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融合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了“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粤港澳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分析框架，并以大湾区实施的重大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港珠澳大桥为例开展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① 交通组织、可达性提升和空间发展是地方政府跨体制交通规划的主要考量要素；② 高昂的交易费用和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的缺失是合作困境的成因；③ 促成跨体制合作的关键是提供一个融合市场和行政2种机制的正式的协调制度框架；④ 只有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动行政协调机制。在中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战略背景下，跨体制协调机制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非期望Super-SBM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国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以6.26%的年均增幅持续性改善，但距离有效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规模效率优化速率停滞，持续改进动力不足。② 全国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较落后”的阶梯状分布格局，东部、中部地区保持快速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缓步改善，仅有东北地区在2014年后出现严重下滑。③ 各省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效应日渐增强，当前正处于高水平集聚阶段，低水平集聚基本固化。④ 产业规模、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的提升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体制机制和能源强度抑制产业转型效率的改善，研发强度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促进作用，其他地区的科技转化驱动较弱。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 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 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 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从行为偏好视角来看，为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居民选择住房时通常优先考虑环境品质高或靠近高流动性城市公共中心的小区居住。这导致不同居住用地之上的居住活力产生差异，具有不同流动性强度的公共中心吸引居住活动集聚的能力也产生差异，进而影响城市居住用地利用效果。研究跳出传统根据人口静态分布配置居住用地的思路，从活力和流动性两个维度解读居民实际居住需求，并利用多源大数据和聚类分析、耦合模型、引力模型探讨居住用地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从活力维度分析，认为居住活力与用地承载力耦合关系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用地利用情况，活力偏高小区集中在老城及河西片区，外围片区活力整体偏低但也存在局部耦合现象；②从流动性维度分析，认为公共中心流动性对居民就近居住有较大影响，商业中心吸引效果趋同、能够提炼一般配比规模，而交通和文体中心吸引规律不明显。研究得到“以耦合度引导片区优化方向”和“以配比均值推算新增用地规模”两种居住用地优化路径。
健身场地精细空间认知是“体育强国”国家战略背景下破解健身场地空间分布不均匀、利用不充分等难题的关键。针对统计年鉴与问卷调查等数据难以有效地从精细空间尺度上揭示健身场地供需的空间特征，本文提出利用多源地理数据刻画城市健身场地需求与供给特征，借助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构建健身场地空间可达性评价模型，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测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性，从而实现精细空间尺度城市健身场地空间认知。本研究以长沙市为研究区，通过搜集该区域的健身场地分布数据、人口分布数据与相关影响等多源地理数据，分别从网格与街道尺度分析健身场地的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进而探讨了精细空间尺度上可达性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变异性，结果表明：① 长沙市健身场地资源分配空间不均衡较为明显。其中，芙蓉区整体的健身场地空间可达性较高，但是区域内供需失衡最为严重；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与天心区的可达性总体上较为接近，但是，不同区域内变异性存在较大差异；望城区可达性与变异性均是所有区域中最低的。② 场地密度与路网密度对健身场地可达性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作用，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场地密度与路网密度对健身场地可达性正向影响较大的街道分别位于芙蓉区与开福区，负向影响较大的街道均集中在岳麓区。研究为合理地健身场地空间布局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将损失最小化并寻求转型发展的能力，是乡村研究的前沿议题。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截至2022年1月28日的国内外乡村韧性(Rural Resilience)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梳理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前沿方向与趋势。研究发现：① 国外乡村韧性研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从基础概念、理论与实证延伸到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从多元视角揭示了不同压力冲击下的乡村韧性。② 国内乡村韧性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局限性，且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布局分散，关联性低。文章指出，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仿真模拟技术，揭示乡村系统演化规律、韧性阈值与短板因素，聚焦多重挑战影响下的乡村韧性能力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与综合性功能区域是促进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相关研究侧重于开发区的集聚、创新等经济领域，综合性研究较少且对于微观主体及影响因素关注不足。故基于多元数据，建构企业发展、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回归等方法研究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呈上升趋势但差距增大；② 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呈现空间分异，主城区高协同发展、主城区边缘协同但发展不足、外围区低协同发展；③ 主城区开发区面临土地资源不足及系统耦合下降问题，主城区边缘面临生活服务供给、科研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外围区面临土地利用率低、发展动力单一问题；④ 政策导向及开发区过度竞争形成的资源集聚是可持续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空间分异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⑤ 推进产城融合、完善开发区社会服务功能有利于提升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税收优惠则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转变开发区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注重开发区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协同建设，有助于实现开发区可持续发展。