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春市为案例,集成街景影像、POI（兴趣点）、百度慧眼等多源数据,构建空间品质与活力测度体系,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揭示空间品质因子对街道活力的多尺度影响。结果表明：①街道空间品质呈现中心分异,外围南高北低的格局,街道活力由中心向外围逐渐减弱,休闲节点活力跃升;②界面围合度、生活服务便捷度、交通服务便捷度等对街道活力影响显著,车辆干扰与步行指数显著抑制活力,揭示人行空间与活力提升效能的脱节;③因子作用尺度差异显著,色彩丰富度、界面围合度、绿视率为街区尺度变量,路网密度、生活服务便捷度、功能混合度与标识指数属社区变量,交通服务便捷度为广域变量,车辆干扰指数、步行指数为全域变量。研究表明,街道活力驱动机制存在显著空间非平稳性,城市更新的精细化管控,需综合考量品质因子的尺度依赖与空间异质性特征。

基于文化廊道视角与文化扩散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空间分析与耦合关联模型,探究大运河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特征及成因。研究发现：①大运河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覆盖流经区域的10.93%,呈现“南强北弱,东密中疏”格局。文化高关联区集中于淮河以南,形成以淮安、扬州、苏州等历史枢纽为核心的临水带状集聚特征。②大运河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关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区段上,浙东运河和京杭运河整体性空间范围、关联程度强于隋唐运河,其中浙东运河高等级关联比重突出,江南运河在空间范围与高等级面积上均居首位;城乡聚落间亦分异明显。③大运河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是自然环境（基底约束）、社会文化（内生驱动）与政策制度（外部引导）协同互馈的结果。基于此,提出应实施基于空间强度分级的差异化管控、跨区域协同的综合治理及城乡叙事互补的共生模式等策略,以助推大运河文化廊道的整体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基于MERRA-2 再分析数据,结合气象资料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等多源数据,运用趋势统计、显著性检验与机器学习可解释性方法,探究了1980―2023 年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三北地区）沙尘气溶胶光学厚度（Dust Aerosol Optical Depth, DAOD）的时空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DAOD 年际变化呈“西升东降”的空间格局,华北与东北微弱下降,而西北核心沙源区显著上升,使三北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②季节上,DAOD 表现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西北呈现春、夏季双沙尘季,华北与东北则为春季单沙尘季。③驱动机制上,不同区域的主导因子与交互作用差异显著：塔克拉玛干沙漠,DAOD 高值受高地表温度（>290 K）、强阵风风速（>8 m/s）与低土壤湿度（<0.1 kg/m2）协同驱动;科尔沁沙地,高植被覆盖（NDVI>0.27）对DAOD 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阵风风速对DAOD 作用方向转变的临界值约为7.04 m/s;京津冀地区,风速超过6.12 m/s 后对DAOD 贡献由负转正,高植被覆盖（NDVI>0.24）有利于降低DAOD。本研究揭示了多因子交互作用下三北地区的沙尘驱动机制,为区域沙尘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西安市城四区61 家养老机构、441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以及200 个养老助餐点等空间数据,以居住小区为研究单元,借助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G2SFCA）、改进耦合度模型、标准化差值等方法,系统评价了养老设施的供需水平、耦合特征与失衡类型。结果表明：①养老设施供需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需求水平自二环沿线向外围梯度递减;供给端养老机构呈“核心-外围”分布,社区养老服务站和养老助餐点供给水平高、低区域呈“马赛克”式碎片化分布。②养老设施供需耦合整体呈“失调多、协调少”的倒金字塔形态,“严重失调”型占比最高（养老机构 59.95%、社区养老服务站 42.98%、养老助餐点 40.7%）,且数量向“良好协调”逐级锐减,空间上呈显著的分异特征。③识别出各类养老设施的供需失衡的“沙漠”型居住小区其涵盖的老年人口规模远超“绿洲”型居住小区,近1/3 的老年人口在3 类设施均面临养老服务供给“沙漠”困境,空间上集聚于明城墙以外、二环以内的区域,是西安市养老服务的薄弱区。研究成果可为促进城市养老设施供需平衡、制定精准化空间规划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黄河中游地形多变、气候复杂,在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下,不同地貌区蒸散发水汽输移路径及其对区域降水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基于 GLEAM 蒸散发数据,结合 UTrack 水汽循环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4年区域蒸散发及其组分土壤蒸发、植物蒸腾的时空变化特征,厘清逐月区域蒸散发水汽输移路径,并量化不同地貌区蒸散发水汽对局地及下风向区域降水的贡献。结果表明：①2000-2024年区域蒸散发与植物蒸腾整体呈上升趋势,土壤蒸发呈下降趋势。②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气温、降水、土壤湿度、饱和水汽压差对蒸散发、土壤蒸发、植物蒸腾均有正向影响,叶面积指数对蒸散发和植物蒸腾有正向影响,对土壤蒸发起负向抑制作用。③区域蒸散发水汽输移主要受西风带与东亚季风控制,夏季风期(5-9月)区域蒸散发水汽以东北向输移为主,冬季风期(10月至翌年4月)区域蒸散发水汽转为偏东向输移。④黄河中游 18.78% 的蒸散发水汽贡献了局地10.80%的降水量,主要的影响区域为山西、陕西、北京、宁夏和河北,区域降水再循环率在春季最高、冬季最低。

开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内涵，从多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分析了 2014—2022 年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格局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整体缩小，反映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不断趋好；②研究期内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空间分异特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区与较高水平区大致呈倾斜的“H”型分布。两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均以正向集聚为主，反映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③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区域整体以及周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交通资源配置、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成果拓展了数字经济理论在城乡融合领域的解释维度，为数字经济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

