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关于植被生产力受不同水分因子影响的时间效应及其变化特征的研究尚显不足。通过植被总初级生产力（GPP）与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SIF）衡量黄河流域植被生产力，结合空间分析及地学信息图谱等方法，分析大气、地面、土壤等水分因子对植被生产力的胁迫作用、时间效应及其时空转变特征。结果显示：①2001—2018年，流域干旱区植被生产力显著下降，而湿润和半湿润区植被生产力显著上升（P<0.05）。②植被生产力主要受土壤水分与地面有效水分的影响，并且近20 a土壤水分和大气水分的胁迫作用呈现增强趋势，地面有效水分的胁迫作用呈现减弱趋势。③在流域干旱区，植被生产力主要受3种水分因子滞后和累积3个月的胁迫作用；在湿润和半湿润区，主要受地面有效水分滞后2~3个月的胁迫作用。总体而言，水分因子的时间滞后效应强于累积效应，且近 20 a水分滞后效应的胁迫时间延长、强度增加。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黄河流域水分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机制，为促进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对鄱阳湖平原区降水的连续、长时间监测，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δD、δ¹⁸O）示踪技术与后向轨迹模型，结合天气雷达图分析了该区庐山市牯岭镇和上饶市鄱阳县大气降水δD与δ¹⁸O的组成特征及其变化反映的环境效应，探讨水汽来源和天气系统与其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年尺度上，2地大气降水线的斜率和截距均较全球大气降水线偏大，过量氘长期偏高，表明研究区气候湿润、大面积地表蒸发水汽参与降水，依据二源混合模型得出夏季湖泊蒸发水汽对鄱阳县降水的贡献比为15.4%，大于对牯岭镇的贡献（13.1%）；水汽源区的变化导致季节尺度上降水δ¹⁸O贫富变化明显，表现为春冬富集、夏秋贫化；连续降水主要受水汽类型与天气系统影响，冷锋降水δ¹⁸O表现为逐渐下降，由冷锋转变为对流的降水δ¹⁸O呈现“V”型变化。根据水汽源地（大陆与海洋）、路径距离（即轨迹所跨纬度）的差异，将连续降水的水汽划分为远源大陆水汽、近源大陆水汽、海洋性水汽3种类型，牯岭镇降水主要受到海洋性水汽的影响，鄱阳县降水主要受到近源大陆水汽的影响。

本文基于覆盖鄱阳湖流域的Landsat卫星和气象站点的长时序数据，结合Mann-Kendall趋势分析、Sen斜率估计等数理统计方法，对1987—2019年鄱阳湖流域地表水域变化特征及其对干热事件的响应特征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鄱阳湖流域的干热事件发生频率增加约0.02次/a，持续天数增加0.13 d/a，烈度增加0.09/a；②持续性水域、季节性水域、临时性水域和平均水域面积分别以每年16.85 km²、21.56 km²、13.22 km²和31.76 km²的速率萎缩，尽管持续性水域数量每年增加3.11个，但临时性水域数量变化不明显；③持续性水域、临时性水域和平均水域面积的变化与干热事件的发生频率、持续天数及烈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均小于−0.5（P<0.01），水域对干热事件的响应敏感区主要位于流域的西部和中部地区。

以海口市海岸带为研究区，选取1987年、2004年、2021年3期遥感影像，基于随机森林法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分析35 a间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分布变化及其变化的速度、结构等，揭示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对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87—2021年海口市海岸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演变剧烈，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增加189.16 km²），耕地锐减最多（减少81.50 km²），水域及水利设施变化最小。②海口市海岸带时空分布变化明显，建设用地从中部向东西两侧延伸，耕地流失集中于西部，草地分布在南渡江东岸且呈波动减少；土地转换呈现单项集聚特征，有77%的转出面积流向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地转出面积分别超过了转入面积的1.73、2.37和2.88倍。③海口市海岸带在单因子驱动中，1987—2004年的最大驱动力经济指标（GDP）主导地位被2004—2021年的气候因子（降水）取代；交互驱动中，自然−社会因子协同效应显著增强（驱动力指数由1987年的0.535增高到2021年的0.844）。研究结果可为海口市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对蒙古高原典型脆弱区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格局动态及驱动机理进行探讨，进一步开展中蒙两国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1982—2020年，蒙古国典型区草地NPP多年均值明显低于中国，约为中国区域的4/5；两国典型区草地NPP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区域NPP增长速率约是蒙古国的2倍，且表现出显著性。②由第一阶段（1982—1999年）发展到第二阶段（2000—2020年），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面积占所属国典型区草地面积的比例各增长了19.0%和22.1%，分别达到了91.7%和85.8%，研究区草地以恢复为主。③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其次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而草地NPP的减少则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其国别差异在于：在草地NPP增加上，蒙古国呈现由双因子转变为单因子的驱动演变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持续的三因子驱动特征；在草地NPP减少上，蒙古国表现为人类活动驱动的单因子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三因子驱动特征。④降水是影响蒙古高原草地恢复的主要因子，人类活动是中蒙两国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和强化政策实施，以促进草地恢复；蒙古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改进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管理措施，以政策引导加快草地生态保护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