明显。②完全随机移除和完全定向移除节点的城市技术网络的稳健性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技术结构的相关多元化对经济韧性有促进作用。③不同定向和随机移除占比的回归分析显示，随着定向移除比例的增加，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回归系数增大，即影响程度增强。

《地理教育国际宪章》明确指出，帮助学生理解人地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人地协调观作为地理学的基本价值理念，是高等教育阶段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关于人地协调观的评测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地理教育领域，且以纸笔测试或问卷量表等外显测量方法为主。本研究选取中国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地理专业与非地理专业三、四年级本科生作为参与者，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德菲尔法收集词汇设计实验，然后分别通过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和量表法获取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数据，最后结合访谈对评测结果进行三角验证。结果发现：① 大学生的IAT效应值与外显测量得分均较高，普遍表现出了积极的人地协调观认同；② 地理专业学生的IAT效应值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学生，显示出明显的内隐联结强度差异；③ 地理专业学生在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非地理专业学生；④ 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与外显认同存在分离效应，验证了IAT用于人地协调观测量的有效性和价值。上述发现不仅验证了地理专业对培养大学生人地协调观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地理教育改革提供了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双重视角测量证据，对提升大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具有实践启示。

以边境国道G219为案例，在线型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启发下，构建了由景观资源、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和自驾服务构成的旅游廊道体验系统。运用空间资源可视分析、网络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廊道资源分布特征及旅游流动过程，并分析了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地域差异及影响。结果发现：边境国道G219是典型的线型旅游目的地，具有线路流动性、空间粘滞性、流量集聚性、路径辐射性等特征；节点与流量是表征旅游廊道影响的核心要素，沿边境G219国道自驾游途经的4个省区在旅游资源、地理空间、自驾服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廊道形象是吸引自驾游客移动流量、流程、流速的驱动力，旅游廊道建设应凸显空间性、地方性差异。

湖泊表层水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物理量之一，也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中国2260个面积＞1 km²的湖泊为研究对象，分析1985—2022年湖泊表层水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分析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对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85—2022年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年均值及其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均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分布态势。②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中国湖泊表层水温的年均值以（0.126 ± 0.016）℃/10a的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五大湖区中增温速率最快的为东部平原湖区[（0.214 ± 0.037）℃/10a]，最慢的是青藏高原湖区[（0.05 ± 0.015）℃/10a]；不同面积湖泊的表层水温增温速率不同，面积越小，增温速率越显著。③东部平原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在四季均呈增温趋势，春季增温最快，冬季最慢；青藏高原湖区因结冰期长，春季表层水温呈微弱下降趋势，秋季增温最快；其他3个湖区均在秋季增温最快。④影响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纬度、平均气温、海拔和湖泊面积；五大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因素以及风速和湖泊水深的影响。总之，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相互关联、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湖泊表层水温的变化。

选取神农架林区为典型案例地，基于游客自我报告的活动细分法对游客类型进行划分，综合运用格网分析、行为链分析等方法分析各类型游客的时空行为特征，并采用K-Means算法对游客的时空行为模式进行聚类。研究结果显示：①神农架游客可划分为自驾、骑行、徒步、观光和摄影、滑雪、登山、越野跑、其他8种主要类型，日内活动时段集中，春夏两季游客多且假期效应显著，登山及徒步类型游客在生态保护区中停留的时间更长；②不同于传统景区游客的高度集中分布，分类视角下游客“分散集中”及“异中心化”的特点十分突出，流动结构呈现出“沿道路生长”和“小区域组团”的特征；③游客的时空行为模式可分为“热点打卡观景游”“丛林穿越深度游”和“休闲度假短线游”3种类型，其中丛林穿越深度游中深入尚未开发的生态保护区的游客轨迹占比高达39.82%，亟需作出策略性应对。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带，是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了探究与水共生的生态智慧，以山地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形态量化、景观图示等方法，建立传统村落水适应性空间形态及景观模式研究框架，并以湘西保靖县为例，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与水环境交互适应的组织结构及景观差异，构建由空间分布、形态格局、景观模式等组成的内容体系。研究发现：①保靖县传统村落大都遵循了“择水而居，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兼顾取水、用水与防洪安全；②在复杂的水环境影响下，保靖县传统村落形成了带状、团状、指状等多种形态格局，水适应性特征差异也十分明显；③以山间平坝、河谷坡地、山腰台地为典型地貌，归纳得出保靖县传统村落应对旱涝威胁的3种水适应性景观模式：“林−村−田−河”的平坝景观模式，“林−园−村−河”的坡地景观模式，“林−村−田−塘”的台地景观模式。可见，水适应性山地型传统村落空间建设提现了沿水而居的选址理念，因地制宜的空间形态，抗洪防旱的景观模式。

地缘经济关系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产业链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印度分别处于东亚产业链和南亚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在产业链分工趋势下，厘清二者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解析中印主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竞合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中印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产业链为化工产业链和装备制造产业链，两国在化工产业链上游合作较少，中游合作最为紧密；在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合作当中，印度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②中印间化工产业链交流以互补性为主导，上游环节的互补性强，中游环节的互补性弱而竞争性强，双方未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合作；③中印间装备制造产业链以竞争性为主导，主要体现在上游，双方在对方的出口市场所占份额较小。本研究推进了产业链的具象化分析，可为中印深化地缘经济合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