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Markov-PLUS模型模拟未来土地利用情景，分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及权衡/协同关系，并划定生态功能分区，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模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030年基准（S1）、生态保护（S2）、经济优先（S3）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各情景下ESV及权衡/协同关系，将653个乡镇划分为4类生态功能区，并提出管控建议与对策。研究发现：①2030年S1、S2、S3的ESV总量分别为3664.75亿元、3752.91亿元、3646.28亿元，仅S2情景ESV较2020年有所增长，显著优于其他情景，印证了“生态优先”政策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各情景下水域ESV占比均超过55%，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是ESV价值量前3的服务类型。②生态系统服务在各情景下总体呈现协同作用，权衡高值主要分布于食物生产与气候调节、土壤保持之间，且权衡关系在S2更为显著。③基于服务簇识别结果，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划分为农业多功能生产区、生态综合保障区、水资源生境保育区、城市生态维护区，结合各分区主导功能提出的差异化管控措施，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路径。

本研究基于金沙江上游流域气象水文站点观测资料，利用Mann-Kendall趋势分析和累积距平法等方法，分析了1990—2022年金沙江上游流域春夏季极端洪水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2年金沙江上游流域年均径流量呈增加趋势，夏季和春季径流量呈减小趋势。过去的33 a，径流量经历了从偏枯到偏丰的变化。②金沙江上游流域发生了13次春季极端洪水事件，夏季极端洪水事件18次，2015年以来各有4次。春季极端洪水事件的强度呈增加趋势，夏季呈减小趋势，春汛持续时间长度呈减少趋势，夏汛呈增加趋势，春汛和夏汛开始日期均有提前或推后现象。③径流极值不仅受极端降水的显著影响，与极端最低气温也存在密切关系。西风和季风环流异常扰动，是引发春夏季极端洪水事件的关键。

通过采集喀什河流域2020年9月—2024年9月的大气降水、河水、地下水和冰雪融水，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分析各水体的变化特征，利用MixSIAR模型量化河水的补给来源，基于蒸发富集模型和同位素质量平衡模型估算河水的时间和空间蒸发损失，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喀什河流域降水氢氧稳定同位素值与河水、地下水以及冰雪融水的相比更富集；河水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季节变化不太显著，空间变化呈现出在中海拔地区更富集；地下水与河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相似；冰雪融水比河水的氢氧稳定同位素贫化。②河水主要由降水和地下水补给，4月份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贡献率分别为46.4%、43.8%，7月份冰雪融水补给贡献率增加，所占比例为23.6%，9月份地下水的比例增加，补给贡献率为56.6%。③河水蒸发损失时间变化为夏季最大，最大蒸发损失41%；春季次之，最大蒸发损失为25%；秋季蒸发损失较少，冬季没有蒸发损失。河水蒸发损失空间变化为中海拔地区蒸发损失最大。研究结果对理解局地水循环及其对山区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拓展长时段黄河支流输沙量研究，本文基于多源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小波分析等方法，探讨了1935年以来无定河年输沙量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1年无定河输沙量发生突变，1935—1971年输沙量高值期19 a，占该时段51.4%，1972—2020年高值期14 a，占该时段28.6%；小波分析发现，1935—1971年的主周期为2.7 a、25.0 a、3.8 a，1972—2020年主周期为5.7 a、20.0 a、8.0 a，反映了无定河输沙量演变过程的复杂性；通过双累积曲线定量分析，1972—2020年自然因素对输沙量变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人类活动贡献率为61.3%；具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建水库、淤地坝、修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是输沙量发生突变的直接原因，20世纪末退耕还林还草是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针对高原湖泊流域耕地破碎化背景下土壤氮素空间分异难以精细刻画、成因难以精准量化的问题，研究构建了多源地学数据驱动的土壤全氮高分辨率制图与驱动关系解析框架。该框架结合集成学习树模型实现土壤全氮含量的空间精细预测，并基于广义可加模型系统量化土壤全氮对关键驱动因子的非线性响应与阈值效应。以云南杞麓湖流域灌区为研究区，该区域农业耕作频次高、强度大，加剧了土壤环境的异质性。基于216个表层土壤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①XGBoost模型在土壤全氮制图中表现更优（RMSE=0.85 g/kg，R²=0.53，CCC=0.72），相较于RF模型，RMSE降低7.6%，R²与CCC分别提升20.45%与30.91%，表明其在异质性高原灌区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②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识别出土壤全氮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与异质特征，且在原始样点和空间连续制图2个层面的聚集模式分布较为一致，从空间格局角度验证了制图结果的合理性；③土壤全氮受土壤含水量、高程、植被指数和亮度等因子的非线性调控，并存在明显阈值（如土壤含水量48.51%，高程1 808 m）；同时，土壤全氮与距道路的距离、蔓延度指数呈线性关系，反映人类活动对土壤全氮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连续。

