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成为推动高铁站区有序建设、与城市良性互促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站为例，构建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识别高铁站区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发展类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可分为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3种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且表现出节点滞后、场所滞后、节点与场所同步等3种相对发展度特征。② 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低耦合–节点滞后型、低耦合–场所滞后型、拮抗–节点滞后型、拮抗–场所滞后型、磨合–节点滞后型、磨合–同步发展型、磨合–场所滞后型7类，且呈低水平开发、不可持续、待优化提升3种状态；空间分布呈城市群群际分异显著，而群内城际为“中心趋同，边缘散乱”特征。通过本文研究为推进高铁站区合理开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
港口被视为城市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港口经济空间结构研究对指导港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中等城市4种城市规模，选取中国位于不同规模城市的12个港口作为研究对象，进而以POI大数据为基础，运用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港口经济聚散分布模式，运用产业指数法分析不同城市规模下港口经济的圈层特征，从而考察城市规模影响下中国港口经济的空间结构，探讨港口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示：① 大部分港口的产业数量规模会随着城市规模的由大到小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特征。同时由于港口和周边居民对衍生产业的基本服务具有一定的刚性需求，因此港口周围分布的各类产业在数量上也有所差异，整体来看港口周围分布的衍生产业的POI数量明显比相关服务业多；② 港口核心区30 km的范围内，各规模城市的产业由于受到船舶、货物转运及港口综合服务等产业带动的影响均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产业集聚程度随港口距离变化的幅度强于超大城市，而中等城市的产业集聚强度没有随港口距离表现出明显的规律；③ 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逐渐降低，港口区圈层内的产业数量出现衰减现象，同时衍生服务产业主要分布在内部圈层和中间圈层，相关服务产业则在中间圈层和外部圈层分布较多，并且产业叠加现象较明显。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未来港口区的开发建设应当更加注重复合型产业设计思路，打造具有产业综合体特征的港口经济空间结构，同时遵循土地集约化的理念，促进港口经济密集和结构优化，其港口经济分布范围优先考虑在港口30 km以内进行开拓。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为前提，聚焦大城市边缘区特殊空间区位，在科学理解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梳理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发展历程，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得到以下结论：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交流日益频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具有功能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组织结构体系化等特征，由此对应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3方面内容。② 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不断参与到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行为机制。③ 基于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同，文章提炼出5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内生驱动型、村企联合型、多元协作型，不同类型具有相应优势和缺陷。基于以上研究，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基于儿童肿瘤监测点、定点医院、肿瘤患儿异地就医等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析中国儿童肿瘤医疗资源的空间格局，以地理探测器识别影响儿童肿瘤医疗资源空间布局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儿童肿瘤医疗资源空间配置呈“东多西少”不均衡的空间格局，显著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尤其集中分布于各省府（包括省会）城市、直辖市；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其他儿童实体瘤医疗资源分布的“极化”现象突出，肿瘤患儿异地就医规模大，集中流向北京、江苏、上海、广东、重庆、陕西等省府城市、直辖市。② 儿童肿瘤医疗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人均GDP及城镇化率影响显著，而儿童规模分布、医保水平则不显著，这与其他公共医疗资源布局的影响因素不尽一致。
定量评价人类出行活动强度（下文简称“人类出行强度”）是进行人类干扰研究的基础，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城市与非城市区域之间的差异，为了提高人类出行强度对环境变量的响应程度，本文针对云南省非城市区域，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和最大熵模型探究环境变量对人类出行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云南省人类出行强度的各环境变量在交互作用下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类型，距居民点距离与地表覆盖类型共同作用下对人类出行强度的解释力达到最大；最大熵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好”的标准（Area Under Curve，AUC=0.855），研究区内的人类出行强度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距居民点距离、地表覆盖类型、距道路距离和坡度是主要的影响变量，累积贡献率超过90%；从整体上看，云南省内的人类出行活动集中于地势平缓、气候温暖、雨量适中且交通便利的居民区附近，实验结果对于揭示人类出行的分异性影响因素有价值，可为云南省的物种保护与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2000—2020年，随着平台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在平台应用的情境下进行地理知识的生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平台城市主义的视角，以广州为案例地，探讨了出行者借助数字平台开展日常出行活动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塑造的“人-平台-空间”关系。