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城市研究需要地理学从空间角度对城市智能化发展进行把控，从而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从研究历程、内容和方法3个方面梳理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展。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行思考。首先，本文探讨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的地理内涵，即城市中的要素利用智能技术对城市中的客观事物和状态进行学习、分析、判断，并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从而有效地适应环境的过程。其次，本文提出了由人、机器和空间要素构成的城市空间智能化系统模型，对“人‒机‒空间”作用机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自发交互、自主调节和双向选择3种机制，可对城市空间的形态、功能、结构等研究有所帮助。最后，构建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框架，以城市空间智能化特征、功能结构、人与空间互动关系以及空间智能化模拟预测为重点内容，对城市空间智能化全过程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智能化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空间资源配置方案，丰富智能时代城市空间的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网络联系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知识生产能力，知识生产的反馈机制也是理解知识网络演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权转移数据和隶属联系模型构建城市知识网络，采用基于随机行动者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从内生结构效应、行动者−关系效应和协变量网络效应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城市知识网络与知识生产的协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知识网络与知识生产的演化过程总体呈现相互促进的协同特征，即城市知识生产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城市发出和接收网络链接关系的概率，同时城市知识网络的演化特征也会进一步促进城市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② 城市知识网络与知识生产的协同演化过程受到路径依赖机制、多维邻近性机制的共同影响。③ 城市知识网络与知识生产的协同演化路径因城市所属城市群的不同进而表现出异质性特征。

基于2020年“中国民生调查”9省（区）入户问卷数据，以Stata17.0为计量工具，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回乡后从业类型、村居环境满意度以及政府服务满意度的角度探究回流农民现状生活满意度。结论发现：① 相比从事第一产业，回流后从事第二产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对现状生活的满意度。② 村政府服务满意度和村居环境满意度评价作为两大支柱能够对农村回流人口的现状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村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更大。③ 年龄越大、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对现状生活满意度越高。④ 不同因素对农村回流人口现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西部地区从业类型为第二产业的农村回流人口对现状生活满意度更高，村居环境满意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政府服务仅对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为乡村人才回流政策制定、推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提升乡村居民满意度提供理论参考。

利用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探讨人口密度与影响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当前人口分布研究的前沿，但人口统计数据在空间分解过程中非正规约束下的最优输运问题尚未妥善解决。本文基于面积加权法，以矢量格式的村人口数据集为起点，以矢量格式的聚落和公顷网格数据集为约束，设计了一套顾及聚落分布的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分解算法。通过将村常住人口数据依次分解至聚落和公顷网格之中，获得了栅格人口密度数据集（SJZ_RK）。分析表明，SJZ_RK数据集的人口总数为1 039.60 万人，仅产生0.04%的误差，说明本文提出的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分解算法具有较高准确度。经测算，SJZ_RK数据集的人口分布基尼系数（0.890 9）>GHS_POP（0.854 8）>SJZ_CUN_RK（0.589 8）>GPWv4（0.5897），说明考虑聚落分布状况的SJZ_RK数据集很好地刻画了人口分布的空间集聚和异质性特征，为构建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等监督类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样本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口密度标签数据。在刻画非聚落区、城市聚落区、值域范围方面，SJZ_RK数据集更接近实际情况，其在前两方面优于GHS_POP数据集，其在这3个方面均显著优于SJZ_CUN_RK和GPWv4两个数据集。本文算法破解了2个难题：① 优化了获取高精度栅格人口密度数据集的计算程序，实现了相对准确的人口分布离散化表达；② 统一了人口密度标签数据和影响因子数据的粒度，从而为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训练样本摆脱MAUP的困扰，为克服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的区群谬误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韧性城市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原城市群2006―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中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中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跃迁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明显；② 中原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空间分布以负相关类型的低–低冷点集聚区为主，空间同质性特征显著；③ 中原城市群西北部和郑州市周边地区城市韧性的空间演化动态性更强，城市韧性较弱的地区空间结构呈现更为明显的稳定性。城市韧性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较稳定，部分研究单元存在较强的转移惰性；④ 在低分位阶段，城市集聚是制约城市韧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是驱动城市韧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高分位阶段，城市集聚是阻碍城市韧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和生态环境是驱动城市韧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探究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对区域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贵州省9个市州的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对工业碳排放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揭示时空交互特征；基于此结合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贵州工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45%。② 技术进步是贵州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内动力。③ 工业碳排放效率空间自相关的时间路径长度呈现由东部市州向中、西部增大的趋势；贵州各市州的工业碳排放效率随时间演变呈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④ 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耗强度、产业结构、重工业水平、生产力水平6个因素是影响工业碳排放效率的主导因子，且影响显著性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能源消耗强度与工业碳排放效率存在负相关，其余主导因子与工业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

