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具有高耗能特征的数据中心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这关系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层面制定了“东数西算”战略以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缓解东部的资源环境压力,其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转移规律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中心层面的细粒度数据构建碳核算框架,模拟预测2020—2030年是否实施“东数西算”战略的2类情景下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数量及空间转移规模,并分析了战略节能减排的潜力。结果表明:“东数西算”战略能够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在“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21 131.03万t,相比未实施战略的情景将减少2 274.16万tCO2;东部降低了5 544.67万tCO2,其中京津冀枢纽与长三角枢纽地区的碳排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东部向中部转移了1 788.51万tCO2,向西部地区转移了1 332.88万tCO2,同时减缓了高碳区域的碳排放的增加速率。研究结论对揭示“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数据中心这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转移规模与空间转移格局提供数据支撑。
数字技术与城市场景的融合发展形塑了新的人地关系,对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产生多空间、多维度的影响。本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流动人才地方嵌入,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地方嵌入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城市数字化发展对流动人才地方嵌入的影响程度、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等。主要研究结论:① 城市数字化发展有效推动了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对经济嵌入维度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② 数字化作用于不同级别城市呈梯度差异,其中二三线城市效果较为显著。③ 数字经济有效推动社会网络单一的流动人才地方嵌入水平。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桥梁作用,流动人才能够有效汲取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认同,不断扩大社交圈层与地方联结,提高自身的情感嵌入和文化嵌入。最后,文章分别从数字经济与流动人才地方嵌入两方面提出建议,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新政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具有高生成性兼具高波动性,既有研究考察了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但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解除进程及其背后的高波动性机理尚待明晰。基于“生成–维持”视角,采用2001—2019年合作发明专利构建全国创新网络,探索其演化特征,并采用可分离式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别揭示创新关系的生成与维持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网络规模日趋扩大,空间格局由三角形向“菱形+十字”发育。维持进程呈现“上三角–全三角–菱形–菱形+十字”的演化路径;生成进程呈现与下一阶段维持进程类似格局,并由“北上深”主导转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反映出路径依赖效应;解除进程由生成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以及中国东北、西南城市主导。② 创新网络演化机制出现阶段性分异。聚集效应对创新关系由抑制转为促进,中介效应对创新关系由促进转为抑制;传递效应、GDP与创新水平、地理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对城市创新关系的促进作用持续下降。③ 创新关系生成与维持的演化机制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和创新水平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作用基本失效,地理邻近性对于创新关系的生成作用下降,但是维持作用上升。本文增益于既有研究中对创新关系维持机制的探索不足,为提升创新网络的成长性、降低其波动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采用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专利权转让数据和航班数据构建中国多层城市网络,实证检验了多层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市多层度数中心性和多层PageRank中心性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表明城市多层网络中心性成为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来源。② 多层网络嵌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效应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创业孵化能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增强,表明城市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着多层网络嵌入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③ 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受益于多层PageRank中心性和多层度数中心性的提升,中西部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从多层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高于东部城市。城市多层网络嵌入的研究必然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鸿沟现象有所缓和;碳排放绩效水平整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产业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且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驱动城市创新实力增长,引领全球创新版图重心东移,其创新演化的时空复杂性吸引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印度为研究对象,基于知识创新视角,以城市尺度论文和专利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统计和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08—2019年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跃迁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8—2019年,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演化“涨落有序”,少数城市知识创新等级实现稳定提升,多数城市知识创新发展在边缘级、次边缘级之间反复跃迁,科学型、复合型导向性是印度知识创新功能演进的统一方向;② 印度知识创新等级体系空间分布构成稳定钻石结构,知识创新等级跃迁集聚于知识创新边缘区,知识创新功能类型以科学型和复合型为主,表现为南北板块化分区发展态势,兼具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双重性;③ 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对外合作、多元主体间合作对城市知识创新等级提升十分关键,城市建设是次边缘级城市知识创新增长的关键因素,科技差距对城市知识创新等级跃迁影响力随等级提高而增长。
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求和、网络文本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评价旅游休闲街区的citywalk网络影响力,提炼核心发展要素,识别街区发展路径及要素间关系。研究发现:①游客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整体关注度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较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重庆、福建、广东等省(市),区域差异较大;②旅游休闲街区的良好发展是核心发展要素组态效应的结果,5个核心发展要素通过组态形成 3条等效发展路径,分别是产品强驱型、设施业态双驱型、文化营销助力型路径;③条件变量文化赋能与产品驱动之间存在互斥关系、设施加持与业态创新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因此,科学合理投放产品、千方百计创新业态将有助于旅游休闲街区获得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