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城市创新驱动系统，采用城市创新驱动系统中科技成果转化扩散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来间接表征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识别2003—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3—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年均增长率为1.32%，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②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非均衡特征显著，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高东低”向“南高北低”演变。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增长集聚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省会/直辖市多为区域增长极。③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变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期主要由城市富裕度和政府干预倾向驱动，后期主要依靠城市富裕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驱动，各因素对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作用强度以及波动方向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绿色低碳交通是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核心动力。借鉴 OECD 的绿色交通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交通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揭示了近20 a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协整分析探讨了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个领域的创新引领着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前者占比达62.8%，后者占比51.5%；② 创新主体实现了由个人为主到企业为主的转换。企业创新主体占比达82.4%；③ 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显著，且日趋集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愈发成为绿色交通技术创新高地。深圳远超上海，在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类最重要的创新类别中位列第1；④ 全国尺度，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研发投入对城市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产出起到普遍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和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和研发投入发挥主要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城市交通物流产业区位商、外国直接投资及政府环境规制起到促进作用。创新门槛、外资作用、环境规制与环境现状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显异于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绿色交通内部技术系统中，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创新对其他类别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颠覆性影响，或将重塑未来区域发展格局。创新网络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对于理解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地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等方法，对该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从网络结构、多维邻近性与城市特征3个角度分析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网络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构成的“菱形”格局，网络呈现典型的异配性、小世界属性和“核心–边缘”结构。人工智能对技术、产业的依赖性导致其创新合作网络受网络自组织性、多维邻近性与城市创新合作环境影响：择优链接与中介效应促进网络发育，创新合作由互补创新转向互补与协同创新并存，地理距离、省际壁垒不再是阻碍创新合作的因素；城市经济实力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创新联系的强度与广度，但城市间发展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也阻碍合作建立，由此对促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构建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对2011—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3个时段网络的空间与拓扑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继而引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定量研究内生和外生效应对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网络规模扩张迅速，整体联系强度与数量均稳步提升，空间格局由以香港为单一中心辐射的简单结构向多中心辐射的复杂网络转变。② 网络的“小世界”特征逐渐显著，城市的择优连接倾向明显。③ 网络中节点的中心度差异较大，香港、澳门、广州、北京是旅游知识创新的中心城市。④ 从驱动机制看，自组织性、择优连接、旅游科研投入、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邻近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城市属性变量的正向影响强于多维邻近性。国际化视阈下中国城市旅游知识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探讨，对于挖掘城市旅游知识国际化水平、增强城市间旅游知识合作和培育创新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