研究发现，广州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活动已与数字平台高度融合。但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其使用平台制定出行计划、进行出行活动的具体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出行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也增强了数字化日常出行的复杂性，塑造了计划性出行、偶然性出行、灵活性出行等多种出行模式，并促使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现实实践中相互交织。归根结底，上述多样化的数字化日常出行是出行者、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指南”和“磨合”为代表的互动方式分别体现了平台对出行过程的影响以及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出行相关研究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为未来数字中国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更具人本主义的观点。
过剩通勤分析对于提高城市通勤效率、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5年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街道尺度数据，采用过剩通勤的空间离散方法，分析不同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差异及其城市内部空间异质性，并探讨职住空间关系对通勤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上海中心城区通勤出行中有52.14%属于过剩通勤，通勤潜能利用率为26.14%，表明通勤出行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② 从学历看，过剩通勤存在明显群体差异，高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程度远高于低学历群体。③ 从空间看，过剩通勤在城市内部呈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中心地区远高于外围地区。④ 从作用机制看，除微观层面的职住平衡，宏观层面的职住离散也对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二者对不同学历群体的影响效力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低学历群体的影响更大而后者对高学历群体影响更大。
以2010—2020年社交媒体大数据获取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文简称闽南非遗）POI数据，采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研究了闽南非遗POI时空扩散特征及其对多维地理环境的响应。结果表明：闽南非遗类型结构以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和传统技艺为主，在全国尺度形成了以福建省及台湾地区台北市和高雄市为核心的2条南北带状聚集区；在福建省尺度上，非遗POI为正的空间自相关分布模式，形成了由厦门、漳州、泉州及福州市向内陆辐射分布的特征，10 a间POI数量逐年上升，非遗质心在南安市和厦门市内迂回；交通、沿河、人口密度、坡度、温度、城镇化水平等自然、社会环境共同主导闽南非遗POI时空扩散，文化根植性也是其扩散的重要机制。
基于访谈录音文本与各类统计数据，采用行动者网络方法，研究敦煌旅游建设治理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敦煌的旅游治理可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2个阶段运作过程。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莫高窟与敦煌学的全球声望吸引大量入境游客，市政府与敦煌研究院通过征召方式动员其他行动者，实现敦煌旅游供给；在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阶段，市政府统一收编市属旅游资源建立国企进行集中市场化运作，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大事件，发展敦煌文化旅游与智慧旅游。过程中异议与博弈主要围绕市场监管与利润分配、土地利用、资源开发展开。敦煌研究院保护弘扬敦煌石窟文化为敦煌旅游注入生命力，市场驱动敦煌遗产旅游的社会参与与旅游供给，不同层级政府驱动敦煌的集中化治理与文化资产存量发展。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综合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及叠置分析、Logistic模型和岭回归模型，探究了海南岛村庄空间格局及其对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响应关系，并进一步划分了村庄类型。研究发现：① 海南岛村庄分布呈现“沿海稠密，内陆稀疏”和“东部密集，西部分散”的空间格局；村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空间分异整体上亦与中央山区–外围沿海的自然地理分异基底相吻合；② 乡村转型背景下，村庄空间分布主要受海拔、坡度等自然条件和乡镇交通可达性表征的经济区位影响，而村庄空间规模更受人口、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外部驱动；相对而言，建设用地的分布与扩展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耕地对自然环境仍然具有较高依赖性；③ 在此基础上，划分了5种海南岛村庄类型，希望以此作为“因村制宜”的一个科学依据，助力海南岛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促进人地关系耦合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人文地理学的“情感转向”促使地缘政治研究对情感的关注，但目前还停留在以符号、文本和话语作为中介来理解分析情感的层面，难以在实践层面发挥更有效的价值。参照政治心理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被引入到对情感与政治活动关系分析的趋势，呼吁地缘政治研究在关注情感与环境、空间和地方的关系时重视地理学科的知识溢出，要回到情感生成机制本身的探讨上。本文基于学科交叉的视角，借鉴当前西方人文地理学对于心理地理学和神经地理学的讨论，建立起“意识-身体-环境”的情感地缘政治研究框架，以期进一步凸显情感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家是理解老年人生活方式移民的重要维度，对迁移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选取海南三亚为案例地，关注东北候鸟老人往返三亚和原居地的季节性生活方式移民，基于定性研究数据从3个层面探究他们的家感知和营造。① 候鸟老人对三亚的家认同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归属感又有疏离感，并通过日常休闲协商家感知的冲突。② 基于代际纽带的扩大的家在跨地方尺度的再生产持续地影响候鸟老人的异地生活实践和体验。③ 异地生活的居住条件、邻里关系、夫妻互助等影响以老年夫妇为核心的老人的家。本文贡献了综合视角分析老年生活方式移民的在地生活和家认同，同时深化了对健康导向的异地养老实践中老年人生活感知的认识。
