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构建的迁移力模型，刻画2012—2020年中国制造企业区际迁移的时空特征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时序上，2012—2017年为迁移高潮期，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而传统制造企业则是2018年前长距迁移的主导。空间上，迁移呈“东出西进”格局，迁出地集中而迁入地多样，同时邻近以及条件相似地区的双向迁移活跃，使迁移力净值高点稳定在中部地区。②生产要素与企业需求的耦合：企业劳动力与技术需求倾向将分别强化外部的劳动力供给和专业化程度的负向和正向迁移力；原料成本优势需要企业原料需求倾向的响应才能产生正向迁移力。③企业资源能力与市场环境的协同：市场化水平的迁移力方向为正，政府干预度则与之相反；产业集聚与企业能力都使得迁移力方向为负，但高能力企业可逆转产业集聚的负向迁移力；市场对外开放度与企业社会网络可及性分别产生了正向和负向迁移力，而企业的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市场对外开放度的正向作用。④生产要素与市场环境的联动：房价、市场规模都单独产生了正向迁移力，但高房价将削弱市场规模的吸引力并逆转其方向。制造企业的迁移动因在时空与企业性质上存在异质性，并驱动了区际迁移的时空演变。

数字化时代，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十分关键。本文站在数字技术和生态位理论的层面，先从“态”“势”2个方面创建起“数字技术生态位”的概念架构，以2009—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寻数字技术生态位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生态位会明显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机制分析得知，更新要素调配以及创业积极性在数字技术生态位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时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而经由交互模型的再次验证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汇集可以加强数字技术生态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研究旨在充实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理论交流，为城市制定更新政策、改善数字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改良给予有用的参考和指引。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低空经济产业逐渐成为全球技术竞争的新焦点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研究以2010—2021年长三角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融合低空经济产业链和经济社会属性数据，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集聚态势及创新效应。结果显示：①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空间集聚规模与集聚范围持续扩张，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空间集聚模式和苏锡常带状集聚格局；②低空经济产业具有较强的时空非均衡集聚特征，但核心城市的集聚强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表明其产业空间布局向多元化和均衡化方向演进；③从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低空经济产业集聚程度每提升1%，本地城市创新水平至少提升0.024 4%；然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初期难以推动区域间技术合作与协同创新，反而因资源虹吸效应和技术壁垒，对邻近城市形成较强的负向创新溢出效应；从距离溢出效应而言，低空经济产业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存在一定的距离衰减特征，且具有较强的“集聚阴影”和时间滞后效应；④低空经济产业具备一定的技术嵌入性与产业融合性，能显著提升长三角核心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为产业薄弱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为缩小区域技术发展鸿沟提供有效途径。

基于2005—2020年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61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和地理探测器技术，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新网络节点能力异质性显著，核心区县如深圳南山区和广州越秀区在创新集聚和扩散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边缘区县则发展滞后；②创新联系强度呈增长趋势，尤其是环湾区城市带展现出紧密的创新合作关系；③创新交互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作为创新网络中心，其空间重心经历了从香港−深圳向广州−佛山的变迁；④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受经济、市场、科教和制度等多重因素驱动，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创新交互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为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对促进大湾区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利用TOPSIS熵权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中断模拟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和结构特征，模拟不同攻击情景下网络结构变化，进而利用二次指派程序法（QAP）探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如下：①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与层级性特征。②整体网络结构逐步优化，沈阳市中心城区等核心区域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资源控制能力。③与蓄意攻击相比，韧性关联网络在随机攻击模式下表现出显著的结构脆弱性。④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对韧性关联网络产生积极影响。地理邻近性和生态环境质量与城市韧性关联网络呈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