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Critic-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2010—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并进一步系统探讨二者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呈现出“部分领先快进、多数稳扎稳打、个别滞后追赶”的梯度特征。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也基本维持正向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显著。②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态势长期向好，其等级跃升主要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但距优质协调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呈现“勉强协调区逐渐消失、初级协调区成为主体、中级协调区点状突破”的空间演化特点，“南强北弱”的格局基本稳定。④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超变密度是区域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驱动下，东西部跨界共建园区逐渐成为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化载体。本文基于2010—2023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在处理‒对照框架下识别园区设立对城市创新水平与质量的政策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跨界共建园区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②创新效应在地理协作距离上呈现“远距离＞近距离＞中距离”的非线性梯度差异，并且在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中更为突出；③政策引导、信息传导与物理运输3类机制共同构成了创新要素跨域重组的关键传导路径。研究深化了对跨界园区创新赋能机制的理论理解，也为优化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创新空间治理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明晰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及其不公平性对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2年和2017年最新可获取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核算城市生产端与消费端碳排放和增加值，分析传统、简单和复杂3条价值链上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的空间格局、行业结构及不公平性。研究发现：①城市隐含碳转移总量约占生产端排放的80%，其中复杂价值链上占总体的1/2以上成为主导，且隐含碳主要从北部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向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跨省净流出；相比之下，传统价值链和简单价值链上，省内城市隐含碳净转移比重更高，表现为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之间及它们向省会城市的净转移。②传统价值链上，沿海城市因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净输出成为增加值净流入高值区，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城市净流出增加值。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主要受中心城市对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最终需求拉动，大量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通过供给重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的高碳基础行业中间品，获得增加值净流入。③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不公平性呈现价值链分异。传统价值链上，北部较多城市面临“碳流出−增加值流出”的双重损失且呈加剧趋势。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多数隐含碳净流出城市虽获得增加值，但存在“高碳低收”的交换。榆林、鄂尔多斯、唐山和银川在3条价值链上均面临较高的不公平性。

从建成环境角度讨论碳污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利用遥感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反演高分辨率城市碳排放分布，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城市街区尺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协同效应，最后通过XGBoost模型测度地理区位、用地功能、开发强度、交通便利度及环境品质5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碳污协同效应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合肥市主城区碳排放强度与PM_2.5质量浓度存在协同效应，在空间上形成了“新站区−老城区、包河区−经开区”的带状区域，并逐渐向西北、东南两侧递减。②5类建成环境指标变量对协同效应的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用地功能>开发强度>环境品质>交通便利度>地理区位。其中，容积率、工业用地比例、植被覆盖度、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和水域覆盖度是影响最大的5个建成环境指标。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关乎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还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城镇发展。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聚焦再流动人口，刻画了其流动特征，并采取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流动的时空特征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较于首次流动，再流动时选择跨等级向上流动的比例较低，选择向下流动的比例明显增加。②首次流动与再流动的时空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③流动的时空特征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职业和住房权属对其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通过深化对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理解，强调流动过程中时空特征的重要性，对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政策指导价值。

基于多时期遥感影像获取的乡村聚落分布数据，采用景观生态指数、核密度模型和聚落面积规模等级–频率统计模型刻画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进一步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和脱钩模型对1990—2020年吉林省乡村聚落用地与乡村人口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乡村聚落规模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②聚落分布的地域特征明显，呈现稳定的“中部密，高值连片；东西疏，零星聚集”格局，但在较稳定的表象中潜藏着聚集化趋势；③聚落规模以小型占绝对优势，面积规模–频率分布呈稳定的扁平化特征；④聚落–人口关系在多个尺度上转入全面负脱钩。优化调控策略为：①“缩乡扩城”应对人口的乡城迁移；②优先对中部黑土区3个地级市进行聚落空间重构，其顺序依次为长春、辽源和四平；③构建“城镇–中心村–行政村”层级分化明显的空间结构。本研究可为吉林省黑土资源保护和编制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提供依据。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涌入乡村，成为“新村民”，并与本地村民共同推动乡村发展。在乡村旅游地，上述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现象更为凸出，由此引致的新老村民在乡村空间的社会融合问题亟待学术界开展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关系地方视角，以广东省中山市桂南村为研究案例，深入剖析新老村民社会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体现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生活融合和身份融合4个维度，不同层面的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新老村民社会融合呈现出一种随时间动态演进的过程，经历了冲突矛盾期、浅层融合期和差异化融合期；在旅游发展、“代”次累加和时间维度的共同作用下，关系地方通过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得以形成，促进了新老村民社会融合过程。本研究关注乡村空间下内外部群体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并从关系地方视角解析其理论机制，补充了地理学对于流动性背景下社会融合的研究，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消费对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78个地级市2011—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能够有效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②东部地区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强。③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大政府对科教的支持力度与提升居民平均收入来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理论阐释，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以防城港市作为典型案例，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基础，借助多源数据测度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2012—2022年适应性循环属性值，并利用相关方法探析防城港市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及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防城港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潜力、关联度及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县域单元旅游地三维度属性值呈现“边海高，内陆低”分布格局。②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的识别结果表示，东兴市经历开发阶段、保护阶段、释放阶段及重组阶段。防城区、港口区及上思县经历开发阶段及保护阶段。③主体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是阻碍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演化的关键维度；政府对于环境、旅游的管理力度是影响各县域单元旅游地系统演化的首要指标。

