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2—2020年全球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定量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绿地扩张，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47.68 km²，绿地斑块聚集度提高且形态更加复杂。异质性分析表明，倡议对城市绿地面积的促进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和干旱区城市更为显著，其中干旱区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74.53 km²，是非干旱区的1.6倍。从驱动机制来看，倡议通过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绿地面积增长，而快速城市化显著降低了绿地斑块的聚集度，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则加剧了绿地斑块形态复杂化。本研究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化的积极作用，并为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政策参考。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随着开发区产业创新和以升促建等政策推进，培育新产业路径成为各地开发区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开发区产业、政策与实体空间的复合属性，引入演化经济地理的技术关联、制度关联与地理邻近3个分析维度，综合采用共存分析、产业空间可视化和Pr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2006―2018年中国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产业演化路径的规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等级开发区的新产业路径均受地理邻近的正向影响，但受技术和制度关联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和维持等级的开发区分别呈现由投资效应和催化效应驱动的特征；结合县区和园区产业关联的双重视角，开发区产业演化呈现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行的态势。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低风险路径在园区各行业内普遍存在，而空间突破与依赖型路径分别集中在高、低频数行业中；从空间异质性来看，县区视角下各演化路径的分异现象比较显著，园区视角下东、西部地区的产业风险存在差异。相关结论对于开发区未来的产业政策和战略布局具有参考价值。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人口净流出较为突出的区域，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区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都市圈对流动人口和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吸引力，能够更好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高效流动，推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本研究以淮河流域都市圈为例，采用1992—2020年夜光遥感数据，结合各相关省市的社会统计数据，通过DBSCAN算法分析淮河都市圈的集聚情况及其发展动态。结果显示，淮河流域都市圈在区域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城市经济的生产要素高度聚集，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日益凸显。基于当前发展态势，围绕淮河流域现阶段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①建设区域增长极，融入国家战略实施环节；②治理水利工程，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③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服务回流人口促进区域崛起；④产业结构变革，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⑤突破行政边界屏蔽效应，推动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

以功能驱动性为标志，探索构建功能变异表征指标体系，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空间功能变异指数法，检验近10 a重庆市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政策绩效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①对于异类功能区，经过PSM-DID检验，战略实施对3类功能区的功能提升均有一定程度的驱动效果，城市化地区政策绩效最为显著。该类地区的产业和人口聚集功能显著增强，贡献了近10 a该类区域指数增量的24.52%。对农产品主产区功能的正向驱动也达到显著水平，但幅度相对较弱，贡献率为10.17%。对生态功能区的驱动效果不显著，贡献率小于10%；②对于同类功能区，政策单元（区县）的功能变异程度呈现出规律性特征。城镇化功能变异指数（U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由主城向四周圈层递减的趋势，城镇化功能明显增加（功能趋势性指数值FTI>0，波动性指数值FSI=1，UFVI>3.29）的县（区）约占26%。农业化功能变异指数（A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趋势，农业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AFVI>4.30）的县（区）占40%。生态化功能变异指数（E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增强的趋势，生态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 EFVI>5.49）的县（区）占20%；③异质化驱动效应表现为3种异类功能区的非协同驱动效应、同类功能单元的距离敏感效应。

利用人口统计数据识别东北三省增长和收缩城市，通过综合指数法、InVEST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研究了2010—2020年2类城市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①2类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生境质量在全局上变化趋势相反且错位关系明显，增长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整体高于收缩城市，而其生境质量指数则低于收缩城市。②2类城市的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呈现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③2类城市的城镇化和生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而收缩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④人口状况、经济表现、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决定因素维度，但增长和收缩城市的空间决定因素维度和指标差异性显著。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强调系统承受多重扰动冲击与通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适应冲击能力的综合评估，为综合分析不确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引入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多重扰动效应评估中，在明晰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内涵的基础上，从压力程度、敏感状态和响应能力3个维度建立受多重扰动的系统评估体系，选取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乡村为案例区，基于1990—2022年达茂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受多重扰动的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进行总结。研究表明：①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对多重扰动的脆弱性出现急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的变化特征，脆弱性由高到低排序为：农业乡村、畜牧业乡村、旅游乡村、综合性乡村；②30 a来脆弱性差异度呈现小幅度增高、大幅度降低的波动式循环发展特征，农业乡村脆弱性低幅度变化，畜牧业乡村脆弱性变异幅度随纬度提高而降低，旅游与综合型乡村脆弱性高幅度变化；③脆弱性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是农牧民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牲畜头数、年降水量，不同乡村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④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的多重扰动源于气候暖干化与生态工程实施，系统状态深受多重扰动后其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制约，系统响应变化主要受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发展方式与农牧户生计影响。最后从乡村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降低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需求，本文将农业现代化分为经济效率、粮食产能、生态可持续和共同富裕4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多维时空演变特征及各维度之间的权衡/协同，划分命名地域类型并提出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发现：①2005—2020年，吉林省粮食产能呈持续上升趋势，生态可持续逐渐下降，经济效率先升后降，共同富裕的良好趋势在2020年受到暂时性冲击。空间上，各维度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且分布格局的差异显著，部分维度的格局与演变相逆。②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生态可持续为逐渐增强的权衡关系；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共同富裕整体呈逐渐增强的协同关系。③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可划分为粮食共富示范区、生态特色先行区、生态经济潜力区、综合协调推进区4种地域类型，并采取差异化的协调发展路径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