短视频平台日益成为地方形象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媒介。通过对抖音、TikTok 与 You- Tube 平台上印度旅行短视频的数字民族志研究，探讨短视频平台中的想象地理如何被生产、分发 并持续固化。研究发现：①短视频中的印度主要通过遗产景观的审美化叙事、失序和猎奇的奇观 化街头空间表征，以及反转验证性叙事加以表征。②这些叙事不单是东方主义表征在数字领域的 延伸，更是算法、平台商业化与用户共同塑造的平台化想象地理。③在以 TikTok 和 YouTube 为 代表的“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North-South）语境中，印度常被他者化为“全球北方”主导的文 明与进步价值秩序的对照物，由此引发了不同主体围绕其在短视频中的媒介表征的政治化争议； 而抖音用户一方面以娱乐化的网络模因（Meme）形式呈现印度，一方面体现出对印度的情感共鸣， 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地区）之间（South-South) 彼此参照，进而重建自我理解和“全球南方”共 同体的过程。研究将“数字东方主义”的批判推进到平台基础设施与可见性机制层面，并通过比较 “南北凝视”与“南南凝视”，揭示不同地理尺度下的权力关系与情感政治，从而超越以“中心–边缘” 为主导的“数字东方主义”分析框架；同时，研究也为反思算法与流量逻辑所导致的地方形象固化， 以及促进平台内容多样性和算法公共治理提供参考。

在网络媒介驱动下，城市网红空间成为影响游客体验的关键，但其空间品质的系统测度框架有待完善。本文基于小红书平台，融合语义解析、空间分析及深度学习技术，系统识别长春市网红空间，并结合客观环境与网络情绪数据，实现多维度品质综合评估。研究发现：①长春市网红空间可分为美食、休闲和游玩 3 类，呈现出三角状的空间结构，在人民广场和红旗街-桂林路片区形成热点区域。②网红空间客观环境品质差异较大，整体表现为“中心强、外围弱”的圈层递减趋势。③主城区内的网红空间集中区出现了“爱恨交织”的情绪特征，情绪得分总体差异较小，不具备明显的规律性特征。④综合品质测度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圈层式递减特征，但得分最高的网红空间仍集中于热点区域内。据此，本文提出 3 项优化策略：定位隐性优势，增强差异化体验；加强设施建设，提高空间口碑传播；重构历史叙事，活化现代城市单元。本文可为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激活网红经济可持续效应，提供决策支持与差异化提升策略。

基于景观、生态学等理论，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功能”生态韧性评估模型，运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及时空地理加权等方法回归揭示 2010—2022 年黄河流域 84 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年均增长率为 0.68%，但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上、中、下游耦合协调度增长率具有明显时空差异，下游增长率最高，但其内部差距不断扩大。②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格局，协调型城市主要分布于上游并形成高高集聚区，失调型城市集中分布于中下游，在山东-河南交界形成低低集聚区。③内部机制揭示生态韧性系统对耦合协调的影响总体强于新型城镇化系统，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与交互增强效应；在驱动因素方面，人均绿地面积、夜间灯光指数与地均碳排放等经济与环境因子起主导作用，各因子影响强度与方向具有显著空间非平稳性。研究进一步构建“外部驱动-内部交互-空间响应”传导机制，解释经济、环境等 6 大驱动力通过系统间非线性交互与区域适应性响应，共同塑造耦合协调的时空演进路径，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评估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对于深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流域治理一体化、优化协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全要素视角，构建涵盖自然资源消耗、环境容量压力与社会福利产出的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框架，运用 SBM–DDF 模型科学测度了 2010—2021 年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并结合 Dagum 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在整体及上、中、下游各地区均表现为波动上升的趋势，呈现“下游较高、中游居中、上游偏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②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总体空间分异呈波动收敛态势，区域内分异均值依次为上游>下游>中游，区域间分异是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③基础设施差异、人口集约差异和绿色创新差异是其关键影响因素，且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分化。未来需进一步优化区域生态治理策略，聚焦区域差异精准施策，强化关键影响要素协同，共同促进黄河流域全要素生态福利绩效的协调提升。

以浙江宁波两家省级非遗民宿为典型案例,基于场景理论,综合运用观察、访谈、政策及平台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非遗民宿的场景表征与生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两家非遗民宿分别呈现为内聚型的本土文化场景和混搭型的跨地方消费场景,前者注重传统与和谐的氛围,强调地方性的再生产;后者则突出要素的创新拼贴与视觉张力,强调消费性的尺度扩展;②场景的生成有赖于制度嵌入、主体实践、物质与活动组合以及数字媒介叙事的协同作用,其中,政府规划与评定体系赋予实质与形式上的正当性,民宿主体在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之间进行协商,物质与活动的组合逻辑完成符号的具象化,数字媒介叙事则进一步实现文化意涵的转译与扩散。研究将场景分析下沉至乡村民宿,建构非遗民宿场景生成的概念框架,并提出文化与经济协商的双路径命题,为非遗民宿的场景营造与地方文化治理提供参考。