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使用Landsat-8遥感影像反演地表温度（LST），以表征城市热环境。同时，采用建筑数据量化17种建筑形态指标，并识别9种典型城市形态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城市形态原型间的地表温度差异，并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的热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之间的夏季地表温度差异显著，低层高密度区地表温度均值最高，高层低密度区最低；②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对夏季地表温度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③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各建筑形态因素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方向一致，但重要性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应关注城市形态模式和建筑形态，提出因地制宜的建筑形态调控策略。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老工业城市是易发生收缩的典型城市，该类城市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恶化程度往往高于其他城市，因此城市收缩影响下的老工业基地生态环境质量演变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PSR模型，利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0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收缩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分析了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城市收缩对生态环境质量演变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整体不高，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期内与增长城市的差距逐渐减小。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程度与城市收缩程度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② 城市收缩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城市收缩的初期、中期、后期依次表现为无显著影响、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③ 从全局角度来看，城市收缩程度对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水平和资源依赖程度对其作用机制存在门槛调节效应。

运用归纳总结法和SWOT分析法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的主要发展内容，聚焦于村庄规划与偏远山区村庄发展的关系，提出经济、生态、文化、旅游等多维度的促进乡村发展的目标框架，探索规划对村庄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① 偏远山区具有距离城市远、地形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的特点；② 偏远山区村庄规划，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地区生态等方面作用显著，对促进村庄发展至关重要。③ 针对“集聚提升类”村庄，结合白其口村自然环境特征和发展现状，规划整治村庄内部分区和发展格局，精准推动村庄发展，以期更好地促进偏远山区美丽乡村建设。

