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使用城市人口数据和工业污染排放数据，探索2003―2021年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区域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有助于促进工业烟尘污染减排，该关系具有稳健性。②其作用机制在于，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城市群具有更大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其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促进了污染型企业退出，并发挥了环境治理的规模效应。③对于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第二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群而言，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更强。本文深化了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及其机制的认知，为区域空间规划及政策提供了启示。

本文运用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评价体系框架，测度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分析其动态演变规律，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探究协同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2011—2021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从0.531上升到0.995。从空间差异来看：西部>东部>中部，东中部>中西部>东西部。②整体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经历了双峰–单峰–双峰变化趋势，极化现象依旧突出，东部两极分化态势减弱，但西部和中部绝对差异在增大，极化现象明显。③存在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尤为突出。整体网络特征显示，区域间环境治理的空间相关性减弱，整体网络趋于松散。个体网络特征表明，研究区域空间距离缩减，个体间空间关联性与协同作用在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研究单元的中心作用和中介桥梁作用凸显。④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板块集聚、功能分化、向心传递”的特征。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布局差异是塑造这一格局的核心因素，未来需通过靶向政策优化网络结构，提升协同治理的整体性与有效性。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的双重视角，运用网络分析法刻画了2013—2022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制造业投资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碳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试点城市的制造业投资网络呈现投资联系不断加强与多中心扩张并存的特征，而非试点城市的投资网络则呈现以点状跃升为主的演化模式，形成了试点城市主导、非试点城市参与的分层网络结构；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投资网络的扩张，具体表现为试点城市对外投资与吸收投资水平均得到提升，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对制造业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在东部地区相关影响并不显著；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制造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受到城市群边界约束与空间邻近性的共同作用，表现为跨城市群投资和远距离异地投资受到抑制。

本文基于2000—2021年企业异地股权投资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测度历年网络结构和网络外部性。研究发现，网络化空间格局战略总体上促进了区域发展，在结构方面表现为网络结构基本按规划预期演化，在效应方面表现为绝大多数城市都通过接入网络促进了自身发展。但是随着长三角城市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均衡，网络外部性并未一直增强，而是先增强后减弱；59.4%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和网络层级演化趋势一致，36.8%的城市网络外部性随网络层级的提高反而减弱。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3条规划启示：长三角地区应继续坚持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战略导向，区域规划要尊重网络外部性演化的客观规律，仍然要把重点放在做大做强本地规模。

基于要素高速流动背景下城镇体系等级化与网络化特征并存的现实，探讨超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发展机遇。以北京市郊区小城镇为研究对象，构建小城镇“等级−网络”双维度分析框架，借助企业投融资数据，综合运用网络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揭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模式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呈现出明显的等级与网络双重特征，可分为等级网络双高型（44个）、网络主导型（41个）、等级主导型（2个）和等级网络双低型（63个）4类协同模式，分别受产业与公服、经济与产业、经济与公服、经济与交通机制驱动，并延伸探讨了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模式的跃迁路径。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超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等级−网络”协同发展的模式与关键要素，也为激发小城镇发展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