以洞庭湖区516个乡镇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水−地”系统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各子系统功能指数,识别其时空分异特征;采用权衡强度模型判别系统权衡与协同关系类型,并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解析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各子系统功能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区域差异。②系统权衡与协同关系以单维度滞后型(人类活动滞后型)和多维度低协同型(待协同发展型)为主,系统协同关系尚未稳定但趋于改善。③系统权衡与协同受“社会经济干预−自然地理约束−生态气候适应”耦合驱动,其中,人口集聚与建设用地扩张初期加剧权衡,而生态补偿与水域修复政策显著促进协同,其效应因地域地形与发展模式而异。本研究为认知湖区“人−水−地”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以 2013—2021年黄河流域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 TOPSIS 和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对研究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和效率进行测度,通过哈肯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其演化趋势及协同规律。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波动上升,包容性绿色效率呈阶段性下降后趋于平稳,增长水平形成＂下游>中游>上游＂的格局,而高效率城市则主要集聚在下游及部分核心城市。②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主导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系统的序参量,对系统协同演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效率对增长的反哺作用则存在＂粘性阻滞＂。（3）流域协同水平经历了＂倒 U 型波动-调整修复-高质量跃迁＂3阶段演化,识别出稳健提升型、波动调整型、低位突破型、锁定下降型 4 种类型。（4）空间演化呈现＂核心集聚-辐射扩散-调整收玫＂的动态轨迹,高值区始终以东南部为核心呈阶段性扩张与收缩,低值区则逐步向西北部集中,空间分异特征显著。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因人类活动与河流频繁改道,长期缺乏高分辨率古洪水序列,制约了对区域大洪水规律的理解。本研究以河南内黄三杨庄（SYZ）剖面为对象,采用粒度端元分析（EMMA）分解沉积动力组分,结合磁化率、色度及光释光（OSL）/加速器质谱（AMS）¹⁴C测年,重建全新世以来的异常洪水事件。结果表明,沉积物可分解为4个特征端元：M1 代表洪水悬移质搬运的黏土组分与区域湖相、风成沉积的粉砂组分的混合端元;EM2 表征黄河河漫滩沉积的细粉砂端元; EM3 表征黄河决口或改道大洪水沉积的粗粉砂端元;EM4 为洪水期局地河流砂沉积的细砂端元。基于水动力敏感端元（EM3）含量变化,在12.5 m剖面中识别出6期洪水事件（约14—12ka、约6.5ka、约4.2-4.0ka、约3.1-2.6ka、约2.0ka、约1.0ka）。本研究在黄河下游重建了全新世的连续古洪水序列,证实了粒度端元分析在识别冲积平原异常洪水沉积中优于传统粒度参数,能有效区分不同水动力成因组分,为理解黄河下游古洪水发生规律及气候响应机制提供了关键地质证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投资有利于未来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本文识别中国西部国有企业跨境投资倾向,从政策-多维距离视角来系统探讨中国西部国有企业跨境投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西部国有企业的全球化进入方式存在与国有企业自身属性的趋同性。2000 年以来,中国西部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逐渐扩大,行业门类也逐渐丰富,投资进入方式演化呈现出“直接投资到中介投资”“行业技术层次由低到高的渐进升级”的特点。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跨境投资进入方式和行业选择有显著不同,即中央企业依托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发达城市作为投资支点,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和经济能力指向;而地方国有企业跨境投资的“资源寻求”目的更明显,更易实现“多级投资”,跨境投资行业价值链地位、程度和附加值以及知识和技术水平更高。企业投资全球化的进入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介节点的属性。构建政策-多维距离解释框架发现,在政策导向下,制度邻近存在正向影响,地理邻近存在负向影响,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和组织邻近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双方间的关系程度。

本研究基于面板数据与历史文献,运用趋势分析、集中度指数与重心迁移模型,系统揭示了近300 a来,全球橡胶种植业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全球橡胶种植业格局经历了由单极向多极的转型,19—20 世纪主产区由南美洲亚马逊东移至东南亚,亚洲集中度由 24.52% 升至 92.06%;②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集中化指数下降 8.55%,种植业格局由高度集中向多元分散演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快速崛起,非洲与美洲比重逐渐提升;③全球种植业重心整体呈西北迁移趋势,区域分布趋于分散;④近年来亚洲持续扩张,非洲几内亚湾与南美巴西地区出现复苏, 部分传统产区则呈萎缩态势。总体来看,全球橡胶种植业正经历由单极化向多极化、高度集中向分散化的深刻转型,这一动态过程不仅重塑了国际橡胶种植业分工与区域经济联系,也带来了土地利用转变、生态系统压力加剧及环境治理需求提升等新挑战。

从交叉学科研究视角审视当下城市建设与规划中关于城市韧性提升、宜居城市建设和城市旅游发展的时代命题,融合韧性理论与城市织补思想,梳理“宜居”与“宜游”的协同、冲突与交叉逻辑,探讨城市韧性与“宜居-宜游”的交互影响逻辑,尝试构建“宜居-宜游”视域下的城市三维韧性模型,引入城市织补思想,阐释针对城市韧性理论框架转向的织补实践路径、作为治理范式的城市织补实践路径、形成城市织补的闭环反馈回路,构建“宜居-宜游”城市韧性织补的综合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①城市的宜居性与宜游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的协同性,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风险,其冲突常常表现在资源分配矛盾、功能需求错位、文化保护与开发矛盾等方面。②韧性城市建设中“宜居”与“宜游”的交叉体现在同一套城市子系统要同时服务于宜居和宜游两重目的、居民与游客两套主体、长期与短期两种体验。③“宜居-宜游”视域下的城市韧性提升,需要从城市系统的“功能韧性”转向“体验韧性”,形成由功能韧性层、体验韧性层、协同韧性层构成的城市三维韧性模型。④城市织补作为动态性和适应性的治理范式、并作为技术性的规划与设计方法,最终需形成“需求捕捉-偏差诊断-策略调整-效果评估”的城市韧性织补闭环反馈回路。⑤“宜居-宜游”城市韧性织补的综合路径需考虑空间与时间双重维度,多元化、关联化、动态化三重目标,织补干预、织补拼贴、织补缝合三重板块,原生态保留织补、嵌入性旧元素改造织补、植入性新元素创新织补三重思路,并从 5 种具体织补工作发力。

