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城市尺度下,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技术创业的时空格局。同时,应用面板数据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以探讨数字技术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自2008年以来,中国数字技术创业持续蓬勃发展,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强西弱、中部崛起”和“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创业不断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②中国数字技术创业的区域重心自东北向西南移动。③数字用户规模、风险投资、政府科技支持强度、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知识厚度、市场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技术创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且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创业对各影响因素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并且存在着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提升经济韧性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1999—2018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从网络稳健性对中国297个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面板回归探究城市技术网络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机理,以期从技术网络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提供新视角。结果表明:①不论是随机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还是定向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的稳健性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2008年之后增长显著,北京和上海一直是中国技术网络结构稳健性较高城市,深圳、广州、苏州、南京、武汉等几个区域中心城市增长较快,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区域差异明显。②完全随机移除和完全定向移除节点的城市技术网络的稳健性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技术结构的相关多元化对经济韧性有促进作用。③不同定向和随机移除占比的回归分析显示,随着定向移除比例的增加,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回归系数增大,即影响程度增强。
以中国15个城市群多年份数据为样本,在测度并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和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并剖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15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整体呈微弱的单中心化趋势。②研究期内各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高于内陆地区城市群。③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说明当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有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④效应模型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到间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高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中等级和低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更有利于其经济韧性提升;多中心结构在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较高时对于其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城市群建设是推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优化城市群网络结构能提升城市群韧性,促进城市融合。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测度中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和鲁棒性特征。结果发现:①三大城市群的基本规模和复杂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间联系强势。② 三大城市群的连接鲁棒性表现较差,恶意攻击前20%城市会导致连接鲁棒性骤降到0.2,而恢复鲁棒性降低至0.5,则需要随机攻击破坏城市群80%或恶意攻击破坏城市群50%的城市节点。③网络密度与鲁棒性正相关,中心性特征值在随机攻击时与鲁棒性正相关,恶意攻击时负相关。④构建倒“U”型城市群层级结构能有效增强鲁棒性。
以福建平潭国际旅游岛北港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海岛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演化路径,为探索海岛乡村空间可持续演化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北港村空间演化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参与及其相互竞争与协商推进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异质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②北港村行动者网络转换过程中异质行动者的加入使得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出现再转译和角色转变,关键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也发生了转换和更替;③由于内源力与外源力的交错,北港村空间演化路径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推动”向“上下互动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反映了异质行动者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调适。
本文从粮食生产的生态视角出发,在构建绿色粮食生产效率和传统粮食生产效率偏差率模型的基础上,分析2000—2019年吉林省县域粮食生产效率偏差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影响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吉林省传统粮食生产效率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综合水平的变化趋势均为“U”型,但传统粮食生产效率整体上更优;二者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中西部稳定高值,中、东部剧烈波动,边缘区轻微波动的特征。②吉林省东、中、西部地区粮食生产效率均为负向偏差,前期效率偏差加重,后期略有缓和。空间上,2类粮食生产效率高且稳定的地区,偏差程度相对更轻。③要素投入水平、社会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但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吉林省东部地区应重点关注要素投入水平对效率偏差的影响,中部地区需综合考虑3类要素的复杂强影响;西部地区应统筹考虑3类要素的均衡弱影响,为更好平衡粮食增产和绿色发展,应在分区管控的基础上,探索并落实切实可行的农户绿色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和科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