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① 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② 7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③ 居民高幸福感存在4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4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以贵州省从江县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加车村为研究对象，对加车村进行句法分析，并对村民、游客进行空间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加车村新核心占据着整合度高值区域，汇集人流的作用不断增强，旧核心则因特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功能保持着中心地位；高整合度的线性街巷，以及位于高整合度轴线附近的空间要素更容易为人们所认知；村寨全局整合度、局部整合度与空间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正向相关，村民的空间认知与全局整合度密切相关，而游客的空间认知则与局部整合度相关性更强。文章揭示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并利用意象图探讨空间形态对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影响。最后，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特征，从节点空间、街巷空间、空间界面3个方面，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保护框架，为传统村落空间继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2005—2022年马蜂窝旅行网数据，构建新疆各旅游要素间旅游者的关系矩阵，借助GN算法、空间级联系统和空间结构理论，探究旅游系统节点的角色定位、社团的组织模式以及层级结构。结果显示：① 旅游流网络层级的大、中、小尺度分别可用社团、节点、旅游相关活动表达。② 旅游流网络被社团探测算法识别为7个社团，社团内部有双向互动、共生效应、互补关系等类型，反映出旅游目的地不同的空间交互模式和网络中心化程度。③ 节点角色可划分为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次边缘节点、边缘节点4种类型，按空间特征将各社团组织模式分为单核心组合型、双核心组合型和多核心组合型，旅游流网络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各节点在网络中的角色定位明确。
以沿鲁运古镇街巷空间以及公共节点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离散数学图论和空间句法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拓扑分析软件Pajek和空间句法软件Depthmap，提取沿运古镇空间的拓扑结构及相关参数，通过所得的结构特征以及参数值解读分析沿运古镇聚落空间的饱和度层级，结合空间特征点要素以及空间特征进一步分析聚落空间发展演变的特征规律，并揭示其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运河水环境在沿运古镇空间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空间，其空间最初的发展演变主要集中于运河水环境空间发展；② 在沿运古镇空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水利技术、经济产业、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对空间发展演变均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③ 近现代以来，区域环境、社会文化以及陆路交通方式的转变，加之漕运废止，促使沿运古镇空间发展逐渐停滞，水环境空间的核心作用逐渐减弱，道路空间指向性发展逐渐明显。④ 水环境水利工程技术、经济产业技术、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以及运河文化等驱动因素对沿运古镇空间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研究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华光礁西部剖面为试验区，采用高分一号（GF-1）遥感影像及 “冰、云和陆地高程2号” （ICESat-2）星载激光测高数据，基于珊瑚礁地貌分带建模优选策略构建了试验区25 m以浅水深遥感反演模型，并将模型外推应用至西沙群岛有实地调查水深数据的珊瑚礁剖面研究区。建模结果显示，礁坡和深潟湖地貌采用波段比值二项式回归模型，礁坪、浅潟湖和点礁地貌均采用多波段比值回归模型，可以使得地貌单元内基于GF-1影像的水深遥感反演达到最优效果。模型反演水深数据与实地调查水深数据相关系数为0.95；实地调查水深数据与ICESat-2深水区数据综合验证结果显示，模型均方根误差为1.34 m，平均绝对误差为1.08 m，平均相对误差为17.10%。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地貌的主被动遥感水深反演模型显著改进了珊瑚礁区中分辨率遥感水深反演模型的精度，可为大范围珊瑚礁区高精度的水深反演提供方法支持。
本文选取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基于GEE（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应用PML_V2（2002―2017年）和NDVI（1990―2020年）数据集，利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对黄土高原长时间尺度植被变化影响下的蒸散发分量变化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黄土高原植被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植被变化总体以基本不变（31.2%）和轻微改善（59.4%）趋势为主，空间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小；② 2002―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蒸腾、冠层截留蒸发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土壤蒸发呈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③ NDVI的增加导致了土壤蒸发的降低（P<0.05），增加了植被蒸腾和冠层截留蒸发（P<0.05）。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定量阐释植被生长过程和季节变化对蒸散发分量的影响，对进一步理解植被变化与流域生态水文过程的互馈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以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域，通过识别气象干旱的三维连续时空体，剖析了1982—2018年夏秋季节气象干旱（SPEI）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与区域植被覆盖（NDVI）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基于空间聚类识别的黄土高原三维气象干旱事件与历史真实干旱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基本吻合；②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综合来看，黄土高原气象干旱发生区域NDVI往往会比同区域非干旱时期减少，且NDVI减少程度与气象干旱强度显著相关（R2=0.4389，P<0.05）；③ 从黄土高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耕地、草地和林地）对干旱事件响应关系来看，草地最易受干旱胁迫且对干旱强度的变化最敏感，抗旱性最差；而耕地在干旱强度较大的干旱事件中更易受到影响。本研究对科学合理地理解区域干旱的动态格局演变及阐明其对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基于2015—2019年地面监测PM2.5逐日时间序列数据，在信息流的视角下，采用大数据因果推断技术——转移熵方法，识别了中日韩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日韩大气污染存在复杂的空间交互影响，呈现出非常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特征，推动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成为中日韩三国在大气污染领域开展合作的迫切要求。② 中日韩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联系日益紧密，理论上样本城市两两之间存在着870个传导关系，2015—2019年，强传导关系数量由12个增加至23个，弱传导关系数量则由662个减少至625个。③ 中日韩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强度不断攀升，由2015年的6.12 bits提高至2019年的7.66 bits。国家间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是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到58.13%。
本文选取榆林市横山区柳树峁剖面，对其第3层黄土（L3）、第3层古土壤（S3）层位粒度数据进行分布特征分析和参数化端元分析，以此探讨沉积动力及其所代表的环境特征。结果表明：柳树峁剖面L3、S3层位粒度组成以粗粉砂（42.65%）和极细砂（32.40%）为主，中值粒径为47.11 μm。剖面L3、S3层粒度数据可分为4个端元：EM1组分（众数粒径7.42 μm）为大气中长期存在的、经过远距离携带搬运的细粒组分，EM2（众数粒径43.66 μm）和EM3（众数粒径76.43 μm）组分是由冬季风或沙尘暴所携带的近源组分，EM4（众数粒径161.20 μm）组分为风成沙，物源来自于北部的毛乌素沙地，该组分含量变化可作为指示强冬季风或强沙暴的替代性指标。柳树峁剖面记录了L3黄土沉积时期存在1个极冷期、2个冷期和1个较暖期，S3古土壤发育时期存在2个暖期和1个冷期。同时，剖面也记录了L3、S3层位沉积发育时期毛乌素沙地的两次扩张事件和两次收缩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