本文基于时空间行为协调度的城市基础教育资源服务绩效分析方法，对郑州市教育资源需求、供给和供需关联强度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发现：① 居民居住聚集行为受到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等因素影响，在空间上并不均衡；② 主管部门持续投入和重点学校外迁，为外围城区提供了更加充沛的教育资源；③ 持续优化的道路结构和学校选址提升了区域的可达性和空间吸引力；④ 郑东新区、高新区和经开区的教育协调度提升明显，但仍有部分区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建议主管部门通过政策导向推进校际资源均衡配置，通过统计分析协调供需匹配关系，通过新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探索科学分配规则。本文较为准确地呈现了教育资源空间协调状态，可以为居民进行空间选择和管理部门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吉林省沼泽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然而近年气候变化导致吉林省沼泽湿地面积减少，物种栖息地遭到破坏，因此气候变化对沼泽湿地植物多样性影响研究对沼泽湿地保护和恢复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吉林省沼泽湿地6 601个样点的30种优势植物分布数据和19个环境因子数据，利用SSDMs模拟了现状年（1981—2010年）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对各物种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识别，并对21世纪末（2071—2100年）3种气候情景（SSP1-2.6, SSP3-7.0, SSP5-8.5）优势沼泽湿地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影响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最湿季度的降水量、土壤pH和最温暖月份的最高温度。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不均匀，东部物种丰富度高于西部，丰富度最高的地区为敦化市；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范围缩小，物种丰富度降低；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大部分现存已经被保护，模拟发现的一些适宜分布区和未来气候风险区，在保护网络建设时应予以考虑保护。期望研究结果为吉林省沼泽湿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基于1982―2020年逐月自校正帕默尔指数(sc_PDSI)及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集，使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Mann-Kendall趋势检验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西南喀斯特与非喀斯特地区的干旱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在多时间尺度讨论植被对干旱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西南喀斯特和非喀斯特地区均呈现“干旱−湿润−干旱”的变化过程，经EEMD分解后，sc_PDSI存在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尺度的周期变化规律，其中年际尺度变化占主导地位（方差贡献率最大）。非喀斯特地区和喀斯特地区的sc_PDSI依次在2014年、2015年发生突变，喀斯特地区干旱指数突变发生在非喀斯特地区之后。总体上，喀斯特地区干湿度优于非喀斯特地区。② 在西南喀斯特地区，呈现干旱化和显著干旱化的面积比例分别为42.47%和12.75%，均低于非喀斯特地区干旱化（50.69%）和显著干旱化（27.79%）的面积比例。且喀斯特地区显著湿润化的面积比例为48.81%，远高于非喀斯特地区显著湿润化面积36.23%。③ 在月度、年度和多年尺度上，喀斯特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植被NDVI与sc_PDSI均呈负相关关系。且随着时间尺度增加，植被NDVI与sc_PDSI之间相关性越大。西南地区78.87%的区域植被NDVI对sc_PDSI的响应存在滞后性。喀斯特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植被NDVI对sc_PDSI的响应呈现滞后性面积比例分别是76.43%和68.75%，滞后时间尺度分别以1~3个月和3~6个月为主。本文期望为喀斯特地区生态恢复及区域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植被生长峰值期（Peak of season，POS）是植被最重要的物候指标之一。本文基于GIMMS NDVI3g（1982—2015年）和MODIS NDVI（2001—2021年）数据建立两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蒙古高原植被POS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982—2021年蒙古高原植被POS主要出现在第188~228天，即每年夏季6—8月，整体呈自西南向东北和自南向北逐渐提前的空间分布特征。除戈壁荒漠地区外，其余类型植被POS年际波动基本在10 d以内，年际变化较稳定。过去40 a间，研究区植被POS未出现显著的变化，变化介于–0.15~0.15 d/a。各植被类型POS变化趋势均不明显。从蒙古高原植被POS对气候的响应特征来看，季前3~5个月的降水量是影响研究区植被POS的主控因子，降水量的增加主要使植被POS呈推迟趋势，这种趋势在草地植被尤为显著，说明降水量的增加有利于草地植被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生长，致使POS推迟。在相对湿润和低温的森林、高寒草地和草甸草原等区域，降水量的增加使植被POS提前。气温和太阳辐射对研究区大部分区域POS的影响没有降水量强烈，在蒙古高原北部POS与温度之间呈负相关。在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太阳辐射的增加将POS推迟，而在中部草地将POS提前。

湖泊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和驱动机制研究对湖区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关重要。本文针对东北近现代湖泊生态环境重建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以阿尔山浅水湖泊——卧牛湖为研究对象，在²¹⁰Pb和¹³⁷Cs建立的精确年代基础上，通过沉积岩芯的正构烷烃、粒度、总有机碳（TOC）、总氮（TN）和碳氮比（C/N）等多指标分析，结合流域现代监测和历史资料，重建了1848—2019年来卧牛湖生态环境（包括藻类、水生植物等）的演化过程，并评价了多种环境压力对湖泊生态演变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之前，湖泊生态环境处于自然演化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类开始通过农业施肥和用水灌溉对湖泊环境产生影响，并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加强，导致短链正构烷烃指示的藻类生物急剧上升。冗余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40—90年代，营养因子、气候因子和流域侵蚀共同作用影响湖泊生态环境演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和营养因子成为湖泊生态环境变化的主控因子，人为干扰对湖泊环境影响显著加强，多种压力的胁迫作用导致了湖泊向富营养化状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