在界定农业碳排放核算边界的基础上,测算分析近 2003—2023 年绿色转型背景下浙江省农业碳排放的时空格局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4 年以来,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的碳排放协同效应凸显,农业碳排放总量减少 30% 以上,碳排放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农业能源活动 CO2 排放取代水稻（Oryza sativa）CH4 排放成为农业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②浙江省农业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但就碳排放强度而言,全省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绿色低碳均衡发展的良好格局;③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种植结构、机械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是正效应,城镇化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基础设施条件则表现为负效应,农民收入增长、环境规制、种植结构调整和机械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④不同类型农业碳源的排放时空格局不同,其主导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以上研究结果可为政府部门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选取 2000—2020 年中国东北地区 281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立足全国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双变量 LISA 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法,就城市人口收缩与老龄化的空间关联及其成因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两者均呈现出不断加剧的发展态势,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②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收缩与老龄化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随时间的推演而呈增强态势——双变量 LISA 聚类分布 H-H（高-高）型和 L-L（低-低）型数量在增加,二者之和占比从 2010 年的48.04% 上升至 2020 年的71.53%,不显著类型在显著减少;③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收缩与老龄化空间关联的内在逻辑是以“青壮年劳动力空间再区位”为轴心,在“制度-经济”互锁、 就业与公共服务“核心-外围”分化及“社会分工-人口流动”代际强化等多维机制共同作用下而衍生的地理产物。研究证实了城市人口收缩与老龄化存在空间关联,可望为理解区域人口系统性问题提供新视角,为推动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系统梳理并探讨了中西方对于全球城市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治理的研究进展,发现：①全球城市评价体系中,文化已成为重要衡量维度,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创意产业、种族/移民多样性、多元文化空间等 3 个方面。②中国新兴全球城市以及城市国际化受到关注,中文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波动与当前世界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③中西方在全球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方面存在异同;相较于国内研究,西方对全球城市多元文化发展的关注更具有显著性。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从文化维度和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性,并提供一种更全面的框架来理解全球城市中的多元文化现象,为中国未来城市国际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发展建议。

结合 2003—2023 年全球海外研发投资数据与国际制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空间探索分析和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等手段,多方面揭示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的演化特征,多视角探讨国际制裁对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演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拓扑演化上,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复杂化和稠密化趋势,并有一定的去中心化特征。②空间演化上,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多层次核心-边缘结构,具有稳定的北美-西欧-东亚“大三角”格局。③网络构型、行动者属性、外部关系等共同推动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演化。其中,国际制裁的发出者效应显著为正,接收者效应显著为负,而且此类影响效应随时间演化逐渐减弱。④不同类型的国际制裁对全球海外研发投资网络演化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异质性。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分析框架,结合在“天眼查”收集的企业数据和访谈数据,分析东莞市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东莞市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主要以小微企业和内资企业为主,且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中游本体制造环节。②产业整体分布主要由长安镇、大朗镇、大岭山镇等制造业基础成熟的区域, 向创新氛围浓厚的松山湖、服务配套较完善的南城街道、万江街道、莞城街道等主城区拓展。③原有制造业基础及自动化生产催生的工业机器人消费需求、多层级政府政策、来自区域外部的领先企业和人才、本地领先企业共同推动了东莞市工业机器人产业的演化与集聚。本研究通过“世界工厂”中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新兴产业案例研究,拓展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演化分析框架在中国的本土化应用,揭示新兴经济体中新兴产业演化路径与机制的特色;可为东莞和其他传统产业集聚区及外向型区域培育新兴产业和优化产业空间格局提供建议。

应用城市尺度能源消费数据,建立基于规模-结构-效率 3 个维度的能源转型评估框架,解析 2005—2021 年中国城市能源转型的时空趋势与内源驱动力,并检验了其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双向关联特征。主要得到以下核心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城市能源系统的规模与效率转型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结构优化则面临挑战。能源转型的总体水平呈现出高水平区域显著扩张、低水平区域明显收缩的良性动态格局,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转型进程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相对滞后。②中国城市能源转型的内源驱动力由早期的效率与结构双重驱动,逐渐转化为规模驱动。 到 2021 年,清洁能源消费规模增长对城市能源转型的贡献强度高达 63%。③中国城市能源转型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具有显著的双向联系,但不同转型维度、不同类型城市能源转型的“前因” 与“后果”显著不同。研究可为城市能源转型深入推进提供学术参考和实践依据,支撑国家碳中和战略在城市层面的精准落实。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人地矛盾”。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土地扩张规模,对宏观尺度下建筑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关系的讨论相对不足。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 41 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于容积率、建筑密度和建筑功能混合度的建筑开发强度指标。在时间维度（2010 年、2015 年、2020 年）与空间维度（市、县）上, 采用莫兰指数、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建筑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关联性,评估建筑空间特征与人口密度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建筑开发强度在市域和县域层面均呈现空间集聚性,而人口密度仅在县域具有集聚性,体现出明显的尺度效应。②集聚突破行政边界跨区域分布。③二者相关性在时间上呈现“增强-减弱”的阶段性波动,空间上呈现建筑空间扁平化扩展与人口极化发展的阶段性不同步。④建筑空间特征对人口密度具有较强解释力,其中容积率与人口密度显著正相关,建筑密度与人口密度显著负相关,建筑功能混合度与人口密度的关联较弱但呈增强趋势。本研究旨在为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产业迅速发展并形成复杂的城市空间联系和网络结构,系统性刻画其网络结构特征并揭示其多层次、复合性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借助 2013—2023 年中国 934 家新能源上市企业的总部与分支机构数据构建了城市间的联系网络,并采用复杂网络、结构洞、指数随机图（ERGM）模型对该城市网络结构和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能源上市企业所建构的城市网络空间格局呈现“核心凝聚-边缘延展” 的双向演化特征,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通过资本控制与技术垄断发展了垂直网络,而边缘地区的城市虽然承担大量生产任务,但在价值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②新能源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从“类金字塔式”转向“类纺锤体”,中高层级合作由核心城市拓展至省会（首府）城市之外成为网络扩张主体。③新能源企业的跨区域合作突破地理约束,地理邻近效应对推动新能源产业合作的作用强度减弱,同时网络权力由地理空间依赖转向制度-文化协同驱动。④塑造该结构的深层驱动机制包括资本与技术的权力不对称驱动、市场扩张与资源禀赋的联合撬动、制度-文化协同下的空间生产重塑等。