采用2000—2020年人口普查及地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探索了20 a来东北三省老年家庭空巢现象的时空演化态势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与全国相比，东北三省老龄化程度及空巢化态势都更为严峻，尽管夫妻空巢更为普遍，但独居空巢占比增长更为迅速。②东北三省空巢化态势空间分异显著，城镇空巢化率始终高于农村，空间上形成东北三省中部地区低，黑、吉两省沿边及辽宁省中部地区高的半环形分布格局，其中资源型城市独居空巢化率更高。③从整体的作用机制来看，东北三省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受到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共同影响，人口外流、快速的城镇化以及偏向小家庭的文化转向始终是东北三省老年空巢化态势逐步深入的重要推手。其中独居空巢化率的空间分异受到3个维度的因素共同影响，而夫妻空巢化率的分异以人口、文化制度因素为主导，对于社会经济因素敏感度较低。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论交互视角出发，探讨南京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空间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生存嵌入期、定居博弈期与心理融入期。②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表现出主体能动性差异与路径分化：在生存嵌入期，他们通过次级劳动力市场嵌入和过渡性居住等方式形成适应性策略；在定居博弈期，出现职业上行与职业下行的路径分化；在心理融入期，受社会保障非均等化的制约，呈现“情感归属−身份疏离”的认知割裂。③结构化张力、主体能动性以及社会网络的动态调适，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空间实践与差异化的融入轨迹。本研究引入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结构−能动”框架中的能动性分析，也为政府制定精准化的融入政策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以江苏省扬州市回流至县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以跨地方理论为视角开展研究，分析对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对其家庭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人口回流改变了家庭的空间居住模式，形成县城共居家庭、跨县多地方家庭和城乡家庭这3类跨地方空间结构。其中，县城共居家庭和城乡家庭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感增强，呈现家庭身份平等化和职业身份多样化的特征，而跨县多地方家庭则呈现情感疏离、成员家庭身份单一化和职业身份“男权化”的特点。②人口回流重构了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回流人口重新嵌入当地的亲缘和业缘关系，同时保持与流出地的跨地方联系，塑造了回流人口的跨地方主体性。③回流改变了家庭的生计韧性。家庭外部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利用，以及家庭内部事务决策的紧密化和平等化共同提升了城乡跨地方和城市内部跨地方家庭的生计韧性，但回流后跨县多地方家庭的生计韧性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泉州运动鞋服产业的发展被视为“晋江模式”的典型代表，展现了区域品牌化、集群化与多区域化战略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本文基于企业股权关系数据，结合定量分析与深度访谈，构建“区域–企业–制度”的分析框架，从国家、省域与城市3个尺度系统识别泉州鞋服企业的空间扩张路径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在品牌升级进程中，泉州鞋服产业面临要素成本上升与发展空间受限的区域锁定问题，企业通过多区域化战略实现空间突破。②在全国尺度上，泉州鞋服企业呈现出东部向中西部的梯度推进；总部和研发功能集聚于东部中心城市，制造环节向中西部低成本地区扩张；省域与城市尺度上表现为近邻式与跳跃式并存的空间扩张格局。③多层级政府政策在招商引资、产业协同和要素保障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了制造环节的外迁与高端功能在核心城市的集聚。④企业扩张进一步强化了泉州品牌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力与区域竞争优势。

