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 34 (1): 19-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1.19

Orginal Article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朱华友1, 王缉慈2

1.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The Form and Mechanism of Firms Deloc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ZHU Hua-you1, WANG Ji-ci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2.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4)01-0019-06

收稿日期: 2012-10-24

修回日期:  2013-03-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4-01-10

版权声明:  2014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1106)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朱华友(1967-),男,安徽枞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E-mail: zhu589@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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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关键词: 去地方化 ; 全球生产网络 ; 网络权力 ; 社会资本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localization and delocalization among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been alternately affect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ead to a wide range of social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ized regions. The delocalization among economic activities not only is the spatial transference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it also is the process of functional integration brought by the departure and recombination of firms supply chain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besides, it affects the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of localization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Nowadays, the research on firms delocalization mainly centraliz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however,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 is too poor to be adapted to realitie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few years, sorts of foreign trade and processing firms in costal area of China have been captured by global traders or brands, and as a result, it produces the phenomenon of delocalization passively which leads to a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a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refore, to research into the delocalizat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processing firms in costal area of Chin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ory and reality. On the basi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s,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tension force of network power and the stickiness of social capital are the main impetuses of firms deloc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forces above results in two different extents of dependence on the network power, namely in equal and in unequal, then lead to different forms of firms delocalization. Different forms of delocalization mak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firm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loc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different forms also produce differences between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 Finally, the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delocalization of China's costal foreign trade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reliminary interpret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 presents that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unequal dependence existing in the global network power can not be changed easily and properly, the firms in China’s costal foreign trade processing industries face the same questions: how they can take the positive and flexibl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that the firms are us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ow firms can finish the effective structure upgrading by using global connections to pass and absorb the knowledge in the global links and so on.

Keywords: delocalization ;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network power ;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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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友, 王缉慈.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J]. , 2014, 34(1): 19-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1.19

ZHU Hua-you, WANG Ji-ci. The Form and Mechanism of Firms Deloc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 19-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1.19

经济活动的空间地方化的重要原因,是集聚经济的存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各价值环节离散地分布于全球各地,实现了价值链的“片段化”[1],不同的价值环节在特定的地域又有高度地理集聚的特点[2],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地方化。地方化在产生集聚经济的同时,也形成了地方联系。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zation)交替在一起,影响着制造业的空间秩序。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对工业化地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表现为二战以来的制造业活动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这种转移形成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往往伴随着投资转移产生的“逐底竞争”,伴随着低工资、低税率和低环境限制,因而引起了较多的学术关注。

去地方化既是空间过程,即生产过程的完全或部分的转移现象[3],也是功能整合过程,即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4]。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相比,去地方化重视企业与地方的互动互赖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如对本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去地方化的表现形式有外包、分包和FDI等,但是又与它们在内涵上不同[3]。目前去地方化的研究主要在欧美,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研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去地方化对区际竞争力的影响[5-7]。二是去地方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8,9]。三是去地方化对区域社会的影响[8,10,11]

尽管欧美关于去地方化的文献较多,但是由于研究学科的差异,对去地方化的定义差别较大,有些甚至简单理解为生产活动的地理转移,导致对去地方化的情境特征未能得到很好的强调,这与去地方化概念的本意是不符的。其次,在研究中尽管运用全球生产网络的方法和理论,但是对于引起去地方化的网络权力结构与地方联系的关系少有分析,因而对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业转移特征解释力不够。目前中国关于企业去地方化的研究较少,这与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不符的。近年来,受国际贸易商或品牌商的影响,中国沿海一些外贸加工集群企业出现了逐订单而居的“俘获型”转移,对地方生产网络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去地方化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首先研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作用机理,其次研究在此机理作用下的企业去地方化的不同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去地方化对地方集聚经济和生产网络的影响,最后对中国沿海地区企业去地方化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

1 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去地方化的作用力

全球生产网络是指产品的生产活动涉及到2个以上国家的企业,这些企业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的生产网络[12]。从本质意义上说,全球生产网络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所推动的一种独特组织创新,一经产生,就被作为有效的产业组织模式,在某些方面逐渐演变为取代传统跨国公司战略的一种重要途径[13]。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促使发包企业和承包供应商的功能及地位分化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及关键资源的差别。跨国公司拥有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占据生产网络上的高附加值的战略性生产环节,成为领导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理解为跨国公司控制下的一种国际价值增值活动的区位选择,与一般的区位选择的动力不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发挥着去地方化的拉力作用。

1.1 企业去地方化的拉力:网络权力

网络权力是指在特定的企业网络中,一个企业动员或驱使其他企业实现自身意愿,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能力[14],表现在企业经济行为中对其他关联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网络权力具体分为强制权、奖赏权、参照权、专家权、法定权5种[15]。生产网络的权力通过价值链体现出来。Gereffi等[16]依照生产网络中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将生产网络治理模式主要分为3种,即模块型(Modular Chain)、关系型(Relational Chain)、领导型(Captive Chain)。处于模块型价值链中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与领导厂商的权力不对称程度较低,资产专用性水平和退出成本不高,具有较强的适应市场的能力,因此其本身在抵制产业转移众多驱动因素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空间转移能力,能够快速融入新兴市场和新的价值链中。关系型价值链多是小企业的集聚,具有规模生产能力和相对较高的市场适应能力,可以选择跟进转移或重新建立生产联系,集群整体转移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领导型价值链中的交易双方权力地位极不平等,市场适应能力和空间转移能力悬殊,下级厂商在领导厂商发生空间位置的转移之后,可能产生“俘获型”转移。

