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收缩城市人口演化轨迹对于理解城市收缩作为动态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收缩轨迹类型学的研究视角，以城区常住人口和市辖区（或市域）常住人口分别作为判断城市实体地域和行政地域人口规模变化的指标，探讨2000—2020年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恢复现象。结果显示，从城区常住人口来看，中国城市实体地域人口收缩现象总体有所缓解，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城市实现从收缩到恢复的转变，持续收缩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近期收缩城市分布广泛且原因多样。相比实体地域，城市行政地域人口收缩现象更为普遍，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收缩轨迹的差异说明城市存在中心吸纳式增长、郊区化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不同轨迹类型本质上是城市内部系统、外部支持和治理行为相互反馈的结果产物。其中，收缩后恢复类城市依靠“收缩−治理−恢复”的正向反馈实现再发展，恢复的动力类型主要包括区域协调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空间要素重组和政策势能突破。基于城市收缩的动态特征与治理效应，建议建立以实体地域为基础的短周期人口统计体系，并针对不同轨迹类型完善差异化治理政策。

基于效用理论优化的连通效用模型，从乘客出行体验视角构建综合反映枢纽“量”“质”特征的评价体系。利用1997年、2007年和2019年全球航班客运数据，揭示中−欧市场上中国枢纽城市、欧洲枢纽城市、中东枢纽城市及其他亚洲枢纽城市的竞争优劣势。研究发现：①总体看，中国枢纽城市竞争力显著提升，但“量重质轻”特征依然突出。②从数量维度看，中国枢纽城市提供的中转航班数量优势愈发凸显。③从质量维度看，尽管中国枢纽城市面对的并存直达航班竞争压力较小，但与欧洲枢纽城市相比，中国枢纽城市在平均中转时间和同一航空联盟承运的中转航班份额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相较于中东枢纽城市和其他亚洲枢纽城市，中国枢纽城市在平均座位数、最短时间中转航班占比、同一航空公司承运的中转航班份额和多机场城市跨枢纽中转航班份额方面仍有待提升。围绕航空公司、枢纽机场、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推动中国枢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城市功能区作为承载城市功能的基本单元，其准确识别是城市研究和规划的基础。论文融合夜间灯光数据和POI（兴趣点）等城市大数据，引入人类活动强度和POI认知度，进行城市建成区内功能区识别与分析，克服基于单一数据源进行城市功能区划分的局限。利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多种指标对灯光值的影响程度，构建基于POI、路网数据、增强植被指数（EVI）的灯光修正指数（PRE_ANUI），利用动态阈值法准确提取城市建成区。增加人类活动影响，利用灯光亮度值反映POI点的活跃度，量化灯光值和POI的耦合作用，引入公众认知度指标，构建二元权重模型，在建成区内部进行城市功能区的识别、空间分布特征、专业化特征和混合度特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顾及人类活动强度和POI的公众认知度，城市建成区内功能区的识别更加准确和科学，为城市功能区提取和特征分析提供可行的技术方法，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人口城–乡逆流是解读中国人口流动趋势的新视角，也是城乡演变关系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人口城–乡逆流划分为总体、省内县际与省际3种类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解析其空间格局，并应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与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全国尺度上人口城–乡逆流规模呈上升趋势。② 中国省内县际人口城–乡逆流的空间格局具有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特征；中国省际人口城–乡逆流呈现出“沿海串联成带、内陆单核交互”的空间特征。③ MGWR模型分析表明，中国总体、省内县际与省际人口城–乡逆流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存在多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PM_2.5质量浓度对总体人口城–乡逆流产生负向影响，PM_2.5质量浓度对省内县际人口城–乡逆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省际人口城–乡逆流存在局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每万人医疗床位对省内县际与省际人口城–乡逆流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NDVI对省际人口城–乡逆流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余因素对3类人口城–乡逆流均存在正向与负向并存的影响。研究旨在科学认知中国人口城–乡逆流的空间格局特征，以期为激活乡村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支撑。

存量规划时代，用地更新功能的精准预测尤为重要。传统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PLUS模型）大多考虑高程、温度、道路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要素的静态影响，忽略了能够反映用地之上居民活动需求的生产、生活及生态要素的动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新方案的“就地块论地块”和“供需不匹配”，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用地活力不足或空置现象。本文引入要素变化改进传统PLUS模型，以南京铁北片区为研究区域，模拟预测可持续生态保护、高活力商业导向、高效率公服导向、高品质居住导向和综合发展5种未来情景下的用地功能变化，并对模型结果开展分析验证，提出更新优化方向与策略。研究发现，①要素变化驱动贡献明显高于传统要素，居住和工业功能区尤为明显，其中人口流动趋势、人口活动强度、公交出行服务供给、生态服务供给方面要素变化的驱动影响力较高；②多情景模拟方面，研究区域内绿地广场和商业商务功能更新趋势更强，在综合发展情景下面积分别增加25.43%、13.10%，其余功能区均缩减，工业面积减少尤为明显，功能布局更加合理；③通过与上级规划对比分析和实地访谈验证，发现模型预测结果可信度较高，能够细化存量用地更新的区域主导功能并优化用地配置方案，为城市规划与更新工作提供决策支撑，进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

缩小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背离差距是新型城镇化提质升级的关键，也为理解户籍制度下人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对比视角分析2000—2022年海南岛人口城镇化进程与特征，利用时空地理加权方法探究经济、服务、环境、保障、文教等因素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发现：①海南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异质非同步性突出，常住人口城镇化过程与全国水平走势一致，但户籍人口城镇化背离不断加剧；空间上形成海口、三亚2个极点，四周高、中间低，北部高于南部的格局。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宜居环境、民生保障、文化科教均对人口城镇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就业能力、交通水平、社会保障等依然面临挑战，对外开放、科学技术、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等是造成南北、沿海与中部地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③各因素随时间和空间发生阶段性变化，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施地区差异化发展等是解决海南岛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不同步、人口城镇化背离等问题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地域经历显著重构过程，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揭示乡村重构背景下环境胁迫演变规律成为乡村地理科学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将乡村重构分解为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空间重构3个维度，以主导重构类型划分乡村重构阶段，通过人类活动作用强度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相对变化刻画环境胁迫程度，以重构因素变化解析环境胁迫演变机理。研究表明：①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案例地区乡村重构进程呈现“社会重构主导–经济重构主导–空间重构主导”的模式演化特征。②在不同重构主导模式下，地区环境胁迫演变特征存在差异。社会重构主导模式下地区人类活动的环境胁迫作用较弱，经济重构主导模式下胁迫作用增强，空间重构主导模式下出现减弱趋势。③环境胁迫演变机制表现为多维重构要素共同驱动，经济重构发挥主要作用。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增加资源环境压力，规模化、高投入的农业发展方式加剧环境胁迫，农户生计多元化和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通过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缓和人地矛盾。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人地关系的地理研究提供启示，为案例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