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环境规制是保护旅游生态安全和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域2006—2021年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增长强劲，且二者均呈现出东部较强、中部中等、西部和东北较弱的空间格局，时空异质性特征凸显。②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关联性显著，“H-H（高-高）”和“L-L（低-低）”集聚型占比较高。③环境规制通过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本地旅游生态安全，并通过产业转移、政策示范等方式对邻地旅游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库区移民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在实践中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困境，揭示其悖离机制对促进移民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及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移民社区问卷调查及结构访谈数据，融合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理论框架，借助Logit-ISM模型揭示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67%的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政策宣传缺位、物价上涨和生计转型的风险感知、乡村旅游需求程度不足、移民农户间支持和信任程度缺乏及家庭劳动力短缺是导致悖离产生的原因。意愿与行为悖离有两条形成路径，其中农户个体基于经济理性权衡形成成本高于收益感知是悖离形成的直接原因，个人–社区建构的社会网络资源支撑乏力是悖离形成的间接原因，个人-社区-政府互动与多维支持不足是悖离形成的深层原因。

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探讨TOD模式与城市旅游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公共交通建设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因此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人本尺度的TOD城市旅游活力（TOD urban tourism vitality, TOD-UTV）分析框架，从地理环境与环境体验两个方面验证了南京TOD模式对城市旅游的影响。结果发现：①TOD旅游活力的分布呈现出中心城区高，周边地区低的特征。②TOD旅游活力的变化倾向率亦表现为中部提升，四周降低的格局。③促成该结果的主导因素是核心城区TOD周边土地开发、道路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娱乐等商业场所服务质量的耦合效应显著。因此增强TOD周边环境因子的耦合效应才是促进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良性交互的有效策略。研究为评估TOD模式如何促进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框架，为以人本尺度探索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TOD规划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提供了新见解。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新疆旅游信息流关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从关系网络看，乌鲁木齐市虽具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呈现出传统地理网络中的“虹吸效应”，而是超越地理边界建构复杂的流关系网络；②核心-边缘关系网络结构具有层级性，且层级分类并非以自身固有资源优劣势作为单一衡量标准，而是取决于节点间的连接数；③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通过与核心节点相连，原先被视为处于边缘层级的节点也能够跃升至核心层级。本文不仅验证了网络具有层级性的创新性观点，还通过时空演变揭示了层级的动态变化，为处于边缘的旅游目的地跻身核心旅游区提供新的实践启示。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涉农企业是乡村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市级面板数据，在分析涉农企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基础上，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黄河流域涉农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由0.056增加至0.212，在空间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②2011—2020年黄河流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逐年增加，由0.273增长至0.411，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人力资本，涉农企业发展显著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涉农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0%，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将提高0.067。涉农企业的规模化、多样性、创新性、市场化、规范化水平的增强不同程度地促进乡村生产水平、效率、结构与方式的优化。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其联系提供理论依据，为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

专业村是产业兴旺的助推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研究专业村韧性水平及其演变特征，对优化专业村系统、提升农区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南省2008—2017年追踪调查的50个专业村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专业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数理模型，测度专业村韧性水平并探究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河南省56%的专业村综合韧性呈负增长，集中分布在豫北地区，豫南地区的综合韧性提升近10%，服务型专业村韧性相比其他类型专业村下降明显，农业型专业村韧性高值区由东向南转移。②制度韧性对专业村综合韧性贡献最大。河南省78%的专业村生态韧性下降，集中分布在豫东。豫中文化韧性和生态韧性均下降近10%，豫南、豫西文化韧性和经济韧性增幅均超35%，增长热点由豫东、豫中向豫西、豫南演变。工业型专业村文化韧性提升16%，但生态韧性下降近14%。服务型专业村文化韧性下降超10%。③专业村综合韧性的短板集中在文化维度，以及出口创汇额、主导产业年销售收入、农村年户均用电量和人均水域面积等关键指标。

明晰地理空间的演变现象及规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现阶段国内外针对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空间尺度、采用公开土地利用/覆盖数据集、围绕特定问题进行深入展开，对于从空间耦合结构及动态演变现象，到核心演变成因及内在复杂关系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更缺乏基于适宜理论支持和可行测度手段的实证性分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叠置、热点分析等方法，构建涵盖“聚集模式-演变特征-演变成因-内在关系”4方面的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的系统分析框架，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剖析自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以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系统的空间聚集规律及动态演变现象、要素时空流态及复杂适应关系，为具有共性特质的西北地区众多都市圈乡村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研究发现：在都市圈范围内，乡村地区“三生空间”往往存在类型化的聚集模式，而聚集模式的演变具有空间自限性和目标多向性，阶段性迥异的土地覆盖流态网络构成“三生空间”时空动态耦合的复杂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