网络权力通过价值链在企业间传译,不仅意味着价值如何在不同企业间分配[17],而且意味着其经济空间属性如何通过领导公司的价值链治理表现出来。因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转移时,需考虑自身与母地生产网络或投资地生产网络的依存关系,网络权力关系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1.2 企业去地方化的粘性:社会资本

全球生产网络将全球商品链和地方化产业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地方联系。包括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其中经济联系包括企业的后向和前向联系,往往通过本地产业链表现出来。社会联系主要是社会资本。Nahapiet和Ghoshal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和来自于个体或社会单元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并且能够通过这种关系网络提供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18]。具体表现为处于企业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交往、合作所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相互信任、共享规范、行为范式和规则体系[19]。与经济联系相比,社会资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个体不可携带性和不可完全复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地域特点相关。如20世纪80年代,上海服装业转移的地点选择宁波的奉化和鄞州,而没有选择具备同样区位条件甚至距离更近的嘉兴、吴江等周边区域,主要是由于两地之间社会关系嵌入的直接影响 [20]。东莞有些台资企业由于不满意东莞当地的治安和人才局限,迁移到长三角,但是后来又迁移回东莞了。原因是迁移出去后,企业原来嵌入在东莞本地的产业链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断了,社会资本消失了[21]。因此,从生产网络的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在企业去地方化的粘性因素中显得更加重要。

2 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去地方化形式

企业去地方化是体现了以企业为主体、寻获并合理配置全球资源、整合区域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和愿望。一般情况下,企业区域转移的推动力主要是影响利润的生产成本和商业环境,其粘性主要是转移产生的固定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在全球生产网络情境中,企业转移的机理发生变化,网络权力在企业转移过程中起着拉力作用,社会资本成为粘性因素。社会资本体现了企业去地方化的社会内涵,网络权力体现了互动性,二者所具有的地方特性则共同体现了地理性[22]。并且处于关系和制度安排下的去地方化,因网络权力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2.1 网络权力对等关系下企业去地方化

在权力对等关系下,跨国公司与地方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高,而且跨国公司在专用性资产上所做的投资也较高,跨国公司不拥有足够的网络主控权来强制原有成员一同转移,这时候起作用的主要是地方联系。如果跨国公司单独转移,其沉没成本很高,这时候社会资本是粘性因素,对地方供应商来说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和供应商是否一起转移,取决于它们转移决策的目标是否一致。如果目标一致,则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并且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发生改变,由原来的粘性因素变为促进转移的润滑剂,促使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一起转移(图1)。但是,这种对等依赖关系比较少见,大多数情况下跨国公司和供应商的关系都是不对等依赖关系类型的。因此,供应商之间的抱团合作非常重要。

图1   网络权力对等作用下的企业去地方化

Fig.1   Firms' de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 network powers of peer-to-peer

2.2 网络权力不对等依赖下企业去地方化

在不对等依赖关系下,跨国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网络主控权,使用强制性等方式和手段,要求网络成员一起转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其在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克服“社会关系粘性”,在迁入地“复制”生产网络的同时,再造母地的“社会根植性”[14],继而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或类似社会背景的生产网络向投资地集聚。比如20世纪90年代,台资企业从台湾转移到东莞,先是几家大企业转移到东莞,最后带动了台湾的整个电脑配件的产业链转移到东莞,将在台湾的电脑配件产业链中的社会资本一起转移过来了。

一些依靠跨国公司订单生存的“俘获型”供应商,在跨国公司发生空间位置的转移之后,由于网络权力的作用,可能脱离社会资本,依附于跨国公司跟进转移。一些企业受到全球贸易商和品牌商的控制,逐订单而居,开始了“被俘获”型转移。如东莞鞋业集群企业在巴西派诺蒙公司的操纵下,从东莞厚街镇到成都武侯区再到四川崇州市[4],东莞家具业集群企业在台资企业台升国际集团的引导下,从东莞大岭山向浙江嘉善转移。

供应商也可能由于不符合跨国公司重新整合价值链的目标决策而留在本地,面临生产中断和企业绩效的下降(图2)。如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阿迪达斯企业准备从中国迁往东南亚,重新整合生产环节,清理中国代工商[23],阿迪达斯将终止与一些代工厂的合作。由于长期依靠订单生存,一些代工商明显缺乏升级的能力和心理准备。是跟随转移还是就地转型,对代工商来说是严峻的挑战。

图2   网络权力不对等作用下的企业去地方化

Fig.2   Firms' de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 network powers of asymmetries

