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揭示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的协同演化机制，对促进城市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2010―2023年285个地级市为例，构建面向城市扩张生态扰动的“规模–密度–形态”城市韧性测度框架和兼顾“经济–环境–安全–生活”的城市宜居性评估框架，借助哈肯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城市韧性持续损失，城市宜居性水平稳步提升；空间上，城市韧性呈现“东低西高”的梯度分布格局，城市宜居性呈现“北高–中低–南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②城市宜居性为城市韧性协同演化系统的序参量，二者协同度呈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以华北地区为核心、向外递增的圈层格局，空间变化表现出由“低水平集聚”向“中等水平收敛”的趋势。③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协同演化的作用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支出强度和金融发展主要发挥正向作用。整体上，协同演化的影响机制表现为南北分异、东西梯度以及核心–外围分化并存的空间格局。

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基于3类专利和商标数据从技术、设计和市场创新3个维度解析1985—2020年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创新能力遵循区域高度集聚规律，技术创新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特征，设计创新高度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市场创新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城市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在技术、设计与市场创新方面形成多元分工与协同。②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整体分异和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差异性，城市创新模式发育为引领型、追随型、技术创新型、软创新型和其他类型5种，引领型城市向省会城市及民营经济强市集中，追随型城市占比最高且具空间黏性。③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创业资本和互联网兴起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对所有类型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专利的影响大于商标，初创企业的成立在刺激渐进式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方面效果更为有效，并且技术、设计和市场创新之间具有互补效应。

高铁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为确保后续高铁规划能够尽可能地趋利避害，本研究采用多期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铁开通和高铁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开通高铁能提升城市经济活力，该现象在东部十分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②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如增加班次、站点等）对本地经济活力并无显著正向影响；③全国层面邻近城市开通高铁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东部主要依赖本城市高铁开通，中部城市高铁开通反而导致本城经济活力些许流失；④城市开通高铁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并不显著，但中部城市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却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帮助周边城市提升经济活力。由此，本文提出优先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覆盖、警惕后期建设依赖、强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差异化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高铁网络的科学规划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高铁建设强化了城市间的网络化联系，提升了城市化效率，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产生了重要驱动作用。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利用空间动态模拟方法，通过空间数据库、方格网系统、增长极坐标系、交通贡献度计算、增长驱动指数计算、网络联系强度分析等步骤，对高铁对城市扩张的驱动作用进行空间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其特征和效应，剖析其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高铁对于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产生了指数增强、叠加增强、协同增强、网络增强4类驱动效应。②高铁网络的形成和完善，提升了中部地区的城市扩张程度和城际联系强度，引导其形成了“都市圈引领的网络化发展格局”。③与铁路、高速公路、民航等交通方式相比，高铁对城市扩张的贡献率增长迅速，驱动作用优势显著，在促进都市圈、大城市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核心对边缘的空间剥夺作用。④高铁线路等级越高，全线贯通时间越早，通车路段占比越高，总里程越长，其对于周边城市扩张的驱动作用就越强。⑤应从完善高铁网络、优化站点布局、提升站点效能、做好与其他交通的接驳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中部地区的高铁建设。

基于“城–镇–乡”之间要素集聚与转移特征的思考，对要素流动下都市区边缘城镇跨界发展的要素重组与空间重构过程及机制进行研究，并以南京都市区宝华镇为例展开具体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都市区边缘城镇作为“流动空间”的产物，不同时期的要素流动分别呈现出“乡–镇”集聚、“城–镇”转移、“城–镇–乡”均衡演化的阶段性特征。②“流动”是边缘城镇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不断强化跨界链接的重要路径。依托要素流动带来的镇区空间拓展与资本积累，边缘城镇得以突破边缘的发展约束，统筹整合各类发展资源，逐步形成与中心城市紧密连接的跨界新城与跨界功能组团。③要素流动的方向性动因包括引导力与驱动力，分别形成边缘城镇发展的基础支撑和核心动力，二者在风险收益、公服匹配、城乡均衡发展等环节进行互动和反馈，推动边缘城镇在“流动–适配”的动态均衡下实现区域空间下的要素嵌入与跨界重构。最后，文章探讨了“流动”可能带来的功能资本化危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建筑轮廓、人口调查及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构建了城市热环境调节供需匹配研究框架，进而通过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出城市热环境调节供需失衡区域，并采用优先级指数划定失衡区域的干预优先等级。以武汉市四环内区域为研究区，结果表明：①城市热环境调节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供给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二环到四环之间，而需求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二环内的高密度建筑区；②处于城市热环境调节“低供给−高需求”失衡状态的区域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18.42%，总体呈现出“沿长江两岸向西北和东南辐射，四周零星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③高干预优先级的失衡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一环线内，该区域开发强度高，难以大规模改造蓝绿空间，建议以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和通江道路为载体构建通风廊道。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为制定城市热环境改善策略，提升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