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是促进区域人口流动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网络视角，应用百度迁徙大数据，探究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城市群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省际边界抑制了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关系形成和关系强度增加，同时其阻碍效应的作用强度总体上随着人口流动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基于城市群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省际边界在不同城市群对于人口流动的阻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省际边界在北部湾城市群中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关中平原城市群处于相对中等水平，而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阻碍作用程度最弱，其原因可归结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约束等因素。基于网络视角和多城市群比较的实证研究，本文拓展了对于省际边界效应的科学认识，同时对于建立健全省级政府间协调机制，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

本文依据中国的668处国家级与省级旅游度假区点位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及皮尔逊相关系数探究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地形地貌、河流水域、天气条件、资源条件等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市场状况、交通运输、医疗水平、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域内旅游度假区分布不均衡，呈聚集性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部一核、中部两带、南部三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出“近低地、沿缓坡、亲水域、喜温暖、临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②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在自然资源因素上，与海拔、坡度、河流距离呈负相关，与旅游资源密度呈正相关，且多分布在温暖湿润地区。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旅游度假区数量与生产总值、人均GDP、旅游业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常住人口等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车站数量、水运客运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接待入境人次数、星级酒店数量呈负相关；与港口数量不相关（P>0.05）。

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作为国内外遗产研究的最新范式，重新审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从多维度深入探索遗产营造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人文地理学立足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推动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议程，特别强调了对主体、遗产与地方之互动建构过程和时空异质性的认识。本文对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之相互关联的研究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遗产地理研究已形成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而对“遗产认同与遗产治理”“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日常生活与活态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混杂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的交织并行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能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遗产地理研究体系和实践理论提供启示。

鉴于已有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的关注非常有限，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将中国传统性、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将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行为所产生的旅游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旨在实证性验证中小城市居民赴日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首先，中国传统性、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对于中小城市居民赴日旅游意愿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中国传统性对于旅游民族优越感和爱国情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爱国情怀也对旅游民族优越感产生正向影响效应；最后，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引起的旅游风险感知显著强化了中国传统性对于赴日旅游意愿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境游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建议，同时也为处于类似双边关系的国家间旅游营销提供实践指导作用。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随着迁徙模式的不断演变，人口流动已成为推动地区人口变化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采用空间混合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经济型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梯度格局。南方经济发达区域（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明显高于北方，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吸引大量流动人口，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改善也逐渐带来人口流入，反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对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影响表现出更强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型流动人口通常流动性更高，其迁移决策直接受到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社会型流动人口则更关注医疗保障及公共服务等因素，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小。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的推进，社会因素对2类流动人口的影响力均已超过经济因素，驱动因素正逐步从经济激励转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总体而言，人口流动模式受到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现出复杂的异质性。因此，在流动人口治理过程中，需综合考量经济活力、公共服务和区域规划等多重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的均衡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人口流动的动态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在优化社会治理和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2000—2020年中国1599个革命老区的县级面板数据，结合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红色旅游发展影响革命老区收入福祉的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红色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投入、提高非农就业水平以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途径促进革命老区收入福祉提升；②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收入福祉的政策效应存在马太效应，具体表现为在红色资源密度、基层执行效能、区位禀赋条件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革命老区更加显著；③红色旅游发展不仅增进了老区当地的收入福祉，还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地理位置相近老区的收入福祉。

以中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国家级湘江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调查的租赁住房数据和住房小区空间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本文构建了租赁强度指数用于探究新区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影响空间结构的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特点。研究发现，①租赁强度总体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衰减，同时对产业园区、交通节点、大学城和景观具有明显指向性；②影响租赁强度的因子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园区距离、大学设施、景观公园、房屋品质、租金因素在二环内的影响偏低，距离中心城区越远强度越大。地铁和中学设施则相反，在核心区的影响强度更大，随着距离加大而降低；③租赁强度和因子强度在区位条件上表现出非一致性。这可能反映出异质租户群体在区位成熟度、人居品质和就业通勤三者间的不同权衡。在“租购并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能指导保障性租赁用房建设以及相关公服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为促进大城市新区的租购平衡化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从多尺度视角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单元进行界定，构建多尺度旅游资源本体价值评价图谱，深入挖掘不同尺度旅游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海南岛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评估多尺度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结果表明：①从数量特征和空间特征提出了旅游资源本体价值概念模型，并构建了集合体、聚合体和组合区的本体价值评价图谱；②旅游资源集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集合体集中分布在海口和三亚地区，东海岸数量多于西海岸，北部平原区多于南部山区；③ 旅游资源聚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聚合体以三亚和海口为南、北中心向外辐射，中部地区聚合体密集程度略低，多以单核心点状的形式扩散；④旅游资源组合区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组合区分为4个等级，1级聚类城市旅游资源本体价值高于4级聚类城市，其开发潜力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