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产业用地是新时代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三调”的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2020年中国村庄产业用地的空间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村庄产业用地变动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平均规模为821.47 hm²，人均规模为43.52 m²/人，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②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和东部地区人均村庄产业用地规模均超60 m²/人；在省域层面，仅河北和山东村庄产业用地规模超过20万hm²。泰尔指数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主导了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空间不平等的形成。③在全国层面，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子对县域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驱动强度较大。在区域层面，城镇化率、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西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影响较大，其他地区则主要受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影响。交互探测表明乡村产业用地规模也受到多因素复杂的综合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着眼于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研究结合各地区乡村发展特征及趋势，提出促进村庄产业用地整合以及集约节约利用的政策建议。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良性互动，是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本研究通过建构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机理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实证分析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特征及空间联系。研究发现：①研究时段内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均呈提升态势，空间上表现出“东中部高，西部低”的阶梯型空间分布格局。②二者耦合协调水平时序上经历先衰退后回升，区域间极化现象明显，分化出华东、华中与华南地区趋向优质协调，东北与华北地区趋向基本协调，西南与西北地区趋向失调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③二者耦合协调空间联系网络内部差异性日益增加，不均衡性与“马太效应”日益明显；空间上强联系势能区以“口袋状”集聚于东南沿海，新疆、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则长期处于联系势能低值区，呈现一定程度的低值固化现象，在空间关联上呈现出“邻近依托、邻远规避”的特征。④从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来看，二者耦合协调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网络联系，但其网络结构较为松散，网络紧密度有待提高；东中部各省份在联系网络中具有强烈的空间溢出与中介作用，西南、西北各省份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基于2024年广州市21个老旧社区的老年人和居委会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多源地理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层中介效应分析技术，探究老旧社区更新对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过程与路径。结果发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包括文体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服务设施）对老年人社区参与均有正向直接效应，而社区绿地率、绿视率通过增强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促进其社区参与水平。对比经过更新和未经过更新的老旧社区发现，更新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程度。在经过更新的社区中，多个建成环境特征通过促进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提高老年人社区参与水平；而未更新社区中，老年人主观能动性的中介效应更显著。此外，在经过更新的社区中，居民信息交互效能对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水平有显著且持续的积极影响。最后，研究表明除了建成环境提升外，老旧社区更新显著提升了老年居民的信息获取与交互能力，从而提升了其社区参与水平，发挥了显著的社会公平促进作用。本研究旨在对促进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以及推动老旧社区实现科学长效更新和治理提供建议。

在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和内部空间结构加速演化的背景下，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多中心空间结构作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形态，其对城市更新的影响正成为关键议题。利用2011—2023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更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②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在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更新的影响中充当中介作用。③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更新的U型关系在沿海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以及非老工业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各城市优化多中心空间规划，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完善市场一体化机制，并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以促进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更新的协同推进，助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

基于2010—2020年多人口类型数据，采用复合指标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开展北京市人口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地域类型综合模式研究。研究表明：①北京市空间圈层呈现3类特征区，依序是年轻外来人口流出区、年轻高知人群流入区、老龄化加剧区。②年轻外来人口流出区聚集于城区，主要归因于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合理布局。③年轻高知人群流入区集中分布于近郊，呈现出环形分布特征。以产业转移为先导并完善高品质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是引导年轻高知人群靶向流动的有效方式。④老龄化加剧区域多布局于远郊。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上存在着明显短板，却拥有独特生态环境条件带来优越宜老性。研究成果以期为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与遴选因地制宜的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融入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武汉东湖高新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以职住建成环境、社会网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其对流动人口行为适应与心理融入的影响路径，并开展群体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①受访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行为适应水平高于心理融入水平，女性与老生代的城市融入水平相对更高；②居住地休闲设施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建成环境因素对行为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居住地道路中介性与工作地建筑密度等因素则显著影响心理融入；③社会网络规模与网络顶端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同时，社会网络在职住建成环境与城市融入之间也发挥着中介效应；④建成环境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在女性和老生代群体中更为显著。

以115个资源型城市为案例地，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潜力−关联度−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分析三维属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所处的演化阶段进行识别，进而分析各阶段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资源型城市潜力、关联度、韧性的增长呈现“前期增长慢、后期增长快”的阶段性演化特征，但在空间分布上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潜力的空间分散化特征明显，关联度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韧性在空间上表现出“沿海沿河”的集聚特征。②在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演化处于适应性循环中的开发−维持、维持−释放、释放−重组阶段；处于开发−维持阶段的城市以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为主，主要分布在晋陕甘蒙等能源富集区；处于维持−释放阶段的城市以衰退型城市为主，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处于释放−重组阶段的城市则涵盖多种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地区。③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演化特征；处于开发−维持阶段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与延伸特征，其潜力、关联度、韧性呈上升趋势；维持−释放阶段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经济衰退、环境恶化、人口收缩等问题，其三维属性值处于下降态势；释放−重组阶段的城市实现了要素的更新与重组，形成了新的发展路径，其三维属性值在经历下降后又重新恢复。