“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黑人女性主义法学，旨在揭示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身份如何在权力关系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独特的社会不平等经验。人文地理学引入该理论后，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空间化”（spatialization），将抽象的权力关系置于具体的地理情境（如地方、尺度、身体）中检验，从而赋予其独特的分析能力，避免其沦为抽象的身份政治或泛化的批判工具。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人文地理学“交织性”研究的国际动态，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本土化转化与对照提供深化与拓展。文章概述了交织性的概念演进与方法论，探讨了交织思想的空间性，并通过比较交织性在儿童、移民与女性主义地理学中的应用，揭示了该理论如何通过空间分析得以具体化，最后，追踪其从学术批判到社会实践的转化路径，借以阐明交织性是深刻理解当代空间不平等的必要视角。研究提出，通过不断丰富其空间化的理论与方法，交织性视角有助于地理学更好地履行其时代使命，即不仅深刻地解释世界中的空间不平等，更积极地参与到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

从“生产-流通-消费”3个视角出发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认为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驱动作用，尤其在文化旅游资源配置重组、文化旅游产品创新、流通体系升级、消费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乡村地区存在数字鸿沟凸显、资源转化动力不足、数字空间治理体系缺失、价值转化内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数字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建立规范制度，加强对新型生产组织系统的监管，完善现代流通体系，优化数字语境下的消费“三新”关系。以此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实现碳中和背景下低碳经济转型与绿色增长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研究基于2010―2020年的绿色专利交易数据，系统刻画了不同地理尺度下中国282个城市绿色技术转移的地理分布格局和空间关联特征，并考察了不同尺度、多维邻近下绿色技术转移对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省市两级同区域内的绿色技术转移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核心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其中东部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较强，而中西部省会城市带动作用相对较弱；②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特征，东部地区网络联系密集且中西部稀疏，“上海-深圳”“北京-天津”等“强强”节点和“上海-盐城（江苏）”“苏州-宣城（安徽）”等“强弱”节点联系均较为频繁，基本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与成渝地区的四边形格局；③绿色技术的转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变动；④空间尺度的缩小和地理距离、行政辖区及资源禀赋等多维空间的邻近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农业绿色创新网络是推动农业绿色技术扩散进而低碳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00—2023年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农业绿色专利合作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及面板回归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农业绿色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规律与环境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业绿色创新网络经历“起步–扩张–优化”3阶段发展，逐渐形成“传统核心城市主导、多区域中心协同”的均衡化格局；②核心-边缘结构从“区域单核”向“多核心辐射”转变，中西部城市逐步融入核心区，网络密度、连通度显著提升，但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③农业绿色创新网络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绿色创新网络通过技术扩散与产业协同路径提升环境效益。研究为区域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空间–环境”协同的理论框架，助力乡村振兴与“双碳”目标协同落地。

新高铁线路的开通不仅提升了沿线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和区位优势，还可能带来区域层面的网络效应，从而在不同尺度影响高铁城市的经济活动结构。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探讨高铁网络发展对不同尺度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着重分析新建高铁线路对城市的本地效应与网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新高铁线路的开通对土地价值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直接使高铁沿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平均提升了11.2%（本地效应），另一方面还对区域内其他高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带来平均约2%的额外提升（网络效应），揭示了高铁网络扩张对城市群整体网络价值的增强作用。②新建高铁的网络效应在不同等级城市呈现显著差异，相较于县和县级市，高铁网络效应对市辖区住宅用地价格的提升更为显著。本研究强调了高铁效应中的本地和网络尺度特征，增强了对高铁网络发展的多维度与异质性影响的理解深度。

本文通过评估2006—2022年中国284个城市的物流标准化效率，重点考察了区域差异及其来源与动态分布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城市的物流标准化效率与物流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全国总体及东部、中部与西部3个区域的城市物流标准化效率逐年提升，但区域之间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②全国总体差异以年平均增幅5.48%的速度不断扩大，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与超密度。中部和西部区域内的差异高于东部区域，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异大于中部-西部地区。③中国城市物流标准化效率与其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互促关系中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且二者在地理空间上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交互影响效应。