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借助领域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东莞市韩资企业的生产网络变化。研究发现：①地缘政治危机对韩资企业生产网络的资源整合均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外资企业进入与退出的策略。②面对地缘政治危机，在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主导下，韩资企业通过调整领域化策略和区位转换来规避地方和贸易壁垒的管制。③韩资企业社会网络的重组与再领域化实际上是多主体协商与效益最大化的结果。东莞市韩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本文超越以往主要依赖贸易流等宏观数据来探讨国家（地区）间经济合作与竞争演变的局限，转而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分析外资企业经营策略的行为变化，揭示了不同主体间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经济生产的互动过程中。

以中国22万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为研究对象，运用热点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其空间分异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全国商业银行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表现出差异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②商业银行的热点分布主要聚集在东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呈现高度聚集于城市群或都市圈，呈现出多团块分布形态，而农村金融机构则呈现出连通多个城市群的面状分布形态。③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社会、科技和政府因素等对商业银行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人口数量、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行政级别为主要的影响因素。④交互影响方面，科技因素与人口数量通过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创新要素集群增强国有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空间集聚，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在科技创新驱动下能提升对不同类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空间吸引力。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发展商业银行新型专属业态、加快金融人才培养和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建议。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定位，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研究基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9—2024年认定的6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将其划分为公司总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运营服务4种类型功能区块，运用总部–分支结构赋值模型和SOFM模型研究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空间格局；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定序、多项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中性与分异性，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沿海城市主导高端功能布局，中西部地区以制造功能为主；大多数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与其等级基本匹配，而昆明、兰州等部分传统核心城市则存在等级与专业化错位的现象。②城市功能专业化体系可归纳为功能多样化、功能均衡型、生产制造型3个层级，各类城市在空间上未形成明显的地域性集聚。③从时间演化趋势看，以高端功能为主的杭州、武汉等城市功能多样化水平提升，而中小城市趋于生产制造专业化，总体呈现功能固化加剧的极化趋势。④技术支持、营商环境、消费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等因素显著推动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的深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化水平则分别对运营服务和生产制造功能有抑制作用。

以苏州市双湾村为例，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了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环境、环境规制等非人类行动者不同程度地参与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中，并通过不同的转译过程对产业转型产生异质影响。②环境敏感区乡村同其他乡村一样具备实现产业转型的潜质，但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转型难度更大、成本更高。③转型成败在于关键行动者能否通过协商、干预、征召中介组织等行为强化自身话语与权力，满足其他行动者利益诉求并排除异议，以此稳固产业联盟。研究有助于厘清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中多元主体的权力博弈和话语建构机制，为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提供实践参考。

