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地理学的现有理论强调了合作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认为复杂技术的创新更需要地理邻近性，但是基于中国专利授权数据的实证研究有待深化，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也有待揭示。本文基于中国专利授权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技术复杂度与创新合作的空间特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17年，中国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专利占比呈增长趋势，城市间专利合作的空间联系呈多极化发展；②技术复杂度与合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促进城市内部发生本地合作；③城市既有的相关技术生产能力强化了复杂技术创新对本地合作的需要，即复杂技术创新的合作特征受到区域过去技术演化路径依赖特征的影响。本文揭示并深化了技术创新与合作的地理特性，从实证角度对现有创新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拓展。

海外研发（Overseas R&D）是企业获取海外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中资企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申请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对中资企业海外研发的空间分布进行刻画，并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东道国视角对中资企业海外研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中资企业海外研发活动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12—2017年，中资企业海外发明者数量呈现增加趋势，2018年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海外发明者数量开始下降；②中资企业海外研发活动主要以技术获取为目的，海外研发目的地集中在北美洲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且愈加集聚；③对中资企业海外研发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制度距离和信息技术因素对中资企业海外研发活动作用明显；将研发目的地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分析，发现研发目的地为发达国家的海外研发活动更多受到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研发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研发活动更多受到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且地理距离作用显著。本文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研发的实证研究，为中资企业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提供了决策支持。

文章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韧性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影响过程、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韧性整体呈上升状态；前者呈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格局，后者呈现“中部塌陷”的空间演变格局。②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韧性均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之间具有正向空间关联特征。③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韧性具有显著的本地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直接效应影响程度为：东北＞东部＞西部＞中部，高数字经济地区>低数字经济地区；同时，中部地区因“虹吸效应”突出而呈现负向溢出效应，高数字经济地区则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④机制检验表明，旅游创新能力和旅游市场影响力是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韧性提升的两大路径。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内生关联交织成网，时空复杂性不断涌现，其演化规律及效应仍是“灰箱”。本文基于技术关联理论，系统揭示2002—2021年长三角地区技术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生长效应，发现：① 网络持续增长，技术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高全局连通度的共性技术高度集聚于沪宁合杭甬发展带；② 骨架结构逐渐由单核主导向多核并发递嬗，星状、链式与树型并存，网络枢纽和骨干位置处的技术生长普遍；③ 网络模块化特征显著，其数量相对稳定但规模分异明显，部类构成渐趋多样。核心技术发育于技术策源地（上海、南京、杭州等）和技术应用市场（常州、南通、湖州等）；④ 单类技术生长渐趋多样，南通市、盐城市和金华市等创新资源集中城市倾向于优先发展部分门类；⑤ 城市技术关联网络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综合创新型、水平拓展型、垂直深耕型和低水平均衡型，与城市经济能级和行政等级基本同构；⑥ 技术关联网络的生长效应存在异质性，其聚合和链式结构的正向作用边际效益递增，模块和全局特征呈“倒U”型。大学规模、企业规模、个体规模和政策环境都具有调节效应。

探究城市创新空间在特定“土壤”条件下的地域根植性，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本文在深入剖析城市创新空间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建构了城市创新空间系统的理论框架，并以兰州市为例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兰州市创新空间以“老城区–开发区–新区/城”为核心载体，其中知识型、孵化型、生产型创新空间分别以“校区+园区+城区”“城区+校区+园区”“开发区+园区+城区”为单元组织模式。②集群组织呈现出以“园区”为创新载体的“专业化集群”和以“城区”为创新载体的“多样化集群”，不同类型创新空间之间存在一定的正耦合关系，且具有“临近”单向非对称性。③总体来看，创新空间的分异格局主要受到用地成本、生产服务、文化休闲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备受区位历史、产业环境等创新环境因素和交通出行、生产服务等创新服务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影响。④分类型来看，知识型创新空间对区位历史因素的依赖特征尤为明显，孵化型创新空间受用地成本因素的约束作用显著，生产型创新空间对生产服务、用地成本、文化休闲等因素均较为敏感，同时各类型创新空间均受到多种因素交互耦合的综合影响。

刻画2017—2021年珠三角城市群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时空格局，聚焦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揭示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探究影响因素随时间、空间和产业链环节的变化。研究表明：①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由以深圳为“单核心”向以深圳与广州为“双核心”的空间格局演进，在广佛与深莞交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上游“原材料”企业由深圳向广州、惠州、珠海等城市扩散，中游“核心零部件”企业一直以深圳集聚为主，下游“整车制造”企业集聚于深圳与广州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延伸“配套及后市场”企业由以深圳和广州为双核心向多热点区演变。②政府与市场共同影响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时空格局，且影响程度随发展阶段、地理区位、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而变化。发展阶段上，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由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转向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地理区位上，珠三角东岸地区受市场动力影响更深，西岸地区则受政府作用相对更显著；产业链上，上游与中游环节主要受到市场作用，下游与延伸环节受到政府与市场力量共同影响。

研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采用熵值法和空间距离模型，从资源环境压力、碳中和现状和响应程度3个维度构建了碳中和能力的综合分析框架，探究了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碳中和能力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三角形模型划分城市碳中和类型，探讨其差异化调控机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碳中和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的评价值总体呈现升高的趋势。各维度独立发展并相互作用，压力东高西低，上海和苏州为高压中心，状态反之，西部和南部较好，响应则由中东部向南部和东北部扩展。②2010—2020年碳中和指数值的范围由0.32~1.41转变为0.53~1.42，城市碳中和能力整体差异缩小，不同城市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西部和北部高值区碳中和能力显著下降，中东部低值区碳中和能力显著提升，南部中值区碳中和能力波动上升或下降。各市响应程度大幅提升，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下压力持续增大，一定程度阻碍了城市碳中和能力的同质增长。③根据压力、状态和响应的百分比组合，建立了响应主导区、压力‒响应区、状态‒响应区、压力‒状态‒响应区4种类型的碳中和调控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差异化碳中和策略、推动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