平台经济凭借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深度嵌入区域发展,成为重塑人地关系的核心力量。在人文地理研究“数字转向”与中西方平台研究分化的背景下,平台经济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亟需系统性理论构建与对话。本文基于平台资本主义与平台城市主义理论,回顾社交媒体、电商与共享3 类行业平台的研究进展,构建“权力-机制-效应”整合性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平台具备经济硬权力、文化软权力与不对称权力,通过价值攫取、算法调控与注意力配置3 大相互嵌套的核心机制,多维度重塑区域。区域获得产业升级、资源配置优化与地方品牌转型等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平台过度扩张引致的负外部性。进而,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制度环境下平台-区域关系差异化路径,揭示出中国中央制度监管与地方政府能动协同可制衡平台权力,使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兼具发展效率与公共价值,形成平台-区域系统深度耦合。中国实践为既有理论提供制度情境修正与补充,未来平台-区域研究应向多样化发展路径整合、动态演化建构及前沿议题批判拓展。

外围区企业在创新资源富集地设立异地研发中心，对于突破“集聚阴影”制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异地研发中心的布局特征、行业关联及其内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从迁出地布局特征看，地市之间异地研发中心拥有量差异显著。石家庄以24.91%的占比大幅领先，成为第一梯队；廊坊、保定、唐山依托区位优势，优先在京津布局异地研发中心，构成第二梯队；邢台、衡水、承德则发展相对滞后，且后期增长缓慢。②从迁入地布局特征看，异地研发中心从初期邻近中心区的局部集聚状态，逐步向创新资源富集的远距离区域延伸，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格局，涵盖创新水平高的特大城市、区域创新型省会城市以及贸易自由度高的沿海城市。③企业异地研发中心布局的驱动因素呈现内外部协同特征：企业层面的资金储备、区位属性与创新合作水平是其布局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城市层面的人才培育、人口密度及数字基础设施对布局发挥助力作用，而营商环境的滞后则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都市圈是城镇化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影响着区域发展。长三角集聚了多个空间相互毗邻、功能高度交织、规划边界交叠的都市圈，相互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形成独特的空间结构，对长三角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等多维指标，综合运用熵值法等加权集成分析，刻画多中心格局下都市圈之间的空间竞合特征。长三角内部都市圈的实际功能联系范围与规划边界之间存在显著偏离，都市圈间的空间竞合并非均质分布，形成了核心协同型、跨省依附型、边缘耦合型和多向嵌入型共4种类型，在空间和功能上呈现多样化结构特征。这种结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城市在多核心牵引下的隶属关系并不一致，部分城市呈现稳定归属，而部分城市则处于双核或多核势能叠加的竞合界面。竞合关系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沿沪宁、沪杭、宁合等主要通道呈带状集聚，并在都市圈交界与省际过渡区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边界模糊性与类型分化特征。

本研究以东北老工业基地34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考察了1990-2023年城市收缩与产业升级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城市收缩呈现“先加剧后缓解”的阶段性特征，产业升级则呈现前期低位徘徊、后期快速跃升的发展特征；②二者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形成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核心的高协调集聚带（辽中南–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而边缘地区长期陷入“低协调陷阱”；③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城市区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其中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对提升协同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建议优先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增强产业韧性，并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以促进核心与边缘地区协调发展。

城市收缩是当前中国落实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且随人口负增长与少子老龄化演进而呈加剧态势，城市收缩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治理的新命题。然而，现有研究多移植西方“精明收缩”等理论框架，对中国制度环境与发展阶段的回应不足，收缩治理的“中国化”理论建构亟待推进。基于此，本文遵循“为何、为谁、治什么、如何治”的逻辑主线，构建“理性认知–重点内容–实现路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中国语境下城市收缩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案。研究指出：①理性认知层面，收缩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城市收缩的认知转型，理性审视地方政府对收缩标签的“排斥性认知”，推动收缩议题从“被忽视”到“被正视”的转变，在治理过程中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②重点内容层面，治理需实现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从“规模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范式转型，聚焦经济转型与产业重构、基础设施调整与公共服务优化、空间重构与城市更新、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建设四大核心领域；③实现路径层面，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整合政策体系配套、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构建区域协同框架、强化技术与学科融合支撑五大路径。研究结果旨在推动城市收缩治理的“中国本土化”发展，为城市收缩治理与规划实践提供理论方法支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转移是重塑区域发展格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利用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2004-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模式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空间格局表现为显著的双核极化及梯度扩散态势，北京和深圳始终处于技术转移强度顶端，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城市形成“高–高”技术转移集聚的第二梯队，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低–低”的技术转移洼地；②网络权力结构呈现北京和深圳双核主导格局，网络密度持续提升，但标准差同步扩大，表明网络规模扩张的同时极化效应进一步加剧；在核心–边缘结构中，北京、上海、深圳3极联结密度达399.833，进一步强化了其绝对主导地位，空间非均衡性随网络发展不断深化。③城际技术转移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空间演化特征，依次呈现从核心—边缘、多中心网络化再到极化加剧的演变。④根据技术转移规模、流向以及网络中心度，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转移的空间模式可划分为中介枢纽型、全域辐射型和技术内生集聚型3类。

创新导向的城市更新是中国大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方式。本文以创新“三螺旋”理论和创新生态研究中“架构者”概念为基础，构建“架构者—战略行为—资源能力—路径选择”分析框架，并以南京3个高校老校区的更新为例，解析多元治理模式下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的不同路径与结果。研究发现，①在以高校老校区为对象的创新导向城市更新微观实践场景中，客观地形成了以高校主导为主流、大企业主导次之和地方政府主导最少的多元治理状况；②高校、大企业、地方政府3类架构者不同的战略行为逻辑和资源能力结构深刻影响了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的路径选择，共同塑造了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和各具特色的微观创新生态；③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创新导向城市更新均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推动校—地—企3方加强战略对接和资源能力互补构成共同的优化策略。研究扩展和丰富了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政策工具。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其土地利用与生态韧性的协同关系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VIKO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揭示用地效率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化规律及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①用地效率呈“W”形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分异，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明显；②生态韧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0―2007年快速衰减，2008―2020年趋稳，武汉城市圈低于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极化效应明显，交界区“中心塌陷”突出；③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0.372）提升至勉强失调（0.501），空间上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但整体协调水平仍较低。研究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统筹生态安全与集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同类型区域可持续发展作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已经成为弥合数字创新资源空间极化与绿色转型普遍需求之间矛盾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中国2006-2022年284个城市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对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联合研发网络与技术转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联合研发网络呈现出“北京引领+重点城市协同”的发展格局，而技术转移网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技术输出–外围城市技术承接”的梯度扩散格局。②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展现出“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型特征。③数字技术联合研发与技术转移均对城市绿色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互补效应，但联合研发对绿色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④相较于东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联合研发与数字技术转移对西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化转型作用更为显著，且前者在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市中更具优势，而后者则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城市中效果更突出。⑤数字技术创新合作能够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两条渠道推动城市绿色化转型，联合研发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更强的引领作用，而技术转移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展现出更大的驱动力。