2.3 企业去地方化模型解析

假设1:产业集群内只有一个跨国公司,集群内所有的供应商都处在同一层级上。

假设2:跨国公司和供应商都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假设3:双方的产业转移过程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下进行,且每个企业可根据其他成员的策略选择,考虑在自身群体中的相对适应性来选择和调整各自的策略。

π1 和 π2 分别为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在未发生产业转移状态下的收益,π1≠π2 ,且均≧0;C1和C2分别为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且均≥0;Δπ为因产业转移而带来的超额收益,且均≥0,α 为跨国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分配系数,α∈[0,1]。则 2×2 非对称博弈支付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1   跨国公司和供应商非对称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Table 1   Payoff matrix of asymmetric evolutionary game betwe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upplies

跨国公司
转移不转移
供应商转移A1, B1A2, B2
不转移A3, B3A4, B4

注:(Ai, Bi)为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在不同选择决策下的支付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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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对供应商具有治理权,因此如果跨国公司不转移,则供应商也不转移,则(A2, B2)的情况不会发生。下面讨论另外3种支付函数。

(1) 当(A1, B1)时,意味着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同时转移,形成的机理有2种:一种是跨国公司与地方供应商之间网络权力对等,双方转移的目标一致;另一种是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网络主控权,使网络成员一起转移。这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转移收益为A1=π1 + αΔπ-C1;对于供应商而言,其转移收益B12 +(1Δπ-C2。

(2) 当(A3, B3)时,意味着跨国公司转移,而供应商不转移。形成的机理是在网络权力不对等情况下,跨国公司出于战略决策的需要,寻找新的生产网络节点,而供应商继续留在本地。这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转移收益A31+αΔπ-C1=A1,对于供应商而言,B32<B1。

(3) 当(A4, B4)时,意味着跨国公司不转移,供应商也不转移。形成的机理是在权力对等关系下,跨国公司与地方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高,如果转移,则由于社会资本粘性产生的成本会很高。这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A41;对于供应商而言,B42。

3 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去地方化影响

3.1 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企业转移后的经济绩效可以对空间盈利边际(Spatial Margin to Profitability)理论[24]进行拓展来进行解释。假设跨国公司和供应商的空间成本曲线变化相同,在权力不对等依赖关系中,由于跨国公司具有网络治理权,可以通过整合产业链来提升利润,故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空间收入曲线上升,空间转移的结果是收益增加;对供应商而言,由于权力的依附关系跟随跨国公司转移,转移过程中空间收入曲线下降,结果是收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供应商的经济绩效降低了,但是跨国公司的绩效明显上升,因此企业集体转移也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降低地方集聚经济效应。在权力对等关系下,跨国公司和供应商的空间决策目标一致,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发展条件的变化一起转移,他们的盈利空间曲线发生相同的变化,并且转移后所有企业的经济绩效都获得提升,因此促进了地方集聚经济效应。

3.2 对地方生产网络影响

跨国公司和供应商集体转移,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中断,表现为本地供应链的前向联系或后向联系缺失,中间产品的供应不足,企业不得不到外部寻找交易对象,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如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部分国家地区由于大量台资企业的整体转移,出现当地产业网络整体规模停滞不前甚至衰落的现象。同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基于社会资本的关系信任可能被破坏。

出于企业战略的考虑,跨国公司主动放弃原有的生产环节,结束与本地供应商的关系,通过去地方化寻找新的生产网络节点,而供应商继续留在本地。结果可能导致地方生产网络的无序或中断。如耐克、阿迪等国际鞋业品牌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撤退[25],本地供应商要么转型,要么经济绩效下降或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生产网络面临重组的压力,当然也可能是创新的动力。

4 结论与思考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是企业去地方化的拉力,地方联系则是企业去地方化的粘性因素,两者共同作用产生了企业去地方化。受到网络权力不对等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去地方化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对集聚经济和地方生产网络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企业去地方化问题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全球外包活动的深刻影响,中国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外贸加工集群。资料显示,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70%的纺织业、80%的服装制造业和90%以上的加工贸易[26]。这类集群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通过依托 OEM方式所建立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迁移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在生产网络上表现出“低关联、高外向度”的特点,典型代表为广东深圳、东莞、江苏昆山等电子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27,28]。近几年来,中国沿海一些外贸加工集群受国际贸易商或品牌商的影响,出现了“俘获型”转移。应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中国外贸加工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企业逐订单而居的必然结果。

国际上一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如巴西的鞋业和土尔其的服装产业中都出现了买主与供应商关系从不对等依赖关系向对等依赖关系转变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美资和日资企业投资台湾,后来由于成本压力继续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但是这一波的转移并没有遗弃台湾,台湾反而实现了在地升级,并成功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在当今电子信息业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台湾稳居“半边陲”的位置[22]。但是,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而言,在当前全球生产网络权力不对等依赖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如何采用积极灵活的方式应对跨国公司对企业的利用与控制,提升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能力的专有性和跨国企业能力的专用性,如何利用全球联系在知识传递与吸纳中实现有效的结构升级等,是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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