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三江源生长季最大值合成MODIS NDVI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量化了三江源草地绿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运用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时空尺度下气温降水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三江源区草地生长季NDVI总体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增加趋势的像元占比为77.53%，其中显著增加趋势像元占比为33.95%（P<0.1）；而局部出现了降低的趋势，降低趋势的像元占比为22.47%，其中呈现显著降低趋势像元占比为3.03%（P<0.1）。② 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增加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2°~6°的阴坡，而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降低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6°~15°的阳坡。③ 整个三江源区来看，生长季NDVI与生长季的气温降水有着最强的相关性，且与生长季最低温的相关性（R=0.79，P<0.001）大于生长季降水（R=0.66，P<0.001）和生长季平均温度（R=0.55，P<0.001）的相关性；栅格月尺度气候要素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表明，7月份降水与7月份最低温与生长季NDVI的年际波动具有最强的相关性，空间上表现为东部生长季NDVI受降水主导，而西部则主要受温度主导。

基于“同一城市在不同尺度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差异”这一现有城市网络研究中被普遍忽视的关键研究视角，以腾讯迁徙大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际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国家分尺度网络分析模型，对其网络特征的分尺度格局和跨尺度变化进行分析和对比，同步发掘分尺度视角下的“特殊城市”并解释其出现的原因。研究发现：分尺度视角下中国城际人口流动网络在“国家层级”和“都市圈层级”上的“核心−边缘”特征均较为明显，而在“城市群层级”中则出现了发展相对均衡的城市群落；直辖市、省会/首府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普遍在3级网络中保持了较高的接近中心性，也都是在国家层级网络中向内吸收城际流动人口、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层级网络之中向外扩散城际流动人口，但其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并非是发挥人口流动调度功能的核心节点；大多数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在都市圈层级网络和国家层级网络之中更加活跃，但部分位于长三角、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和大连、长沙、南昌等都市圈内的城市则与之相反，因为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链接了更广泛的人口基础、拥有更便捷的流通路径，并受到更强的推拉作用力，其城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活跃程度普遍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达到顶峰。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城市创新驱动系统，采用城市创新驱动系统中科技成果转化扩散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来间接表征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识别2003—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3—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年均增长率为1.32%，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②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非均衡特征显著，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高东低”向“南高北低”演变。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增长集聚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省会/直辖市多为区域增长极。③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变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期主要由城市富裕度和政府干预倾向驱动，后期主要依靠城市富裕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驱动，各因素对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作用强度以及波动方向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绿色低碳交通是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核心动力。借鉴 OECD 的绿色交通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交通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揭示了近20 a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协整分析探讨了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个领域的创新引领着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前者占比达62.8%，后者占比51.5%；② 创新主体实现了由个人为主到企业为主的转换。企业创新主体占比达82.4%；③ 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显著，且日趋集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愈发成为绿色交通技术创新高地。深圳远超上海，在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类最重要的创新类别中位列第1；④ 全国尺度，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研发投入对城市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产出起到普遍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和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和研发投入发挥主要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城市交通物流产业区位商、外国直接投资及政府环境规制起到促进作用。创新门槛、外资作用、环境规制与环境现状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显异于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绿色交通内部技术系统中，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创新对其他类别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法、趋势分析等方法，对秦岭南北降水季节性指数（PSI）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识别降水季节性空间主导模态，探讨降水季节性空间异常与全区海温的遥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20年，秦岭南北PSI线性变化趋势并不显著，以3.2 a的年际波动周期为主。1997年后，较长干季逐渐成为区域降水季节性的常态；② 在空间上，秦岭南北有61.3%的区域降水季节性为单一空间主导型，组合类型相对较少。其中，湿季偏长和干湿均衡是单一形态的主导类型；“干湿均衡−干季偏长”是组合形态的主导类型；③ 前冬、春季北大西洋涛动处于负相位，赤道中东太平洋由厄尔尼诺转拉尼娜时，秦岭南北PSI异常偏高，全区发生极端干旱风险较高。