本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青年再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分析方法，分析典型流动模式，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青年再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动多集中于15~19岁，20岁后再流动频率逐渐增加，且在现流入地居留时间明显长于首次流入地。②首次流动以跨等级向上流动为主，其次为同级流动与跨等级向下流动。随着年龄增长，向上流动比例逐渐下降，同级流动与向下流动比例则趋于上升。③根据青年再流动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可归纳出6类典型流动模式：早迁上行–平/降流、上行长驻–平/降流、上行–平/降流、同级流、晚迁上行–平/降流、随迁子女–无序流。④青年再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是微观个体层级和宏观城市层级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尝试揭示人口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探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对其流动模式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在海洋强国与数实融合战略双重背景下，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推进器。本研究基于“三态”人居环境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1-2022年中国53个滨海城市的时空发展特征及其耦合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①从发展趋势看，53个滨海城市整体上发展较快且质量较高，滨海城市人居环境五大系统各方面均不断提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整体上空间分化趋于缩小；②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总体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并呈波动增长趋势，协调逐步增强并呈阶段式跨越，到2022年整体呈现“多点开花”“中心–辐射”空间效应；③在驱动机制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主导驱动因素，公共基础建设是基础性支撑力量，工具系统作为新兴驱动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信息系统则发挥着重要的媒介驱动作用。将滨海城市作为主体地位建构了新的人居环境理论框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人居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为滨海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协调与统一迈进高质量发展道路制定措施提供典型案例与决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乡村数字新媒体平台通过聚集注意力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旅游经济，有效带动少数民族山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流量经济理论框架，以贵州“村超”为例，采用实地考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深入探究流量赋能少数民族山区乡村旅游转型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业正向流量密集型产业形态转型，乡村数字新媒体平台汇聚现实客流量与虚拟数据量，使少数民族山区得以打破“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构建起多业态联动的旅游产业生态；②流量经济的数字化、平台化、共享化与空间化特征，系统驱动乡村旅游转型，实现流量在纵横时空维度上的流动增值，赋能目的地形成具有包容特性的多功能流量空间；③面对流量可能引发的风险与现实困境，本文构建了“平台聚流–创新引流–机制管流”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平台文化引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流载体；生活场景化的创新引流，将流量空间转化为旅游者的精神依托地；韧性治理模式着力破解乡村旅游转型中的制度障碍，实现机制管流。研究成果拓展了流量经济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的解释维度，为数字时代民族山区旅游转型与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本研究从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双重视角，探讨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首先，将微观授权发明专利大数据、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测算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和城市创业活力指标，进而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均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并且互联网发展正向调节创新合作网络与城市创业活力的关系。城市内创新合作网络通过技术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活力。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如何充分发挥创新合作网络的创业带动效应，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协同效应，提升当地创业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耕地撂荒已成为实现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关键问题，但现有治理路径对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抑制耕地撂荒的探索亟待深化。本文基于张家口市526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系统阐释了农村产业融合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①农村产业融合对抑制耕地撂荒具有显著作用；②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本地非农就业的拉力作用与机械化的替代作用，缓解了因劳动力短缺引发的耕地撂荒；③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优化耕地资源配置与增强流转稳定性，提升撂荒耕地流转率，有效减少耕地撂荒；④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与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了耕地经营风险；⑤非平原地区的资源禀赋劣势使其依赖产业融合的增量创新效应，抑制撂荒的效果优于平原地区。政策层面需构建产业与劳动力配置协同机制与差异化耕地流转体系，因地制宜地推动基础设施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中国战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厘清数字要素空间布局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城市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及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数字接近度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接近度主要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优化区域资源配置3条路径提升绿色能源效率；③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同样受到邻近地区数字接近度的影响，但该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④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南方地区及国家级城市群中更为显著，呈现出“梯度递减”与“俱乐部收敛”特征。

基于2014年与2024年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投资数据，构建欠发达城市新质生产功能跨区域网络，运用社会网络与ERGM模型系统揭示网络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网络规模持续扩大，联系强度明显增强；度分布呈幂律分布，节点差异不断加大；形成以兰州、酒泉等为核心的集聚–扩散空间格局。②省内仅威望型城市增多，省外各类型城市数量均增多；资本来源地主要为邻省（区）省会（首府）及东部高等级城市，目的地扩展至更多可获取研发、服务等高阶资源的发达城市；跨行政区经济的多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相比于2014年，2024年网络的结构更为稳定和成熟，网络互惠协作，网络结构更依赖非核心节点扩展与高等级城市中介连接；产业升级始终是对外投资核心驱动力，创新与经济水平作用增强。资金丰裕对城市吸引投资作用增强；技术邻近始终主导城市合作联系，地理距离和社会邻近作用下降，制度联系转向跨差异协作。欠发达城市更倾向与胡焕庸线以东行政等级高、市场化程度高、技术相似的城市开展合作。研究为欠发达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城市系统模型是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前沿科学问题，是城市演化与运行的综合理论凝练，也是支撑城市研究和规划治理的重要科学工具。本文构建了城市系统模型评价框架，从原理、结构、功能、技术参数、计量方法与应用6个维度，提出35个评价关键指标，对1960年以来的109个城市系统模型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分析发现：①城市系统模型经历了从静态均衡到动态演化、从宏观聚合到微观仿真的范式变迁，逐步形成多学科理论交叉、跨尺度技术集成和多维度情景拓展的发展趋势。②当前城市系统模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演化机制建构薄弱、多元政策响应不足、复杂建模范式滞后与开放共享生态缺位。③城市系统模型正处于从传统结构模拟向复杂机制表达的关键转型期，未来应着力探索复杂性导向、自适应耦合的实用构型理论，建立集成式、可拓展、响应型的综合模型体系，推进机理–数据–问题驱动的智能计算范式和构建开放、统一、可用的标准化建模生态。本文对于研发新的城市系统模型及其平台技术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技术方向。

