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产−生活−生态”整合性分析框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与城市层面数据，构建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总体上呈现显著的U型影响。发展初期，由产业淘汰带来的就业冲击抑制了定居意愿；当跨越拐点后，新兴绿色就业增长与环境改善则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②该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梯度，对高学历群体的促进效应远强于低学历群体。③机制分析证实，绿色金融主要通过3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重构就业结构，通过催生绿色岗位提供定居的经济基础；二是增进社会融入，借助绿色社区与数字化服务建设增强归属感；三是改善环境质量，通过降低污染提升城市宜居性。本文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评估绿色金融的社会效应，为统筹推进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面向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和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困境，探究农村多维发展对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影响，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县域农村多维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0―2020年中国农村多维发展与老年自评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时空演化格局，探讨区域多维发展如何差异化影响主观健康评价与客观寿命水平两大健康结局。结果表明：①东南沿海城市群及京津两市的农村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多数县区相对落后。②农村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健康长寿型地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城市群扩散。不健康短寿型和健康短寿型地区数量锐减，而不健康长寿型地区范围有所扩展，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及东北、内蒙古中部。③农村多维协调发展有效促进了老年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的提升。其中，金融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但对老年预期寿命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但对老年预期寿命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自然资本对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的促进作用减弱，且在后期对老年预期寿命产生负向影响；环境脆弱性的降低则持续促进老年预期寿命的提升，并在后期显著提升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率。④在高发展水平地区，人力资本和环境脆弱性维度日益成为提升老年自评健康和延长老年预期寿命的关键驱动力。在低发展水平地区，老年健康水平的提升与预期寿命的延长则更为依赖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环境脆弱性维度。

人口收缩过程通常伴随着建设用地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公共服务资源错配等现象，由此引发的人地失衡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东北地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在识别人口收缩地区的基础上，构建人地失衡多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人口收缩程度地区人地失衡程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有所降低，人口轻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显著低于人口重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突出区域由长白山地区逐渐转移至白城市周边地区。②人口收缩地区人地失衡程度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结构、政府决策行为、城市规模等级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是缓解人地失衡的核心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决策行为和城市规模等级共同作用于人地失衡程度。③人口轻度收缩地区人地失衡主要表现为“质量失调−速度失衡−空间失配”三维叠加效应，而人口重度收缩地区的人地失衡则集中体现为人口与建设用地在发展质量和变化速度维度的矛盾。

中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时间–空间”视角，结合生命历程等理论，将健康老龄化从静态拓展为动态框架，构建涵盖内在能力、功能发挥、生命历程的健康老龄化评价体系，运用CRITIC–熵权法、改进的TOPSIS法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开展中国健康老龄化评价、时空分异探析、障碍因子识别与类型划分研究。研究发现：①2005—2018年，中国健康老龄化水平稳步提升，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持续领先，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东部及中部地区增幅显著。空间格局由“沪冀高–赣陕湘皖低”转变为“京苏高–皖低”，热点区拓展至沪京津冀，冷点区演变为陕豫鄂晋。②障碍结构发生重要转变，功能发挥障碍度显著下降；生命历程与内在能力障碍度相对上升，且生命历程增幅更大，表明早年经历与生活方式影响日益凸显。吸烟史、社区生活照料与社会参与是多数省域的共性短板。③障碍因子区域分异显著，京沪为内在能力障碍型，分别在生理与心理健康方面有待改善。吉辽赣等东北和中部省域社区服务障碍较强，鲁苏等东部沿海及淮海平原省域社会参与障碍较强，晋川等中西部省域为生命历程障碍型，受早年饥饿经历及吸烟等生活方式制约，与饥荒致死率及老年慢性肺部疾病患病率相符。因此，提出健康老龄化障碍分区差异化应对等策略，为健康老龄化理论本土化、中国老年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引入因果推断框架构建引力模型，基于2005—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库，定量测度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作用路径及地域差异。研究发现：①省际边界对中国人口迁移存在显著的阻碍影响，其强度在研究期内先增强后减弱又小幅增强；②在拉力、推力及距离因素共同影响人口迁移的作用路径中，省际边界发挥调节效应，对迁入地以医疗资源为代表的拉力作用存在弱化效应，与迁移距离具有替代关系；③各省区对之间的边界多呈现阻碍效应，在以人口迁出为突出特征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邻省区间最为典型，但也存在少数的积极效应，分布于以单方向迁移为主要特征的相邻省区间。最后，讨论了将边界效应纳入人口迁移一般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本文基于福建省专项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GIS空间分析、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城镇婚育家庭养育成本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空间格局上，家庭养育成本的高值区呈现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的趋势，机会与心理成本的高值区尤为显著地分布于闽西等内陆地区；②在成本组合类型上，家庭养育普遍表现出多维成本共存的约束模式，全面高负担型不仅分布于沿海发达县域，也在内陆中心城区或县市出现；③在影响因素上，养育成本及其空间格局受到个人及家庭禀赋、地域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且存在跨层交互效应，其中生育文化的解释力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且经济发展水平与父亲学历的双高组合推高经济成本，较高的少儿人口比重与流动家庭身份促进时间成本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