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中国东北典型淡水沼泽为研究对象，基于无人机高分辨率多光谱影像与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样方大小下的植被指数均值、植被指数标准差与物种多样性指数，包括物种丰富度（Richness）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变化规律，评估了不同植被指数与Richness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的最适样方大小。结果表明，MTCI（MERIS 陆地叶绿素指数）、NDREI1(NDREI1为归一化红边指数1)、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GNDVI（绿光归一化植被指数）、CTVI（校正转换植被指数）和MSAVI2（修正土壤调节植被指数2）在与植物α多样性相关的统计分析中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1 m×1 m样方下，Richness与NDREI1均值和MTCI均值相关性较强；2 m×2 m样方下，Richness与CTVI标准差、NDVI标准差和GNDVI标准差的相关性较强，Shannon与CTVI标准差、NDVI标准差、GNDVI均值和MTCI均值相关性较强。本研究结果可为基于遥感技术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重要的样方设计依据。

本文利用高精度蒸渗仪和高频水样采集方法，研究了高寒草甸生长季土壤水分及溶解碳垂向运移过程对降水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①土壤水分对降水的响应存在深度依赖阈值与滞后效应。在10 cm、30 cm和75 cm深度，启动响应的降水量阈值分别为3 mm、15 mm和17 mm。其中，10 cm土层响应受雨强影响，强降水（≥20 mm）下响应迅速，弱降水下滞后约2 d；30 cm土层响应受降水量、前期含水量及上层水分状况综合调控，平均滞后时间约为3 d。②溶解碳的迁移在不同深度呈现不同模式。0~20 cm土层溶解有机碳（DOC）与滞后2场次降水呈显著正相关，而20~50 cm土层DOC与上层（0~20 cm）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呈现“浅层耗竭–深层富集”的垂向迁移特征。溶解无机碳（DIC）在0~20 cm主要受降水输入影响，在20~50 cm则与上层DIC含量呈正相关，显示出自上而下的补给过程。综上，高寒草甸土壤水入渗对降水的响应存在阈值效应并影响溶解碳迁移过程。土壤含水量较高时，降水能够沿着土壤孔隙携带DIC进入深层土壤，DOC则富集在浅层土壤中；土壤含水量较低时，降水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缓慢入渗，将DIC和部分DOC运移至深层土壤。本研究揭示了降水驱动下高寒草甸土壤水–溶解碳垂向迁移过程，可为寒区碳–水耦合模型构建及气候变化情境下碳输移路径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针对咸水脱盐的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从资源禀赋−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协同的宏观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模糊数学模型分析地下咸水产业化、规模化推广的可行性及限制因素，针对天津市典型地区提出地下咸水开发利用政策建议及实施路径。结果表明：①天津市地下咸水单位面积资源量12.19×10⁴m³/(a·km²)、可采储量13.40×10⁴m³/(a·km²)、单井涌水量37.53 m³/h为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可通过分层分质利用、优化开采布局等方式弥补部分地区溶解性总固体较高、含水层厚度较薄的不足。②纳滤淡化咸水脱盐率达到95%以上、综合收益率1.78，较外调水利用有经济优势，针对农业应用成本高的问题，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等政策，设立农业用水补贴和技术推广基金、探索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处理工艺降本增效。③环境影响总体上可控，有达标的水质和相对较高的水回收率支持，但需持续监测防范地面沉降、促进脱盐产出水与浓盐水循环利用。④地下咸水资源化利用整体可行性较高，资源禀赋决定经济规模，技术提升扩大利用范围，环境影响决定开发上限，未来结合开发潜力与利用需求的空间差异，形成市级决策−部门执行−区级落实的责任体系，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咸水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本文以盆地中东部余家村钻孔为研究对象，通过OSL、ESR和古地磁测年，建立了高精度的年代框架；结合粒度与磁化率指标，重建了该地区1.2 Ma以来的古气候演化历史。结果显示，余家村湖相沉积物粒度与磁化率变化呈正相关，共同响应于干湿气候背景下的湖平面波动：粗颗粒−高磁化率对应低水位干旱阶段，细颗粒−低磁化率则指示夏季风控制的高湖面湿润环境。余家村钻孔揭示的湖泊水深变化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0.91—0.74 Ma的滨湖相还与青藏高原构造隆升和渭河盆地阶地发育的关键时段相耦合，表明余家村沉积同时受全球冰量与区域构造活动的调控。区域地层对比进一步揭示，在区域干旱化与构造抬升的共同影响下，第四纪三门古湖逐渐萎缩并最终消亡，而余家村因地势较低，保留了该区最晚的湖相记录（约0.03 Ma）。综上所述，渭河盆地湖相沉积受全球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和区域构造活动的协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