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测度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空间分异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的新命题。基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下中国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并识别脆弱类型。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暴露度指数增加，高暴露城市集中于川渝、苏皖和东北地区；敏感性有所改善，低敏感城市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以及大部分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适应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高值核心区，向内陆递减的圈层结构。②10 a间超过1/2的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有所好转，但是东北地区却明显上升。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低脆弱区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及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中高脆弱区分布于东北地区以及陕甘川、蒙冀、湘桂和豫皖四大交界区的特点。③老龄化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梯度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显著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有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脆弱性越低的特点。④人均GDP增加有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但是GDP增长率对脆弱状态没有缓解作用。⑤2010—2020年城市脆弱类型空间演化呈现“东部向好，华北、东北脆弱”的特点。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探讨地理出身、流入地城市等级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不平等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地理出身和流入地城市等级对流动人口住房产权呈现截然相反的作用，地理出身等级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产权层级越高；流入地城市等级越高，则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产权层级越低。②流入地城市等级对基于地理出身的住房不平等的作用表现出“强者持续增强−弱者有序增强”的效应。③房价对地理出身的优势削弱效应略强于市场潜能对地理出身的优势强化作用。④流入地城市等级通过提高低地理出身流动人口的就业表现和职业地位以及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降低流入地和流出地家庭经济脆弱性，从而平抑基于地理出身的住房不平等，表明流入地城市等级对基于地理出身的住房不平等呈现出弱化效应。

基于202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调查数据，本文对多维距离分析框架进行拓展，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高校毕业生回流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高等级生源地城市或者较低等级就学地城市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回流；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家庭资本水平越低的毕业生越不倾向于回流；生源地与就学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对毕业生回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距离、信息距离和技术距离对毕业生回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经济距离与信息距离的增加，与本科毕业生和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硕士毕业生与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回流的概率降低；随着经济距离的增加和技术距离的降低，与农业户口毕业生相比，非农户口毕业生回流的概率降低。本文研究结论为合理引导毕业生回流就业，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当前，城市内部持续活跃的人口迁居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市内不同区域老龄化水平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本文称之为迁居老龄化。然而目前缺乏对它引起的城市内部老龄化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的监测方法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的探讨。为此，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城市内部迁居人口，提出迁居老龄化的测度指标以及迁居老龄化类型划分方法，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探究城市内部各型迁居老龄化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与地域建成环境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武汉市，城内迁居对老龄化地域空间格局的影响呈圈层分异：中心城区核心区内，迁居对老龄化的影响水平普遍较低；中心城区的核心区之外，迁居对老龄化的影响加深，多导致老龄化加重；近郊区内，迁居对老龄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呈加重和缓解两极分化、多点集聚态势，且承接了城市内大多数的老龄化缓解型空间。另外还发现，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的迁居都是造成老龄化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且后者更强，而这又与居住环境品质、适老设施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可为决策部门了解城市内部微观尺度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支持，为精准配置养老服务设施、提升基层适老化服务水平和推进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