以毕节市七星关区为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喀斯特山区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七星关区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异显著，整体呈现由城镇向乡村逐渐递减的非均衡态势，表现为“西南多，东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除小学、初中、完全中学为均匀分布以外，其余基础教育设施均为凝聚型空间分布类型，不同学段设施的空间服务范围差异较为明显。②七星关区基础教育设施核密度分异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一核、两带、多点”式格局，所有设施的核密度值以城区为中心呈现多“C”形态向东辐射到县域东部、北部一带。③七星关区基础教育设施内部教学资源空间冷热点呈现出“中部小集聚，四周大分散”的总体格局，热点区在中心城区和镇区呈现散星状和“十”字状分布，冷点区主要位于偏远的高海拔山区。④七星关区各类型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受多种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城镇距离、道路距离、坡度、河流距离的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学段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可为喀斯特山区优化教育设施布局、促进教育公平公正、提升教育优质均衡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准确掌握城市噪声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于城市环境噪声防治、管控以及减轻与噪声接触有关的不利健康后果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1—2019年广州市城市环境噪声监测数据，通过随机森林方法对广州市8个区的昼夜环境噪声时空分布进行模拟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昼夜噪声无明显的年度和季度变化特征，但随居民的活动时间节律有明显的日波动特征。昼、夜噪声模拟值分别为52.92~63.20 dB和37.21~55.33 dB。昼夜噪声空间分布有明显的异质性，总体上中心城区噪声高，且高噪声区域多分布在立交桥、城市高/快速路和主要交通节点间的交通干线等周围区域，其次为工业园区和商业中心周围。研究构建的环境噪声时空分布模拟与分析框架，可为居民环境噪声暴露风险和健康影响评估以及针对性的城市噪声防治和管控措施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世界格局的动态变化，全球南方国家及城市逐渐成为塑造世界秩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主体和积极参与者，而南方城市主义也成为全球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来源和实践路径。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1996—2024年全球南方城市的研究议题进行系统分析，发现：①在现实议题上，研究聚焦于城市居住与空间争夺、城市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基础设施与智慧城市建设等话题，揭示了南方城市在权利对抗与话语协商、居民自适应与非正规性、不平衡性与社会正义等方面的独特经验。②在理论演进上，南方城市主义在持续的讨论中发展出自身的理论框架，既吸纳了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批判等宏观视角，又衍生出平台城市主义、平民主义和日常城市主义等微观理论分支，形成了宏微观结合的知识体系。③在实践与方法上，南方城市主义及相关理论的在地化进一步促进城市空间开发为多功能、高包容度的生活场景。这一理论框架拓展了城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全球南方城市包括普通及边缘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范式，也为中国城市的均衡发展带来启示，是国家与全球城市体系良性建设的战略组成。

本文以城市间知识溢出为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通过社区发现算法计算知识相关多样性，讨论相关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间知识溢出呈现迅猛增长态势。省份间知识溢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之间，但省份间的溢出差距逐渐缩小；城市间知识溢出网络展现出明显的菱形结构，发达城市发挥枢纽作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城市群内部和3大城市群之间的知识溢出远高于其他城市群，但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明显缩小。②知识相关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创新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城市相关多样性通过知识溢出所带来的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城市相关多样性对城市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未发生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城市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间交叉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知识相关多样性有利于突破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的发展，且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知识相关多样性在城市群内部体现出明显的蜂鸣效应，通过知识溢出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创新增长，而跨城市群的管道作用尚不明显。其中，核心–边缘城市群中具有显著的蜂鸣效应，而均衡城市群具有显著的蜂鸣效应和管道效应。