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关联关系的协调，是保障跨境水安全与生态安全、维系流域国家地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通过系统梳理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关联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前沿进展，将研究层次划分为针对内部核心指标的关联关系研究、耦合外部关键指标的关联关系研究、未来不确定性引发的应对措施的关联关系研究以及考虑水利益共享的跨境合作研究。判识了当前定量评估方法的类型、特点和面临的挑战，从跨境流域现实需求的视角指出今后亟需重点关注的发展方向，即加强信息共享和数据挖掘、促进关联关系的耦合互馈机制研究、增强关联关系定量评估模型的开发和应用、深化关联关系未来不确定性的研究、推动多利益主体的互利互惠合作，以便更好地促进跨境流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更深层次的地缘合作。
从一体化视角出发针对不同的水文情境分析公共流域水资源调控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气候变化。文章采用DPSIR模型构建流域水资源系统分析框架，并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组从供需方面分析流域水资源系统的因果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文中简称澜湄流域）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流域现在和未来的水资源供需情况，结合不同水文情景进行仿真分析，分析其演化过程和调控机制。结果显示：不同水文情景下流域内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存在较大差异，结构性措施主要影响水资源的供给，非结构性措施主要影响水资源的需求。两种类型措施单独实施时都能够缓解流域内水资源短缺的压力，但对于较为极端的水文情景，流域未来仍会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当结构性措施和非结构性措施同时实施时，流域内水资源的供给具有较大韧性，即使在较为极端的水文条件下仍然能够调节流域的水资源供需平衡，有利于流域内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体化视角下澜湄流域在不同水文情境下水资源的调控效果，以及各种调控措施对水资源供需的影响，将为澜湄流域水资源系统调控的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
基于对23名陶瓷创客与10名地方精英的访谈，利用个体小故事与地方大故事结合的叙事分析方法，探索了创意阶层的在地成长过程及地方的培育作用。研究发现，陶瓷创客的创意阶层身份是动态发展的，他们在身份进阶不同阶段对创意能力与创意价值的提升有着显著的差异化诉求；陶溪川有效整合并丰富了景德镇城市尺度所拥有的发展性资源，结合陶瓷创客不同发展状态进行针对性的资源供给，高效地培育了创意阶层；经过陶瓷创客的不断实践，陶溪川与景德镇成为了创意阶层社会流动的理想平台，进而又吸引并留存了更多创意人才集聚，推动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发展的持续繁荣。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构建道路拓扑网络，通过水文过程模拟获取积水地图、通勤出行模拟获取道路车流量，选取3种中心性指标表征多降雨重现期下道路网络拓扑特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布规律拟合及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道路网络拓扑特征变化规律。结果发现：① 洪水事件对城市道路网络拓扑特征影响显著，50年一遇情景下，道路网络节点与连边数量分别减少20.29%和37.04%，超过80%的节点或连边的中心性指标值发生变化。② 洪水情景下道路网络中介中心性最大值及99%分位数有所提高、邻近中心性值有所下降，表明洪水事件使关键节点或连边在道路网络中的影响更加凸显，但节点或连边之间的联通程度受到破坏；中心性累积分布函数的尾部分布也证实了这一结论。③ 中心城区内关键道路及节点的分布随洪水强度增大呈现出向城市内部收缩的态势，具体表现为由城市二环线附近转移至一环线内沿江大道区域。在未来灾害管理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当重视对核心区域道路疏通管控工作，防止拥堵现象发生；同时，加强外围区域道路建设、提高道路排水性能及路网连通性也是降低洪涝灾害对城市道路网络影响的关键。
基于流域地貌熵和室内人工降雨条件下的9期人工模拟黄土小流域地貌演化DEM数据，从小流域、子流域和坡面与沟谷3个尺度开展流域地貌熵熵变量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室内黄土小流域地貌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人工降雨条件下的黄土地貌演化过程中，流域地貌熵的局部熵增过程是该区域黄土堆积或以黄土堆积为主的地貌演化过程；② 在时间上，该流域幼年期的熵变量变化速率大于壮年期的熵变速率，反映出其幼年期的黄土侵蚀速率快于壮年期的演化特征；③ 在空间上，坡面侵蚀具有在幼年期逐渐增强而在壮年期逐渐减弱的特点；沟谷侵蚀在黄土侵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幼年期以沟谷边缘侵蚀为主，壮年期以沟头侵蚀为主的演化特征；④ 黄土小流域具有位于下游的子流域侵蚀能力更强，位于主沟谷左右两侧相同位置的子流域侵蚀能力相近的演化特征。
本文利用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腹地和周边地区61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等观测数据，选取了通用的24种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了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增温趋势明显，不同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显著，并且空间差异较小。其中，气温极值指数显著上升，并且年极端低温的上升幅度最大。霜冻日数、冷昼日数等极端冷事件显著减少，夏日日数、暖昼日数等极端暖事件显著增加。②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降水指数的年际波动较大，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西部沙漠的年降水量以5.11 mm/10a的速率显著增加，一日最大降水量、强降水量等其他极端降水指数也显著增加。而东部沙地的极端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明显的干旱化趋势。③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变化幅度大多超过了北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陆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幅度。④ 北极涛动（AO）对东部沙地极端低温和极端冷事件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近几十年来东亚夏季风的减弱是导致东部沙地极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西部沙漠极端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M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