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中，在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呈现一种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非线性趋势。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长期效应显著超越短期效应，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新质生产力通过激发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多重渠道，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最明显。

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剖析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呈“下降−上升”趋势；整体空间格局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流域内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分异的主要原因。②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高（低）效率地区对邻域地区具有正（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金融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交通水平对本地及邻域城乡融合发展效率提升均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化水平呈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研究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移民的生计韧性理论框架，用长江流域重点退捕区湖北段260户渔民家庭的调查数据，结合综合指数法、障碍度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究长江不同水域退捕渔民生计韧性差异以及较佳的扶持政策路径。研究表明：①退捕渔民生计韧性水平整体偏低，为0.173，且区域差异显著，干（支）流保护区最高（0.199），内湖保护区最低（0.128）；②在不同禁渔区，渔民生计韧性的障碍因子各异；技能培训这一维度对于干（支）流保护区的渔民更为重要，养老金水平是影响内湖保护区渔民福祉增进的关键因素，而社会融入状况的不理想，则成为制约干（支）流非保护区渔民后续生计发展的核心因素；③干（支）流非保护区最适用“政策推动型”帮扶政策，更偏重于通过政策力度的加大来实现生计的转型与恢复；干（支）流保护区则以“社会融入型”扶持举措最优，通过提升渔民的社会参与度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湖保护区中“生计资本型”的自然及物质资本补偿配置是较佳方案，通过增加渔民生计资本存量来保障其生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城乡间要素的流动与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共生发展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浙江省县域尺度相关数据，揭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重点探讨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各县域的共同富裕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总体上看，浙江省共同富裕的高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内陆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②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且这种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③从维度上看，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建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共生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时间上看，2015—2021年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11—2014年则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对贫困是制约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黄土高原地区属于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为有效治理相对贫困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从物质基础、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构建相对贫困测度体系，运用相对贫困指数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划定相对贫困线，识别出421户相对贫困农户，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个体和区域相对贫困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彭阳县物质基础维度和发展机会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低，但经济条件维度、可行能力维度和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高；②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平均高程、劳动力占比、基础设施满意度和工资性收入占比是影响相对贫困的主导因子；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医疗支出、是否有小额信贷和第一产业贡献率是次要因子；③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受阻、地区发展差异化明显。为破解黄土高原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困境，亟需以城乡融合为纽带，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依托跨区域要素流动破除发展壁垒，通过创新治理尺度构建多层级协同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