壮大县域富民特色产业，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特色种植业转型发展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探索政府主导下广西田东县芒果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田东县芒果产业转型发展历经探索起步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和稳定发展期，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在问题聚焦与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整合行政、科研、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投入生产要素，推动芒果产业从分散、粗放经营向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和集群化方向转型。②在此过程中，异质行动者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地方政府始终是核心行动者，科研院所持续提供科技支撑，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参与主体愈发多元，非人类行动者作用日益凸显。③推动县域特色种植业转型发展，关键在于立足资源环境适宜性，通过主体联合与要素整合，建立健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产业共育机制、品牌共建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和价值共创机制。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研究选取3个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传统村落“人−地−业”协同的生产逻辑。研究发现：①生产主体的生计转型是“人−地−业”协同的驱动机制。生计转型模式可被归纳为从土地依赖向资本驱动的资源重构型、从文化积累向市场赋能的文化内生型、从政策引导向多元联动的政策协同型；②生产载体的要素重塑是“人−地−业”协同的表征图式。生产过程会反映在空间形态上，解构图式语言体系，利用图式语境奠定空间组建逻辑、图式语法挖掘空间组织秩序，图式语汇重塑空间组合符号。③生产系统的业态融合是“人−地−业”协同的共生路径。发挥“人”主体意识与整合“地”资源要素，将“业”的生产反作用于“人”生产主体与“地”生产载体，构成“人−地−业”系统协同的良性循环。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全球供应链调整重构、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宏观背景下，针对中国乡村产业布局分散、要素瓶颈突出、质量效益不高等现实困境，科学认识特色产业专业村转型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基于不同时空尺度，对专业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机理和效应展开了大量探讨。从产业运行角度概括了专业村转型过程，聚焦企业家精神、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府行为等关键驱动因素，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等理论，阐释了转型机理，重点测算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在产业集群扩张、知识传播和绿色生产等方面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现有研究针对专业村转型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内在机理尚缺乏系统建构，对专业村转型发展模式的区域差异和可持续性仍有待深入探究。为此，未来研究可吸收多学科理论视角，构建专业村转型综合分析框架，从多尺度链接资源、多主体参与互动、多维度要素重构的角度解析专业村转型发展过程，从要素关联和驱动因素级联的视角剖析转型机理，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和村域、县域、国内、国际等多尺度分析转型效应，进而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转型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定量分析转型发展对现代化的影响对推动乡村转型和提高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河南省1155个专业村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其转型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转型发展对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8—2017年，河南省专业村转型发展水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变异系数由2008年的0.214增加为2017年的0.307，极化差异增大。转型等级以较低和中级为主，转型发展水平较低，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显著但程度逐渐减弱，高密度核心区由“点状”向“面状”分布演变。②专业村现代化水平与转型发展变化趋势一致，空间差异相对较小，以低、较低和中级为主，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并由北部和中部向全省扩散，集聚特征显著但程度有所减弱，北部焦作–郑州–新乡附近的集聚程度增强并向多个地区扩散。③专业村转型发展对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2008年和2017年均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每提高1%会使相邻地区专业村现代化水平分别增加0.251%和0.121%。④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交通水平、产业升级水平、发展活力、地形及地理区位等因素直接推动专业村转型发展，又间接驱动现代化水平提高，从而塑造了专业村现代化水平的空间格局。

文旅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流量成为推动地方发展和文旅融合的主要动力。在流量的刺激下，旅游市场由政府、平台、个体等主体共同塑造，“网红官员”与“草根网红”开始涌现并发挥主导作用，但二者在行动逻辑、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流量既反映新时代旅游受算法、大众和数字媒体共同主宰的“狂欢”业态，也反映了缺乏外力支持的中小城市和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制造“网红”而“狂飙突进”的发展渴望。个体“网红”和流量经济催生新的文旅业态和繁荣的同时，也导致旅游本质失真、地方特色失语、系统支撑失位与流量适配失衡，成为新时代旅游发展的悖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流量在空间和地方上的配置引发流量正义的关键问题，将是地理学、旅游、媒介、经济管理等学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进入“人类世”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高强度人类活动与信息智能化的多重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大，全球人地系统及其地域格局正经历关系重塑和功能重构的巨大挑战，现代地理学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范式转型应对的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创建“地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实践（Practice）”四维融通模式（简称Geo-STEP模式），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四维交互机制及其创新应用。研究表明，Geo-STEP模式是一套系统化、综合性、贯通式的现代地理学方法论体系，它聚焦多维度关联、多体系耦合、多场景协同，构建起地理科学、技术、工程、实践多维融通的有机整体，其传导逻辑遵循“科学认知（S）−技术创新（T）−工程落地（E）−实践反馈（P）”的通用范式，推动现代地理学实现3个关键转型：一是从解释现象的理论研究向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转型；二是从单一学科的独立发展向综合交叉的协同创新转型；三是从理论研究向重大战略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转型。本文重点剖析了Geo-STEP模式在国土空间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地理教育与教学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场景，初步验证其用于分析解决复杂人地系统问题的独特优势与综合能力，为“人类世”“人地圈”时空格局下地理科学体系与学科体系的优化重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以防城港市作为典型案例，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基础，借助多源数据测度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2012—2022年适应性循环属性值，并利用相关方法探析防城港市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及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防城港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潜力、关联度及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县域单元旅游地三维度属性值呈现“边海高，内陆低”分布格局。②适应性循环演化阶段的识别结果表示，东兴市经历开发阶段、保护阶段、释放阶段及重组阶段。防城区、港口区及上思县经历开发阶段及保护阶段。③主体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是阻碍防城港市各县域单元旅游地演化的关键维度；政府对于环境、旅游的管理力度是影响各县域单元旅游地系统演化的首要指标。

