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定位，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研究基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9—2024年认定的6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将其划分为公司总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运营服务4种类型功能区块，运用总部–分支结构赋值模型和SOFM模型研究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空间格局；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定序、多项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中性与分异性，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沿海城市主导高端功能布局，中西部地区以制造功能为主；大多数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与其等级基本匹配，而昆明、兰州等部分传统核心城市则存在等级与专业化错位的现象。②城市功能专业化体系可归纳为功能多样化、功能均衡型、生产制造型3个层级，各类城市在空间上未形成明显的地域性集聚。③从时间演化趋势看，以高端功能为主的杭州、武汉等城市功能多样化水平提升，而中小城市趋于生产制造专业化，总体呈现功能固化加剧的极化趋势。④技术支持、营商环境、消费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等因素显著推动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的深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化水平则分别对运营服务和生产制造功能有抑制作用。

以中国22万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为研究对象，运用热点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其空间分异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全国商业银行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表现出差异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②商业银行的热点分布主要聚集在东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呈现高度聚集于城市群或都市圈，呈现出多团块分布形态，而农村金融机构则呈现出连通多个城市群的面状分布形态。③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社会、科技和政府因素等对商业银行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人口数量、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行政级别为主要的影响因素。④交互影响方面，科技因素与人口数量通过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创新要素集群增强国有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空间集聚，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在科技创新驱动下能提升对不同类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空间吸引力。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发展商业银行新型专属业态、加快金融人才培养和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建议。

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借助领域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东莞市韩资企业的生产网络变化。研究发现：①地缘政治危机对韩资企业生产网络的资源整合均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外资企业进入与退出的策略。②面对地缘政治危机，在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主导下，韩资企业通过调整领域化策略和区位转换来规避地方和贸易壁垒的管制。③韩资企业社会网络的重组与再领域化实际上是多主体协商与效益最大化的结果。东莞市韩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本文超越以往主要依赖贸易流等宏观数据来探讨国家（地区）间经济合作与竞争演变的局限，转而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分析外资企业经营策略的行为变化，揭示了不同主体间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经济生产的互动过程中。

泉州运动鞋服产业的发展被视为“晋江模式”的典型代表，展现了区域品牌化、集群化与多区域化战略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本文基于企业股权关系数据，结合定量分析与深度访谈，构建“区域–企业–制度”的分析框架，从国家、省域与城市3个尺度系统识别泉州鞋服企业的空间扩张路径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在品牌升级进程中，泉州鞋服产业面临要素成本上升与发展空间受限的区域锁定问题，企业通过多区域化战略实现空间突破。②在全国尺度上，泉州鞋服企业呈现出东部向中西部的梯度推进；总部和研发功能集聚于东部中心城市，制造环节向中西部低成本地区扩张；省域与城市尺度上表现为近邻式与跳跃式并存的空间扩张格局。③多层级政府政策在招商引资、产业协同和要素保障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了制造环节的外迁与高端功能在核心城市的集聚。④企业扩张进一步强化了泉州品牌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力与区域竞争优势。

以江苏省扬州市回流至县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以跨地方理论为视角开展研究，分析对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对其家庭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人口回流改变了家庭的空间居住模式，形成县城共居家庭、跨县多地方家庭和城乡家庭这3类跨地方空间结构。其中，县城共居家庭和城乡家庭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感增强，呈现家庭身份平等化和职业身份多样化的特征，而跨县多地方家庭则呈现情感疏离、成员家庭身份单一化和职业身份“男权化”的特点。②人口回流重构了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回流人口重新嵌入当地的亲缘和业缘关系，同时保持与流出地的跨地方联系，塑造了回流人口的跨地方主体性。③回流改变了家庭的生计韧性。家庭外部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利用，以及家庭内部事务决策的紧密化和平等化共同提升了城乡跨地方和城市内部跨地方家庭的生计韧性，但回流后跨县多地方家庭的生计韧性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论交互视角出发，探讨南京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空间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生存嵌入期、定居博弈期与心理融入期。②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表现出主体能动性差异与路径分化：在生存嵌入期，他们通过次级劳动力市场嵌入和过渡性居住等方式形成适应性策略；在定居博弈期，出现职业上行与职业下行的路径分化；在心理融入期，受社会保障非均等化的制约，呈现“情感归属−身份疏离”的认知割裂。③结构化张力、主体能动性以及社会网络的动态调适，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空间实践与差异化的融入轨迹。本研究引入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结构−能动”框架中的能动性分析，也为政府制定精准化的融入政策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采用2000—2020年人口普查及地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探索了20 a来东北三省老年家庭空巢现象的时空演化态势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与全国相比，东北三省老龄化程度及空巢化态势都更为严峻，尽管夫妻空巢更为普遍，但独居空巢占比增长更为迅速。②东北三省空巢化态势空间分异显著，城镇空巢化率始终高于农村，空间上形成东北三省中部地区低，黑、吉两省沿边及辽宁省中部地区高的半环形分布格局，其中资源型城市独居空巢化率更高。③从整体的作用机制来看，东北三省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受到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共同影响，人口外流、快速的城镇化以及偏向小家庭的文化转向始终是东北三省老年空巢化态势逐步深入的重要推手。其中独居空巢化率的空间分异受到3个维度的因素共同影响，而夫妻空巢化率的分异以人口、文化制度因素为主导，对于社会经济因素敏感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