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集中度、空间自相关等指标方法，研究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龄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呈上升趋势，高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高龄化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城镇高龄化程度高于乡村。②空间上东部沿海地区高龄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口高龄化空间格局未突破“胡焕庸线”；高龄化在性别上以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域上表现为较大差异；高龄化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日益显著。③近20 a来，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从人口和自然因素为主向人口、自然、社会经济多因素转变。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省份，近年来人口总量显著“缩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少子化严重，同时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移，大部分县域变成人口收缩地区。文章基于“五普”至“七普”数据及《湖南统计年鉴》，从“全省–区县–主体功能区”多尺度，系统分析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变化趋势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总量呈现“先快速增长–顶峰–急剧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空间上人口从县域（乡村）向市辖区（大城市）的单向迁移格局；②区县层面，从市辖区向外随距离增加人口收缩程度不断加深；2000—2010年区县人口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年后区县人口收缩范围扩广、程度加深，持续收缩型区县24个，新增人口收缩型区县52个；③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流入集聚，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而不断收缩。最后，就省域人口空间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对策。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是一类具有市场指向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容易产生空间布局趋同的表象。要科学认识节能环保产业是否存在重复建设问题，需要理解地方市场需求如何影响其布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2011年以来新成立节能环保企业的布局特征，从地方市场需求的具体构成出发，检验企业、行业和政府3个市场主体产生的不同需求对节能环保产业布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呈“东西沿江、南北沿海”两条轴线。2011—2020年，各地市企业进入率差距缩小、吸引新企业的水平相当，布局表现出本地化倾向；② 企业治污需求有利于本地节能环保产业扩容、吸引力提升。其中，大企业的需求产生了积极的结构和协同效应；③ 行业发展需求促进本地产业扩容，对提升本地产业吸引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④ 政府治理需求可能促进本地产业扩容，但对提升本地产业吸引力无显著影响。

以大运河沿线的546个传统村落和629项非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二者的空间差异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特征且二者之间存在较低程度的空间正相关。②传统村落重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心均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内部空间差异显著。③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对二者的空间差异发挥着客观作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对二者空间差异的影响较为复杂。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