结合DEA-SBM模型、碳排放评估模型、面源污染测算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动态刻画湖南武陵民族地区37个县域种植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解析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湖南武陵民族地区种植业生态效率低等级的行政单元不断向高等级转化，其等级结构不断优化；②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总体东高西低，东西及南北方向的变化均较为缓和，并呈“中心–外围”式分布特征；③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演变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自然条件是影响其格局及演变的基础，农业技术是其演变的牵引力，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产品市场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 区域未来种植业发展应当关注碳排放问题，并注重发挥相对发达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随地下水埋深H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长白山天池区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研究结合天池区地形地貌条件以及特殊的地质岩性和环状-放射状断裂构造特征，分析了天池水循环条件和水动力特征，明确了环状断裂构造的水力“消峰”作用和放射状断裂的导水作用，论证了天池补给区的地下水分水岭外扩的可能性。在天池区水循环与水动力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天池区2003—2020年气象水文监测数据，利用水均衡法对天池水量平衡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天池区的降水条件可以维持天池的水量平衡，距离环天池地表分水岭外侧高程850~2200 m范围内的大气降水可以维持天池年排泄量3600万m³的水量平衡，水量平衡区对应的地表高程平均高于天池水面（2189.7 m）约125 m。

在沙区植物生态建设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草本植物能达到最佳的防风固沙效果，这仍然是需要深入科学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移动风洞，在野外种植草本植物群落（沙打旺和中科1号羊草），在4种不同植被盖度下（10%、20%、30%和40%）探索其对输沙率与风速廓线的影响，以明晰该植物种类的防风固沙能力，风洞原位测试结果表明：沙打旺的防风固沙效能明显强于羊草，表现为在同等植被覆盖度和风速条件下，沙打旺的输沙率显著小于羊草，风速减少率和风蚀抑制效率明显大于羊草。沙打旺的最佳防风蚀盖度为30%，能抑制近地表20 cm以内约90%的输沙量，羊草植被盖度为32%时，能抑制地表20 cm以内75%的输沙量。从植物形态和结构来看，植物茎杆硬度大、茎多数且数个丛生其防风固沙效果更好。