基于交通地理学理论框架，系统解析综合运输通道与城市群发展的互馈机制，构建了“量-质-效-韧-绿”五维评估体系，对中国主要城市群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综合运输通道是“点-网-流-区”的4相耦合地域系统，是城市系统演化到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产物，通道的形成与城市群的发育间具有“以点连网、以网塑流、以流促区、以区生点”的相互作用规律。②从“量-质-效-韧-绿”5个方面测度中国主要城市群的综合运输通道支撑力，发现通道运输供给能力与当前重点区域交通运输需求基本匹配，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的通道支撑作用显著突出。③通道支撑力与城市群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较高，而与城镇化率的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通道供给与人口集聚需求存在时空错配。最后基于“轴-群”协同发展视角，提出构建供需动态适配机制、优化交通网络协调布局、深入匹配国家战略需求等路径。本文拓展了交通地理学理论内涵，为支撑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采用TPSN空间关系框架和三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理论，将领域、地方、网络、尺度的空间关系和文化物质载体、文化表征、文化实践的文化构成进行交叉分析，明晰了国家文化公园多维空间关系的对应治理方略，探讨了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5个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治理的突破方向与行动路线。研究发现，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关系遵循地方引导型和网络引导型2类空间生成顺序，且因现实差异分别形成了地方、尺度和网络3个空间关系治理重心。同时，各类空间关系的功能内涵在不同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情境下保持着较高一致性。地方关系承载着绝大部分文化资源，是国家文化公园吸引力的关键内核。领域关系体现了多元权力主体对地方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初步规定了各类治理对象的运行规则和调整手段。尺度关系重点聚焦各类要素在不同空间层次上的嵌套组合，是衔接并整合治理领域的关键工具，而网络关系则有效确保了其他空间关系正常运行，是贯穿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全过程的基础性关系。

辨识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可为弥合旅游产业“数字鸿沟”、优化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旅游业数字化的内涵特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法探究了2011—2022年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存在“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状态，区域内呈“东北＞东部＞西部＞中部”的差序格局，省际间差距是旅游业“数字鸿沟”扩大的主要来源。③条件概率密度曲线沿45°对角线两侧分布，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分布动态相对稳定；在纳入地理空间因素后，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表现出敛缩态势。④不考虑地理空间效应，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长期存在“马太效应”和“俱乐部趋同现象”，随着相邻省份空间滞后类型水平的提升，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受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显著。

为了解决现有综合指标评定法开展规划分区划定在科学性、实用性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一种基于改进模拟退火的规划分区方法，使用FLUS-Markov模型进行模拟预测，基于优势权重构建区域未来土地利用格局，通过海量迭代和基于地类属性差异的改进Calinski-Harabasz指数确定最佳规划分区方案，并以广西防城港市为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①构建的土地利用格局相比FLUS-Markov模型结果更能贴合现实地物边界，适应规划分区需求；②将具有迭代功能，兼顾全局和局部优化的改进模拟退火算法引入规划分区方法中，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③通过对模拟退火算法的改进，提高了规划分区的科学性和效率：基于生态廊道和地类集聚区域生成初始方案，并通过带记忆的分区方案迭代，提高收敛速度；通过权衡分区精度与实用性之间的平衡，实现最优分区方案选取；使用基于地类属性差异的分区评价指标，进一步提升了规划分区结果的科学性。

数字创新重构了知识共享模式，突破地理空间对知识流动的限制，形成多区位、多主体协同的知识生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本地知识基础或跨区域知识网络对区域创新的单一作用，较少关注二者的协同效应。本文基于城市数字创新专利数据，结合标准差椭圆法、双重机器学习等方法，系统分析中国城市数字创新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深入探讨知识基础与知识网络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创新呈“南强北弱、东强西弱”格局，创新重心整体向西北迁移，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主导方向稳定于东北–西南；②知识多样化、专业化与相关多样化均正向促进创新，表明多元知识融合与路径深耕可提升创新能力；③中介中心度与度中心度均显著提升创新水平，前者作用更强，显示桥梁节点在知识流动中的关键作用；④知识基础与网络结构存在显著协同效应，相关多样化与网络中心度的交互效应最强，说明在相关多样化环境下，网络知识更易重组与转化；⑤交互效应具有显著城市异质性，知识资源和网络结构优势的城市表现为正向协同，资源薄弱城市出现负效应，反映多区位知识集聚可能引发效率损耗。研究深化了数字创新中知识要素协同机制的理解，为区域创新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系统探究了县镇村联动发展的学理认知、科学内涵及作用机制，构建起实现县镇村联动发展的逻辑体系，并提出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县镇村联动发展作为新型城乡融合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县域内县城、乡镇和农村在支撑体系、空间组织、产业体系及综合治理的联动，促成县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规划、产业网络、空间管控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县镇村联动发展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为支撑基础；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县域、镇域与村域在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协同；在产业体系构建上依托县镇村异质性产品形成具有产品提升潜力与升级空间的县域产品空间网络；并在县镇村多层级组织体系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治理。面向城乡融合目标，县镇村联动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及发展主体强化，依据县镇村各层级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市场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展乡村内生力量、社会及市场主体，强化生产协作、服务共享和经营联合等多元联动渠道。

系统性分析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完善人口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城市规模等级高的城市以及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比例较高。②从创业类型来看，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均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及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区域。③个人及家庭特征、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等是影响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的重要因素。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和城市融入等对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具有正向推动力，城市房租水平和社会保障卡持有水平则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