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消费对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78个地级市2011—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能够有效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②东部地区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强。③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大政府对科教的支持力度与提升居民平均收入来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理论阐释，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涌入乡村，成为“新村民”，并与本地村民共同推动乡村发展。在乡村旅游地，上述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现象更为凸出，由此引致的新老村民在乡村空间的社会融合问题亟待学术界开展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关系地方视角，以广东省中山市桂南村为研究案例，深入剖析新老村民社会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体现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生活融合和身份融合4个维度，不同层面的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新老村民社会融合呈现出一种随时间动态演进的过程，经历了冲突矛盾期、浅层融合期和差异化融合期；在旅游发展、“代”次累加和时间维度的共同作用下，关系地方通过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得以形成，促进了新老村民社会融合过程。本研究关注乡村空间下内外部群体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并从关系地方视角解析其理论机制，补充了地理学对于流动性背景下社会融合的研究，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基于多时期遥感影像获取的乡村聚落分布数据，采用景观生态指数、核密度模型和聚落面积规模等级–频率统计模型刻画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进一步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和脱钩模型对1990—2020年吉林省乡村聚落用地与乡村人口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乡村聚落规模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②聚落分布的地域特征明显，呈现稳定的“中部密，高值连片；东西疏，零星聚集”格局，但在较稳定的表象中潜藏着聚集化趋势；③聚落规模以小型占绝对优势，面积规模–频率分布呈稳定的扁平化特征；④聚落–人口关系在多个尺度上转入全面负脱钩。优化调控策略为：①“缩乡扩城”应对人口的乡城迁移；②优先对中部黑土区3个地级市进行聚落空间重构，其顺序依次为长春、辽源和四平；③构建“城镇–中心村–行政村”层级分化明显的空间结构。本研究可为吉林省黑土资源保护和编制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提供依据。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关乎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还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城镇发展。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聚焦再流动人口，刻画了其流动特征，并采取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流动的时空特征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较于首次流动，再流动时选择跨等级向上流动的比例较低，选择向下流动的比例明显增加。②首次流动与再流动的时空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③流动的时空特征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职业和住房权属对其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通过深化对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理解，强调流动过程中时空特征的重要性，对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政策指导价值。

从建成环境角度讨论碳污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利用遥感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反演高分辨率城市碳排放分布，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城市街区尺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协同效应，最后通过XGBoost模型测度地理区位、用地功能、开发强度、交通便利度及环境品质5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碳污协同效应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合肥市主城区碳排放强度与PM_2.5质量浓度存在协同效应，在空间上形成了“新站区−老城区、包河区−经开区”的带状区域，并逐渐向西北、东南两侧递减。②5类建成环境指标变量对协同效应的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用地功能>开发强度>环境品质>交通便利度>地理区位。其中，容积率、工业用地比例、植被覆盖度、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和水域覆盖度是影响最大的5个建成环境指标。