本文基于2024年48.75万份全国城市体检数据，以LightGBM-SHAP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评估文化舒适性对定居意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文化舒适性是影响居民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商业吸引力的重要性位居前列，仅次于住房产权，并明显高于多数传统经济变量。②不同文化舒适性维度表现出差异化非线性特征，历史文化保护等氛围型舒适性存在明显的阈值特征，评价低于“满意”水平时总体呈现负向预测贡献；而提升商业等实用功能型指标则能带来强劲的边际收益。③定居决策存在深刻的学历异质性。本科及以上群体对文化氛围最为敏感且重视品质提升；大专学历群体对文体活动质量变化较为敏感；中等及以下学历群体则更关注实用功能，改善日常商业与文体活动供给能够有效增强其定居意愿。本研究通过揭示文化舒适性对不同学历群体定居意愿的差异化影响路径，为各城市精准制定人才吸引策略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的多要素交互作用过程与格局是黄河流域人地系统科学认知的重要基础。综合运用修正耦合协调度、OPGD和IGTWR等模型，识别199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并探测主导交互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碳存储和食物生产相对稳定且持续提升，而水资源波动变化较大。此外，水资源和食物生产均表现为下游大于中游的特征，碳存储则表现相反。②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态势，高值区集中在陕南秦岭山地、黄河冲积平原、鲁中南丘陵和胶莱平原，低值区分布在黄土高原。③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交互叠加作用主导着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气候变化中的降水因子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地理工程措施在与降水因子的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显著协同增强效应。④降水与人口城镇化交互作用对水–碳–食物耦合关系的影响以负向抑制为主，分布在晋陕豫交界县域。降水与经济城镇化交互作用表现为以正向促进为主，集中在陕西东部和山西中南部县域。降水与退耕还林还草交互作用表现为正向促进，分布在黄土高原核心区。最后，从自然–工程融合优化路径、水资源约束下发展策略、关键交互过程规律探测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数据、人口密度法和供需比指数，对2001-2021年秦岭地区碳汇服务供给、需求和供需平衡关系进行了评估。同时，运用HYSPLIT模型，将大气传输动力学和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结合，模拟碳汇服务流的扩散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在县级尺度上核算了横向生态补偿。2001-2021年秦岭地区碳汇服务的供给量由1.13×10⁸t增长至1.80×10⁸t，需求量由0.78×10⁸t增长至2.31×10⁸t。秦岭碳汇服务供给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而需求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秦岭内部碳汇需求区的CO₂主要扩散至北方地区。秦岭碳汇供给区除了向秦岭内部提供碳汇服务外，还向15个域外地区提供碳汇服务，其中北方受益省份10个，南方受益省份5个。秦岭碳汇需求区需要支付的补偿金额为81.04×10⁸元；域外地区需要向秦岭碳汇供给区支付33.39×10⁸元，需要从秦岭碳汇需求区获得90.69×10⁸元；秦岭碳汇供给区获得的补偿金额为91.54×10⁸元；国家财政需要代付的补偿金额为67.80×10⁸元。本研究揭示了秦岭碳汇服务跨区域流动特征，提出的补偿机制兼顾公平性和可行性，为生态服务跨区域补偿提供了科学依据。

水源涵养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流域水安全与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东江流域为研究区域，运用InVEST模型评估2000-2023年流域的水源涵养量，结合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与累积距平法分析时间变化趋势，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流域水源涵养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23年东江流域水源涵养量为117.93~309.93 mm。研究期间存在多个突变节点，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同时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变化；②水源涵养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且聚集性特征显著，高–高聚集区多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部和南部则多为低–低聚集区；③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植被可利用含水量对东江流域水源涵养的影响程度最大，蒸散发对流域水源涵养的影响程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流域的水源涵养功能具有放大效应。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植被可利用含水量作为主导因素时主要控制着流域约66.86%的区域，其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本文以典型的鞋服工业村——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为例，采用多源数据，结合田野调查与定量研究方法，基于宗地尺度研究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洋埭村土地利用呈现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和圈层式空间肌理，给产权认定、工业优化升级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带来了不利影响。土地利用演化经历了私营经济萌芽期、产业高速发展期、产业集群发育期和空间制约生产期4个阶段，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宗族和侨眷网络等主体共同推动了土地开发进程。基于因子生态分析将全域宗地分为6类，在用地规模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差异化的再开发策略，以期为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优化提供借鉴。

基于2021年中国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了包括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和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在内的综合城市舒适物感知框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城市舒适物感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主客观住房负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整体较优，平均得分为4.04分；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和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得分依次递减，得分分别为4.21分、4.19分和4.14分。②三类城市舒适物感知均显著（P<0.01）且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的影响强度最大。③主客观住房负担均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客观住房负担的负向影响更强，同时二者均抑制了城市舒适物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④异质性分析显示，三类城市舒适物感知均对高收入群体、有住房产权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对超大/特大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对新市民（外地出生，本地户口）、大城市居民和中小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对本地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可为中国宜居城市建设和居民福祉提升提供有效的政策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从“物理—社会”综合视角构建了居住环境剥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超大城市杭州市主城区居住环境剥夺水平，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整体处于中低水平（0.29），剥夺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邻里剥夺、休闲服务剥夺、交通服务剥夺、环境污染剥夺、教育服务剥夺、生活服务剥夺、医疗服务剥夺和自然景观剥夺。②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空间格局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其中，生活、教育和医疗服务剥夺的空间格局呈现“多中心”结构特征；自然景观、环境污染和邻里剥夺的空间格局呈现圈层结构特征；其他维度与整体剥夺格局相似。③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人口密度、经济发展、规划调控与地理条件共同驱动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空间格局的形成，所有因子交互组合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型”，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与海拔高度交互组合的增强效应最强。破解超大城市居住环境剥夺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人口调控、产业发展、规划引导与空间优化的协同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宜居城市高质量建设。