选择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评价面积−高程积分（Hypsometric index，HI）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以2 km×2 km网格计算HI，通过热点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来探讨兰坪盆地HI特征及其控制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坪盆地HI具有聚集分布特征，HI值介于0.198~0.746，平均HI为0.495，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期，HI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崇山、龙马山、雪帮山隆起带，低值区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沘江和漾濞江的河谷，整体上呈自西向东逐渐减小的趋势；②HI与网格面积大小的相关性较差，但与海拔、起伏度和坡度等地形指标以及圆度指数、降水量等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HI无尺度依赖性，但受流域形态和地形气候的影响；③HI在不同岩性区的排序为：火成岩区（0.532）＞变质岩区（0.503）＞砂页岩区（0.494）＞碳酸盐岩区（0.470）＞松散岩区（0.446），表明在岩石抗蚀性较强的区域地貌发育演化更趋向壮年期特征。HI与构造因子的相关性表明距主断层的距离也是控制HI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随着距主断层距离的增加，构造活动性减弱，HI逐渐降低。综上，研究区地貌演化是构造隆升、降水侵蚀与岩性阻力相对抗的结果，研究可为未来自然灾害防治、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育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运用河南省鸡公山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全轮、早材与晚材径向生长数据，分析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鸡公山马尾松的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均包含较多的气候信息，且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全轮与早材主要受上年生长季前期和当年生长季前期和末期的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其中当年春季的水热组合是影响该地马尾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晚材主要受上年秋季降水和当年生长季前期水热组合的影响。该地区在1994年发生气温突变后，全轮与早材的年轮指数增长明显，晚材的年轮指数变化不明显；随着气温的升高，全轮与早材对气温的响应增强，晚材对气温的响应变化不明显。通过分析鸡公山马尾松年轮的不同指标，可以较为深刻理解马尾松径向生长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变化，为大别山西部地区森林更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碳储量损失61.77万t；除EPS模式碳储量增加5.09万t，2030年其他模式与2020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研究对预测未来碳储量及经济价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以青藏高原中部的普若岗日冰原为例，探讨了快速批量处理遥感数据并获取冰川面积变化的方法。结果表明，利用GEE平台结合像元级影像合成和最小归一化积雪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 NDSI)，可快速获取年度合成影像，提取冰川边界。通过对1988—2020年共512景遥感影像合成计算，获得了1988—2020年普若岗日冰川面积变化特征，分析发现：33 a间冰川面积减小了31.08 km²，年均退缩率为0.23%/a，冰川面积退缩主要发生在冰川末端，部分末端在20 a间退缩了1506 m。相对于冰川的实地观测或传统遥感监测法，本方法提高了影像利用率和数据处理效率，可快速实现冰川面积变化长时序分析，为现代冰川变化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全面测度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助于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屏障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黄河流域8省（区）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刻画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创新维度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②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上游–下游>上游–中游>中游–下游”特征，并且地区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全流域Kernel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向右移动，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提高，分布曲线在2018年后出现由单峰向双峰或多峰转变，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在2018年后呈现极化分层特征。本研究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黄河流域合理构建农业产业布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综合评价法、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从要素层面开展1995—2020年浙江山区26县城乡融合水平评价及差异化路径研究。研究表明：①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稳定增长，且呈组团状分布格局。②山区26县各要素间协调互动作用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以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为分水岭，实现由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阶段式跨越；创新型要素内部、创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尚未形成良好的互馈效应。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技术要素辐射范围和深度不够、对区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带动作用不足是制约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未来，可从强化要素流动与组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城乡融合发展障碍因素、加强区域密联4个方面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差异化路径，以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夜间灯光数据为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但其具体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GIS及遥感技术，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数据进行校正获取1992―2018年蒙古国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夜间灯光数据对欠发达国家研究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蒙古国夜间灯光在首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呈现“中北部集中，铁路沿线增长较快”的空间格局；灯光总值在2010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表明电力供应实现快速、稳定增长。② 空间尺度越大，夜间灯光数据适用性越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估算精度越高；在同一省级尺度上，只有当城镇化率大于30%并且人口未大量流失时夜间灯光数据才与人口数量有正相关性，否则呈负相关或不相关。③ NPP/VIIRS监测到的定居点数量多于DMSP/OLS，稳定的电力供应是定居点是否被监测到的关键。

本文利用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腹地和周边地区61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等观测数据，选取了通用的24种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了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增温趋势明显，不同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显著，并且空间差异较小。其中，气温极值指数显著上升，并且年极端低温的上升幅度最大。霜冻日数、冷昼日数等极端冷事件显著减少，夏日日数、暖昼日数等极端暖事件显著增加。②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降水指数的年际波动较大，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西部沙漠的年降水量以5.11 mm/10a的速率显著增加，一日最大降水量、强降水量等其他极端降水指数也显著增加。而东部沙地的极端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明显的干旱化趋势。③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变化幅度大多超过了北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陆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幅度。④ 北极涛动（AO）对东部沙地极端低温和极端冷事件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近几十年来东亚夏季风的减弱是导致东部沙地极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西部沙漠极端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M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聚焦“三大地区–九大农区–省域单元”等多种尺度，探究了1987—2017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区域演变特征，并深入解析了居民膳食结构变化的健康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逐渐由“粮菜为主”向“多元化消费”转变，膳食质量普遍提高的同时动物源食品摄入量大幅增加。② 人地关系的差异性驱动多尺度视角下各区域膳食结构向不同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动物源食品消费比例上升最快、西部地区始终是油脂类消费比例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最小；九大农区动物源食品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他类膳食消费各有所异；各省居民膳食结构尚未形成明显的地域空间分异格局。③ 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以及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与动物源食品、油脂类消费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与粮食消费量呈显著负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科学制定中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平衡对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② 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③ 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④ 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⑤ 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