基于2002—2020年全球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定量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绿地扩张，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47.68 km²，绿地斑块聚集度提高且形态更加复杂。异质性分析表明，倡议对城市绿地面积的促进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和干旱区城市更为显著，其中干旱区城市绿地面积平均增加74.53 km²，是非干旱区的1.6倍。从驱动机制来看，倡议通过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绿地面积增长，而快速城市化显著降低了绿地斑块的聚集度，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则加剧了绿地斑块形态复杂化。本研究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化的积极作用，并为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政策参考。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随着开发区产业创新和以升促建等政策推进，培育新产业路径成为各地开发区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开发区产业、政策与实体空间的复合属性，引入演化经济地理的技术关联、制度关联与地理邻近3个分析维度，综合采用共存分析、产业空间可视化和Probit模型等方法探究2006―2018年中国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产业演化路径的规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等级开发区的新产业路径均受地理邻近的正向影响，但受技术和制度关联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和维持等级的开发区分别呈现由投资效应和催化效应驱动的特征；结合县区和园区产业关联的双重视角，开发区产业演化呈现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行的态势。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低风险路径在园区各行业内普遍存在，而空间突破与依赖型路径分别集中在高、低频数行业中；从空间异质性来看，县区视角下各演化路径的分异现象比较显著，园区视角下东、西部地区的产业风险存在差异。相关结论对于开发区未来的产业政策和战略布局具有参考价值。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人口净流出较为突出的区域，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区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都市圈对流动人口和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吸引力，能够更好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高效流动，推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本研究以淮河流域都市圈为例，采用1992—2020年夜光遥感数据，结合各相关省市的社会统计数据，通过DBSCAN算法分析淮河都市圈的集聚情况及其发展动态。结果显示，淮河流域都市圈在区域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城市经济的生产要素高度聚集，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日益凸显。基于当前发展态势，围绕淮河流域现阶段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①建设区域增长极，融入国家战略实施环节；②治理水利工程，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③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服务回流人口促进区域崛起；④产业结构变革，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⑤突破行政边界屏蔽效应，推动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

以功能驱动性为标志，探索构建功能变异表征指标体系，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空间功能变异指数法，检验近10 a重庆市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政策绩效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①对于异类功能区，经过PSM-DID检验，战略实施对3类功能区的功能提升均有一定程度的驱动效果，城市化地区政策绩效最为显著。该类地区的产业和人口聚集功能显著增强，贡献了近10 a该类区域指数增量的24.52%。对农产品主产区功能的正向驱动也达到显著水平，但幅度相对较弱，贡献率为10.17%。对生态功能区的驱动效果不显著，贡献率小于10%；②对于同类功能区，政策单元（区县）的功能变异程度呈现出规律性特征。城镇化功能变异指数（U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由主城向四周圈层递减的趋势，城镇化功能明显增加（功能趋势性指数值FTI>0，波动性指数值FSI=1，UFVI>3.29）的县（区）约占26%。农业化功能变异指数（A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趋势，农业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AFVI>4.30）的县（区）占40%。生态化功能变异指数（EFVI）值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而增强的趋势，生态化功能明显增加（FTI>0，FSI=1， EFVI>5.49）的县（区）占20%；③异质化驱动效应表现为3种异类功能区的非协同驱动效应、同类功能单元的距离敏感效应。

利用人口统计数据识别东北三省增长和收缩城市，通过综合指数法、InVEST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研究了2010—2020年2类城市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①2类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生境质量在全局上变化趋势相反且错位关系明显，增长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整体高于收缩城市，而其生境质量指数则低于收缩城市。②2类城市的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呈现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③2类城市的城镇化和生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而收缩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④人口状况、经济表现、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决定因素维度，但增长和收缩城市的空间决定因素维度和指标差异性显著。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强调系统承受多重扰动冲击与通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适应冲击能力的综合评估，为综合分析不确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引入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多重扰动效应评估中，在明晰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内涵的基础上，从压力程度、敏感状态和响应能力3个维度建立受多重扰动的系统评估体系，选取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乡村为案例区，基于1990—2022年达茂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受多重扰动的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进行总结。研究表明：①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对多重扰动的脆弱性出现急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的变化特征，脆弱性由高到低排序为：农业乡村、畜牧业乡村、旅游乡村、综合性乡村；②30 a来脆弱性差异度呈现小幅度增高、大幅度降低的波动式循环发展特征，农业乡村脆弱性低幅度变化，畜牧业乡村脆弱性变异幅度随纬度提高而降低，旅游与综合型乡村脆弱性高幅度变化；③脆弱性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是农牧民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牲畜头数、年降水量，不同乡村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④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的多重扰动源于气候暖干化与生态工程实施，系统状态深受多重扰动后其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制约，系统响应变化主要受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发展方式与农牧户生计影响。最后从乡村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降低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需求，本文将农业现代化分为经济效率、粮食产能、生态可持续和共同富裕4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多维时空演变特征及各维度之间的权衡/协同，划分命名地域类型并提出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发现：①2005—2020年，吉林省粮食产能呈持续上升趋势，生态可持续逐渐下降，经济效率先升后降，共同富裕的良好趋势在2020年受到暂时性冲击。空间上，各维度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且分布格局的差异显著，部分维度的格局与演变相逆。②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生态可持续为逐渐增强的权衡关系；2005—2020年粮食产能与共同富裕整体呈逐渐增强的协同关系。③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可划分为粮食共富示范区、生态特色先行区、生态经济潜力区、综合协调推进区4种地域类型，并采取差异化的协调发展路径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