明晰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及其不公平性对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2年和2017年最新可获取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核算城市生产端与消费端碳排放和增加值，分析传统、简单和复杂3条价值链上城市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的空间格局、行业结构及不公平性。研究发现：①城市隐含碳转移总量约占生产端排放的80%，其中复杂价值链上占总体的1/2以上成为主导，且隐含碳主要从北部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向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跨省净流出；相比之下，传统价值链和简单价值链上，省内城市隐含碳净转移比重更高，表现为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之间及它们向省会城市的净转移。②传统价值链上，沿海城市因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净输出成为增加值净流入高值区，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城市净流出增加值。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主要受中心城市对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最终需求拉动，大量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通过供给重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的高碳基础行业中间品，获得增加值净流入。③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不公平性呈现价值链分异。传统价值链上，北部较多城市面临“碳流出−增加值流出”的双重损失且呈加剧趋势。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上，多数隐含碳净流出城市虽获得增加值，但存在“高碳低收”的交换。榆林、鄂尔多斯、唐山和银川在3条价值链上均面临较高的不公平性。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驱动下，东西部跨界共建园区逐渐成为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化载体。本文基于2010—2023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在处理‒对照框架下识别园区设立对城市创新水平与质量的政策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跨界共建园区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②创新效应在地理协作距离上呈现“远距离＞近距离＞中距离”的非线性梯度差异，并且在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中更为突出；③政策引导、信息传导与物理运输3类机制共同构成了创新要素跨域重组的关键传导路径。研究深化了对跨界园区创新赋能机制的理论理解，也为优化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创新空间治理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文利用Critic-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2010—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并进一步系统探讨二者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呈现出“部分领先快进、多数稳扎稳打、个别滞后追赶”的梯度特征。海洋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也基本维持正向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显著。②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态势长期向好，其等级跃升主要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但距优质协调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呈现“勉强协调区逐渐消失、初级协调区成为主体、中级协调区点状突破”的空间演化特点，“南强北弱”的格局基本稳定。④中国沿海地区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超变密度是区域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

本文基于GRACE重力卫星数据分析2002—2022年东盟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并构建GRACE-DSI干旱指数分析湄公河流域极端干旱和洪水事件。结果表明：①中南半岛陆地水储量呈减少趋势（趋势为−0.020 cm/月, P<0.05），农业灌溉和地下水抽取等人类活动是重要原因；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呈显著增加趋势（趋势分别为0.023 cm/月，P<0.01和0.040 cm/月， P<0.01）。②以10°N为界，以北区域陆地水储量季节变化明显，11月至次年4月逐渐减小，5—10月逐渐增加，变化幅度−25~25 cm；以南区域仅10 cm左右变化幅度。研究区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呈南多北少分布，降水对陆地水储量变化贡献较大。10°N以北区域年降水量为1000~2 000 mm，5—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10°N以南区域年降水量（部分区域超过3000 mm）远高于10°N以北区域，但无明显季节变化，导致各月份陆地水储量变化幅度较小。③2002—2022年湄公河流域发生了多次干旱和洪水事件，其中2011年7—12月洪水事件和2019年10月—2020年9月干旱事件最为典型。湄公河所在的中南半岛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且季节幅度呈增强趋势。在气温显著上升的背景下，潜在蒸散发呈增加趋势，是造成湄公河流域水旱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GRACE-DSI指数能够准确监测湄公河极端干旱和洪水事件，流域干旱和洪水事件受ENSO影响（GRACE-DSI指数与ENSO-ONI指数呈负相关，r=−0.408，P<0.01）。

本文采用水化学特征法与稳定同位素技术，在分析柴达木盆地巴音河流域水体离子控制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巴音河流域尾闾湖泊可鲁克湖的补给来源。结果表明：①巴音河流域水体水化学类型以HCO₃-Ca·Mg型为主，该流域水体离子组成主要受控于岩石风化和蒸发结晶的共同作用。②巴音河流域不同水体的δ¹⁸O值存在显著差异。湖水的δ¹⁸O最为富集，河水次之，地下水最为贫化。在可鲁克湖区域，δ¹⁸O分布在空间上呈现明显分异。出湖口处河水δ¹⁸O值最为富集，而入湖口处的河水与湖水则相对贫化。③地表河流与地下水共同补给可鲁克湖，其在丰水期的补给比例分别为86.84%和13.16%。河流作为湖泊稳定且主要的补给来源，在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输入量变化与所携带的污染物通量共同调控湖泊的补给机制、面积与水质变化。该研究结果可为高寒内陆河尾闾湖水资源的优化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