研究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对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流域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流域内跨区联系不断增强，要素流动性加剧，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的跨地交互作用日益密切。本文在构建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近远程耦合关系分析框架基础上，以黄河流域为案例区，系统研究了2000-2023年间耦合关系时空变化特征，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且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明显，差距逐渐拉大；水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呈上游>中游>下游空间格局。②流域城镇化主导近程耦合，协调性增强。远程耦合协调具有空间依赖性与跨区高效性特征；近远程耦合协调呈“下游最优、中游次之、上游较差”空间格局，但上中下游差距逐步缩小，并以中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下的“低城镇化–低水生态系统服务”和“低城镇化–高水生态系统服务”为主。③未来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近远程耦合协调度将稳步上升，但上中下游提升速度存在差异。该研究结果对流域实施精准化分区管控及治理，促进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高水平协调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发展区域品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可通过催生新质生产力进而重构区域品牌建设路径。以广东省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为案例，采用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分析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的构建困境，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重构路径与建设逻辑，并提出进一步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通过推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与新型劳动工具等关键要素的生成，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破除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的发展局限，进而重构区域品牌；②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将新型生产要素与产业链相结合，形成与新型生产要素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并从质量、销量与口碑等方面促进区域品牌价值提升；③未来可通过创新驱动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品牌管理长效体系以及推进创新人才培育行动等方面推动区域品牌的进一步升级。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有助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但需要因地制宜，尤其注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共同构建。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事件频发，对城市交通系统运行及应急响应构成重大挑战。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交通方式的仿真模拟分析，未能全面反映真实极端暴雨事件对城市交通网络的系统性影响。本研究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为例，基于网络科学理论构建道路与地铁交通网络模型，结合官方地铁运营数据、道路受损及公众求助信息数据，分析极端暴雨灾害对交通网络性能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极端暴雨发生后，道路与地铁交通网络的效率持续下降，其他网络结构特性也呈现同步恶化趋势；环状线路是城市交通网络灾后连接城市内外的关键运输纽带，对极端暴雨事件下应急调度具有重要作用；城市交通网络鲁棒性随灾害发展持续降低，地铁网络较道路网络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研究为提升城市交通系统在极端暴雨情景下的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从空间正义视角审视传统渔村生产空间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空间正义理论为框架，聚焦资本与权力共同作用下的生产空间演变过程，选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疍家渔村为案例，整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访谈与问卷调查方法，系统解析渔村生产空间的演变特征、非正义表现及其生成机制。研究表明：① 潟湖环境整治与渔业转型升级政策驱动生产空间系统性重构，具体表现为海上传统养殖空间的大幅压缩、陆域经营空间的快速扩张以及深海网箱养殖空间的结构性增长。② 资本介入与权力规制引发了3个维度的空间非正义：在分配层面，空间资本化与准入门槛导致深海养殖等新兴产业的惠及范围有限，易产生“精英俘获”现象，使弱势渔民的生计保障面临挑战；在程序层面，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渔民主体地位的关注不足，导致部分空间权益面临落实困境；在承认层面，传统文化空间在商业化进程中存在过度景观化的倾向，群体认同遭遇冲击。③ 空间非正义的根源在于：资本逐利本性与行政手段对资源再分配的主导形成叠加效应，二者共同驱动空间资源配置的层级化分异。基于此，提出通过空间资源公平配置、决策程序多元赋权与文化主体性回归等方式构建三维治理路径，为沿海传统渔村的可持续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旅游嵌入驱动乡村社会关系在异质主体利益交织与行动错配中复杂演化，解析其演化脉络及主体行动逻辑对协调传统人情与现代契约结构性张力具有重要价值。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竹山村社会关系演化特征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①该村社会关系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类别化社会转型演化；②社会关系演化呈现阶段性特征，萌芽起步期遵循礼仪习俗和崇尚法理契约的双重性，快速发展期异质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形成“分类结网”，利益—契约纽带凸显，人情作用趋弱，呈现半熟人和类别化社会关系并存态势，转型成熟期类别化社会关系占主导，商业契约和理性治理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机制；③社会关系演化逻辑表现为政策势能催化伦理共同体松动，市场资本嵌入深化异质主体“分类结网”机制，人口流动、专业分工及合作深化推动社会关系重构，功能协作、制度规则塑造稳定流动的类别化社会关系。

文化赋能已成为当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了其多维价值耦合逻辑及IP 营造路径机制。结果表明：①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遵循“价值识别与耦合-资源资本化与IP 重构-空间再造与产业化”的逻辑,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与价值耦合,以特色 IP 实现创新转化,推动空间再造与产业化运营赋能乡村振兴。②文化赋能的多维价值属性间互馈转化,且各价值维度与乡村振兴目标双向耦合,通过全面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精神、经济、治理、生态、生活福祉等多维价值,与乡风文明建设、产业融合、治理创新、生态宜居及生活富裕协同共促。③文化IP 营造构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通过资源挖掘与IP 设计、IP 空间架构与场景营造、IP 品牌推广与产业融合,实现文化资源产业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价值耦合-价值嵌入-价值转化”的逻辑闭环。未来应聚焦文化资源产业化、文化IP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及县镇村文化IP 体系构建等的基础理论、空间架构、路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逐步构建文化赋能的研究体系,支撑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